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比勒语言哲学文集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译者序

一 卡尔·比勒生平本节资料取自:(1)Thomas Schreiber. Karl Bühler. Sein Leben und Werk. Diss. Universität Würzburg,2009.(2)Achim Eschbach(Hrsg.). Karl Bühler. Schriften zur Sprachtheorie. Tübingen: Mohr Siebeck,2012.

卡尔·比勒(Karl Bühler)(1879—1963)是语言心理学家、语言哲学家,德国思维心理学维尔茨堡学派的领袖,格式塔心理学的重要代表。

1879年5月27日,卡尔·比勒出生于海德堡附近麦克斯海姆的一户农家,是家里四个孩子中的老大。因家境关系,他小学只能就读于平民的公立学校和市立学校,在当地神父的帮助下才得以完成高中学习。1898年7月,卡尔以平均1分的优异成绩高中毕业。

卡尔·比勒聪颖好学,兴趣十分广泛,本来计划在大学学习神学,但后来放弃了这一计划,来到布莱斯高的弗莱堡大学,准备学习数学,却再次改变计划,师从医学名家约翰·冯·克里斯(Johannes von Kries)教授学习医学,同时选修哲学大家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的哲学课程,1903年以《颜色的生理学感知》为题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比勒怀着对心理学的热爱转往斯特拉斯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师从本诺·埃尔德曼(Benno Erdmann)和卡尔·斯通普夫(Carl Stumpf)学习哲学,主要研究经院派道德哲学家亨利·霍姆(Henry Home),并于1904年11月5日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以《亨利·霍姆研究》(Studien über Henry Home)的毕业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斯通普夫和埃尔德曼都是当时研究感知问题的哲学大家,对比勒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期间,比勒曾在冯·克里斯的生理学研究所兼职,开展对神经问题的研究,还短期在航海轮船上担任过医生。1904—1905年冬季,比勒在柏林心理学研究所工作,1905年夏季曾赴波恩聆听埃尔德曼的讲座。他一直醉心于思维心理学的研究,1905年秋天受到著名心理学家奥斯瓦尔德·屈尔佩(Oswald Külpe)的邀请如愿来到德国思维心理学重镇维尔茨堡大学,从1906年10月初起在心理学研究所担任屈尔佩的助手。

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是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是当时德国乃至世界公认的大家,屈尔佩是他的门生,同样赫赫有名,“维尔茨堡学派”(Würzburger Schule)在学界名声大噪,比勒被选为助手意义非凡。期间,比勒于1907年完成了教授资格论文,题为《思维过程心理学的现状和问题》(Tatsachen und Probleme einer Psychologie der Denkvorgänge),该文是思维心理学实验研究的一部力作,于1907年和1908年分两部分在《心理学档案杂志》(Zeitschrift Archiv für die gesamte Psychologie)上发表。这部著作不仅使比勒获得了编外讲师资格,而且更重要的是,引发了一场与威廉·冯特的激烈争论,即德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冯特——比勒之争”(Bühler-Wundt-Kontroverse)。冯特是德国思维心理学的泰斗,所以,这场争论对于比勒意义巨大,使他一夜成名,而《思维过程心理学的现状和问题》随之也成为维尔茨堡学派的纲领性文献。屈尔佩思维心理学维尔茨堡学派被誉为“20世纪以来的一个国际品牌”,比勒作为该学派的一员干将,得以巩固自己的学术地位。

1909年比勒跟随屈尔佩转职到波恩大学,后于1913年随师至慕尼黑大学任职。在波恩和慕尼黑,他们很快建立起心理学实验室,深入开展思维心理学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比勒曾以上尉军医的身份在西线部队服役,1915年屈尔佩在野战医院因罹患传染病去世,比勒随即返回大学并接替了屈尔佩的教席,同时继续在野战医院开展对大脑损伤患者的治疗,由此获得的生理学认识为日后在维也纳从事失语症研究提供了基础。

一战期间,比勒在慕尼黑结识了夏洛特·马拉科夫斯基(Charlotte Malachowski)。夏洛特当时受斯通普夫举荐,来到慕尼黑屈尔佩门下攻读思维心理学博士学位,屈尔佩逝世之后,比勒接任导师之职。1916年4月4日,比勒在柏林迎娶夏洛特为妻,1917年诞下女儿英格博格(Ingeborg),1919年又添儿子罗尔夫(Rolf)。

夏洛特·马拉科夫斯基1893年12月20日出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母亲萝丝(Rose)兴趣广泛,热爱历史和考古,掌握多种语言,见多识广,虽因时代所限,女子不入大学,但完全称得上知性才女,且高傲严苛。父亲赫尔曼(Hermann)是柏林赫赫有名的建筑师,幽默风趣,结交广泛。与大多数犹太家庭一样,马拉科夫斯基一家也信奉新教,这并没有多少宗教信仰的意涵,而只不过是外来族群接受同化的一种表达。在当时的德国,他们虽然信奉基督教,却仍被视为犹太人,这为卡尔·比勒日后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高中毕业之后,夏洛特于1913年开始在布莱斯高的弗莱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1918年在慕尼黑大学完成博士论文《论思想的起源:关于思维心理学的实验研究》(Über Gedankenentstehung:Experimentelle Untersuchungen zur Denkpsychologie),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随夫来到德累斯顿工业大学(TH Dresden),继续从事儿童心理学和青年心理学研究。1920年她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并在萨克森获得一个教席,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儿童心理学家。

比勒夫妇的婚姻关系并不和谐,多有蹉跎,甚至在1930年代一度达到离婚的边缘。究其根源,一方面,夏洛特是美丽才女,心气高昂,长时间生活在作为学界名流的丈夫的阴影之下,不为学界认可,难免产生心理压抑。在维也纳期间,夏洛特从未获得教授之职,只是受聘于丈夫的研究所,最后才获得了一个特设教授的职位。另一方面,比勒夫妇二人的学术思想存在巨大分歧。在《心理学的危机》中,比勒对美国行为主义给予猛烈抨击,同时也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存在激烈冲突。相反,夏洛特1920年代访学美国,对行为主义心向往之,欣然将其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此外,她也是维也纳心理分析学派的活跃分子。再者,比勒夫妇不仅年龄相差14岁,性格上也有很大差异。比勒的行为举止体现出19世纪德国典型的学究和绅士风范,优雅之中透着威严,且颇具大男子主义,这从他那鲜明的巴洛克文风、在研究所斯文严谨的领导作风可见一斑;而夏洛特美丽开朗,思想前卫,乐于交际,堪称维也纳名流。况且比勒出身贫寒,而夏洛特则是来自帝国首都柏林的大家闺秀。凡此种种,加大了比勒夫妻关系磨合的困难。作为比勒夫妇婚姻关系的佐证,比勒研究专家阿希姆·艾施巴赫(Achim Eschbach)曾提到夏洛特在维也纳时期的绯闻。

1918年,比勒受聘为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副教授。1922年,他接受维也纳大学的聘请,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组建心理学研究所,同时承担维也纳师范学院的教学工作。1921—1927年,比勒担任德国心理学学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Psychologie)秘书,自1928年起出任学会主席,主办了1929年维也纳第11届和1931年汉堡第12届国际心理学大会,直到1933年纳粹时期因妻子夏洛特的犹太血统而被迫退出学会。在国际学界,比勒俨然成为德国心理学学会的化身,享有“比勒学派”之誉。

纳粹统治之前很长一个时期,比勒一直是德国心理学的核心人物,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尤其为美国学界所青睐。1927—1929年,他先后三次收到美国大学的客座教授聘书,但三次都拒绝前往。1927年,他接受俄亥俄威顿堡学院(Wittenberg College)授予的法学荣誉博士学位。1930年,他婉拒了哈佛大学和福特汉姆大学的聘请,1937年再次婉拒来自美国大学的聘请。1927—1928年比勒在美国访学一年,被斯坦福、约翰·霍普金斯、哈佛、芝加哥等多所知名大学聘为客座教授。但他不为所动,坚守在维也纳的研究。不过,1930年婉拒哈佛大学的聘任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否则,他后来的学术道路可能非常不同。

很多事实都说明比勒当时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当年柏林大学招聘斯通普夫的继任者,比勒在应聘者中排名第二,呼声很高,同时,格拉茨大学也力邀他加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比勒参加1921年维也纳大学的招聘,当时激烈的竞争非同寻常,而比勒仍然能够过关斩将,成功获聘。当时招聘委员会的赖宁格尔教授(Reininger)写有如下评语:“我们需要一位全能的心理学家,而比勒正是这样的人选,他成功地开辟了心理学研究的新领域,开创了全新的方法。他工作热情饱满,方法灵活,一定能够通过实验的方法推进心理学棘手难题的解决。录用他无疑将是一个巨大的收获。”

1922—1938年,比勒以心理学教授身份任职于维也纳大学,领导该校的心理学研究所。在维也纳,比勒获得了优越的实验心理学研究条件,包括高水准的心理学实验室、学术报告厅、练习室,甚至拥有一座图书馆。在维也纳任职的16年是比勒学术生涯的辉煌期,此时的比勒在学术界异常活跃,参加了众多的学术组织,如“维也纳教育学会”(Wiener pädagogische Gesellschaft)、“维也纳社会学学会”(Soziologische Gesellschaft in Wien)、“文化学学会”(Kulturwissenschaftliche Gesellschaft)、“精密科学领域外国学者讲学委员会”(Komitee zur Veranstaltung von Gastvorträgen ausländischer Gelehrter der exakten Wissenschaften)、“奥地利科学院”(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学术研讨小组”(Seminaris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奥地利文化协会”(Österreichische Kulturbund)、“国际学者联盟”(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Unions Intellectuelles)。1922—1938年,比勒指导了来自世界各地大量的博士研究生。在维也纳,他的心理学讲座开始在小教室上课,却很快改在最大的报告厅,听众多过千人。当时在维也纳并存三大学派:弗洛伊德学派、阿德勒学派和比勒学派,足见比勒学术地位之高。

经过长期的实验研究和资料积累,比勒的理论构思臻于成熟。1922年,他将研究重心由实验室转向书斋,潜心于语言理论三部曲的创作:语言的描述理论、表达理论和感召理论。《表达理论》(Ausdruckstheorie)和《语言理论——语言的描述功能》(Sprachtheorie. Die Darstellungsfunktion der Sprache.)相继于1933年和1934年出版,按照既定计划,他应该在完成“感召理论”之后进而提出自己的普通符号学理论体系,建立一种“人文科学逻辑学”(Logik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正值学术辉煌,却不料黑暗突然降临。1938年,德国纳粹吞并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心理学研究所自然在劫难逃。妻子夏洛特因犹太血统而受到迫害,比勒也因拒绝与她离婚而招致连坐。1938年3月末,比勒被捕。当时其妻正在奥斯陆访学,通过诸多外交途径的努力,比勒被监禁六周之后得以重获自由。他的获释没有履行任何文字程序,于是他的入狱也就成为一个不明不白、没有“说法”的事件,对此,比勒在1938年5月所写的一份个人履历中,将自己被捕入狱归咎于“错误的告发”(irrtümliche Anzeige)。获释当年10月,比勒携女儿投奔妻子,一家人在挪威获得政治庇护。在挪威,夏洛特一度被聘为奥斯陆大学的教授,而比勒则自1938年5月起被迫退休。虽然退休令于1939年初撤销,被纳粹没收的家产却是一去不返,其中包括比勒珍爱的藏书。1940年5月,纳粹侵袭挪威前夕,比勒受聘前往美国,夏洛特也得以搭乘纳粹占领之前的最后一班飞机逃往英国,投奔正在那里就学的儿子罗尔夫,之后也接受了伯克利的教授职位去往美国。1940年,比勒夫妇加入美国国籍。在美国,比勒曾经在多所大学担任教授。

1945年,罗尔夫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工学博士学位,比勒夫妇随之迁往加州。在美国,比勒虽然获得了自由和尊严,却为生计所迫,完全停止了理论研究。为了资助儿子的学业和支付女儿从瑞典来美国的路费,比勒尽可能多地承担教学等各种琐碎的任务:接受了南加州大学一个教授助理的职位,同时在洛杉矶担任心理咨询师,1950年又来到好莱坞经营心理学诊所。

比勒学术生涯的终结还在于美国当年的学术生态。20世纪初期,行为主义盛行于美国心理学界,其主要观点是:心理学应该研究可以被观察和直接测量的行为,而不应该研究意识,因为意识存在于人脑之中,无从观察,不可捉摸,就像无形的“鬼火”一样,没有科学根据。心理学应该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特别是以定量方法研究行为,因为人的行为是由意识折射出的客观现象,看得见、摸得着;行为是有机体用以适应环境变化的各种身体反应的组合,而这些反应不外乎是肌肉的收缩和腺体的分泌。行为主义者认为,具体的行为反应取决于具体的刺激强度,因此把“刺激——反应”作为解释一切行为的公式,反对内省的研究方法。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任务就在于发现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规律性联系,从而根据刺激而推知反应,反过来又可通过反应推知刺激,最终达到预测和控制行为的目的。如此,心理学的问题主要被归结为生理学问题。

而比勒主张采取客观观察与内省相结合的方法,认为行为现象包括那些看不见的“现象”,心理学观察的对象自然也包括经内省而得的“现象”,所解决的是心理生理学的问题。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与比勒心理学形成严重的对立,也最终成为一道令比勒无法逾越的鸿沟。

比勒心理学研究的方法和成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60年,第16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在波恩召开,组委会特别邀请比勒担任大会荣誉主席,同时,德国心理学学会将代表德国心理学最高荣誉的“威廉·冯特奖章”授予比勒,以表彰他对德国心理学的杰出贡献。此前1959年,德国同行还为比勒出版了纪念文集,以表达对这位心理学前辈的崇高敬意。

1963年10月24日,卡尔·比勒在洛杉矶逝世,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