四、关于教学改革，学校不同层面的侧重面不同

我认为，教学改革有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层面，分别对应着学校校长、院长和教师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一）校长要有理念。

第一，在理念上，要把重视教学、重视学生成为全校的共识。

例如，陈骏校长在校内反复强调：“不懂本科教育的校长不是好校长，不重视本科教育的院长不是好院长。”他说，刚开始当校长的时候，收到很多老师、同学给他写的信，建议重视本科教育。到现在很少有人再跟他提重视本科教育了，因为老师、学生看到校长是真心实意重视本科教育的，再重视他们就快吃不消了。这样一来，大家慢慢地就重视起本科教育来。

又如，谢和平校长在他的报告里提到，2003年他初到川大工作时，经过调查发现，每年学校都约有10%的学生不能按时毕业。他认为，作为大学的管理者、大学的教育者，对被教育者承担着责任，就应该把学生教好——使优秀的学生更加优秀，使缺乏自制力、学习困难的学生也能取得进步、成为优秀。这些年来，经过全校上下共同努力，目前，川大不能按时毕业学生的比例已经降到了6%左右，最终的目标是把不能按时毕业学生的比例降到3%。

第二，在政策上，加强对教学工作的引导和支持。

例如，复旦大学在校内一改以往对教师考核和评价的标准，从关注代表性著作向关注代表性成果转变。所谓代表性成果，既可以是论文、专利、社会服务，也可以是教学工作。

又如，浙大设立了优质教学奖，以表彰教学质量优秀和课程建设改革成绩突出的教师。有一年的获奖候选人里有一位院士和一位普通教师，教学工作都非常突出，学校权衡再三，决定将优质教学奖颁给普通教师，以鼓励更多的教师关注教学。

再如，我从媒体上了解到，中南大学出台了一项新的规定：“副教授、教授必须上讲台，青年讲师不许上讲台。”同时，把90%的绩效津贴分配给教学岗位，目的是推动教授回归讲台。张尧学校长认为，“教授要把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带到课堂，让学生享受最优质的教学资源。”

（二）推动教学改革的关键在于院长。

第一，只有院长行动起来，教学改革才能真正推动下去。

教学改革关键在于院系。我认为，教学工作需要学院的一把手来关注，而不仅仅是教学副院长的事。因此，教学改革，需要得到学院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学院的院长要动起来。王守仁说，作为院长，很认同南大提出的“三三制”教学改革。我认为，只有学校和学院达成共识的教学改革政策，才能够真正得以贯彻。这也是我在这本访谈录中主要以学院院长为访谈对象的重要原因。只有一流的院长，才会有一流的队伍、一流的研究和一流的教学。

在访谈中，饶毅根据自己的经历，直言他所建议的教学改革的所有步骤，北大校方都同意了。而且，他认为，教学改革的阻力，不在教育部，也不在学校，关键是看院长是否负责任地做这件事。

陈十一也提出，大学的根基在院系，国际合作的根本也在院系。在北大工学院，实行院长负责制，学校先挑院长，再由院长挑副院长，由院长来组阁。陈十一认为，像北大工学院这种新建学院，没有一个很强内在驱动力的院长是做不出来的。某种意义上，院长决定学院文化。

关于学院院长的职责，施一公认为，学院的院长不需要事无巨细地管行政。院长与行政人员的关系是Leader understands what to do, and administrator knows how to do（领导知道做什么，行政人员知道怎么做）。作为院长，他只管学术。他发现，在中国，把“教授治校”当成是教授来管具体的财政、设备等，这其实是一种形式主义。他是做生物研究的科学家，他只懂他的领域。所以，行政工作一定要专人去管，这种职业化的行政管理叫“行政治校”。田国强认为，院长无为而治的前提是拥有可行的规则和可靠的团队。他在经济学院行政工作中，非常注意信息对称，尽可能做到开诚布公。

作为院长，胡舒立认为，“院长要用开放心态办学，接受不同学科。”在传播与设计学院，把新闻传播学作为一个主干学科，同时也要有开放的态度来接受不同的学科。南志标提出，院长一是要有服务意识；二是要知道学科如何发展。这两点都很重要，缺一不可。钱颖一总结，“推动教育改革，院长必须是思想的引领者，同时又是行动者、执行者。”

第二，发挥学院和院长作用的关键是在落实院校两级管理的过程中将重心下移。

柯杨提出，在推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院长要亲自抓教学，但是光杆司令一个也不行。在任期间，她和她的管理团队几乎推动了医学部全部课程的改革。总结经验，她认为，“这是因为我作为医学院院长，手上有资源可以调配。”

我认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很重要一条是建立校院两级管理制度。我特别欣赏张杰校长从“校办院”向“院办校”转变的治校理念。用他的话来说，上海交大的优势是集团作战，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要将学校这一台大的发动机变成三十几个小的发动机，共同推进学校的发展。

在处理大学和学院关系方面，大学要放权给学院，并给学院以充分的支持。

施一公认为，大学自主权有两个层面：大学和学院。自主权下放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把办学自主权下放给大学，二是大学要把一些自主权下放给院系。

例如，林建华校长在重庆大学设立了几个学部，相当于学校的一个派出机构。他说：“学部设立的目的，不是从学院收权，而是从学校放权。”他们把发展性的事务，包括队伍建设、学科调整、规划、教育改革等，放权给学部来管。

又如，陈十一回顾，他做了北大工学院院长八年，学校一直支持，而且他挑选的副院长，学校没有否认过，这对学院的工作比较重要。

再如，钱颖一在经管学院进行通识教育改革，但他认为，仅在一个学院中推动改革，有时成本会很高。特别是通识教育，如果由一个学院做，是非常不经济的。

田国强认为，在学校层面还不成熟的前提下，应该鼓励院系基层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作为学校，对于得到实践检验的院系改革经验，应该在全校层面推广。

（三）课程改革的关键在于教师。

第一，明确教师在教育方面的责任。

学校提供给学生的产品是课程。在课堂上，应该以教师为主，而不仅仅是设一门课在那里。这与我们强调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并不矛盾。正是因为尊重学生，做到因材施教，才需要教师发挥主动性。谢和平校长就提到，现在我们个别老师觉得，只要把课讲得很好，学生学好还是学不好、考试及格还是不及格，都是学生自己的事，而没有从教育的责任的角度出发，反思自己有没有教书育人，更多去寻找自己的责任。

第二，老师对待教学的态度影响学生对于学习的态度。

我认为，教师对待教学和学生的态度是考核不出来的。汪劲松校长认为，关键看教师骨子里对教学是什么态度，是把它作为一个谋生的手段、混日子的饭碗，还是把它作为骨子里的爱好？态度不一样，教学的效果当然也不一样。柯杨也提到，对于医学生而言，老师的榜样作用体现得最明显。在校时，老师怎么对待学生，这些学生以后走上社会，就会怎样对待病人。

特别对于“两课”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点的传授，更重要的是教师的示范作用。与此类似的是大学辅导员队伍，其职责不能简单看作是对学生进行管理，更多的应该强调对学生的引导、示范和服务。

每一个教师都有育人的责任，学院的院长作为教师的代表，除了管理方面的工作，在育人上也应该起到表率作用。在整个访谈的过程中，我看到很多优秀的院长，他们在人才培养方面都是亲力亲为。比方说，田国强认为，学生工作是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不能仅仅靠辅导员，他自己经常给学生做报告，还把自己的感情经历讲给学生听。陈国强提出，院长要做好学生导师，不仅仅是科研导师，更是人生导师。他经常通过博客与学生交流，鼓励学生树立信念，被称为“信念院长”。潘建伟提到，别人说是“先爱大的，再爱小的”，而他的观点和别人不一样，是“先爱我自己，再爱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母校以及我的国家。”只要有机会，就给留学海外的学生打电话、发短信谈心，像老太婆念经，增强学生的归属感，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南志标针对农学人才培养的特殊性和学生不愿意读农科的现状，作为院长，亲自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去影响学生，感化学生。

第三，学校要制定政策，更好地引导、帮助教师成长。

陈道蓄把教师分为四类：第一类老师愿意花时间在教学和学生身上的；第二类老师的能力很强，但科研黄金期过去了，又想出类拔萃，有所作为；第三类老师把教学任务按最低要求完成，重心主要在科研上，这一类老师现在是多数。第四类老师连底线都没有，纵容学生。他认为，学校政策主要应该引导第二类，树立一些典型出来并且把底线维持好。

教师是一个职业，需要经过严格的职业训练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胡舒立认为，并不是从行业实践出身的天然就能当教师，名记者在新闻学院不一定就是好老师。针对教师职业训练的问题，复旦大学专门成立教师发展中心，针对青年教师表达能力较弱的特点，通过教老师如何做PPT等，提升他们的讲课能力，帮助教师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为了更好地帮助年轻教师成长，上海交通大学还针对现有的人才成长阶梯间距比较大的问题，设计了“校内人才梯队”，相当于在国家的人才成长阶梯的两个台阶之间再加一个台阶。

其实，对于人才培养的问题，社会上一直有着很多期待和评价。我也请陈春声专门评价最近这几十年来中国高等院校的整体教育质量。他认为，首先要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栋梁之才是中国的大学培养出来的，不能因为缺少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片面做出否定。用他的话说，“不能以小概率事件作为整体制度改革立论的依据。”汪劲松校长也认为：“产生牛顿、爱因斯坦的特定历史时期已不存在，科学发展到现在，重大成果大都需要学科综合，单靠个人的力量已经不可能完成一个新的跨越了。这个年代出不了像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大师，因为彼大师非此大师。”我认同这样的观点，其实“大师”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以掌握知识为标志，随着知识越来越细化，这样的大师很难再出现了。而且，我认为，大学的本质是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作为大学，也不应该为培养某一奖项的得主投入大学所有的精力，大学应该为培养所有人服务。

面对社会对大学的期待，陈春声认为，教育是一个很容易遭到批评、永远没有办法让所有人满意的领域，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许多人很容易引用美国的例子来批评中国的大学，但是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高等教育，也是从来就没有满意过。可以说，对教育的不满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常态”，教育是为社会进步、为人类的明天培养人才的，一定要有前瞻性，对教育的不满可视为社会充满进步动力的标志。

虽然本书的目的是呼吁大学的管理者、教师、行政人员更加重视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工作，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大学的管理者更不宜妄自菲薄。回归大学的根本，绝不意味着对现在所走道路的怀疑、徘徊甚至是后退，而是坚信中国的大学同样可以培养出优秀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