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结语

我们还记得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和制造的区分。今天，我们可以这样刻画这种区分：在制造活动中，我们把所对待的物事充分客体化，把它们作为纯粹客体来对待，这时，我们完全采用目的与手段的框架，制造的目的落到制造的技术手段之外，而“为什么”制造与对象本身无关，完全是我们的事情。实践活动则是牵涉人与社会的活动，因此，实践活动的目的始终与它所涉及的对象交织在一起，无法完全独立于实践活动本身加以界定，在极端情况下，“良好的实践本身就是目的”。回想海德格尔的Besorgen，其“为何之故”从来不在于操劳过程本身，而在于此在自己；就此而言，它刻画的与其说是实践，不如说是制造。

当然，本文对实践与制造的区分，尤其对物理学类型之知和伦理学—政治学之知的区分，也并不完全取自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那个时代，即使是物理学类型的研究，其客体化程度也还远不充分。如上文提到，希腊天学不曾完全脱开人事的含蕴，会把天球的圆形轨道与人在实践活动中通过自制求取圆满连在一起讨论。亚里士多德更不会想到他所称的“理论科学”会这么广泛地应用于制造。不过，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不是完全着眼于效用来从事研究和探索。物理学并非只在意能否应用于制造，伦理学也并非只在意教人为善。它们始终包含着为真知本身而求真知的维度。也许，今人不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把求真本身视作最高的善好，但志在求真的生活却仍是良好生活之一途。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