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笔下先有形，读者心上才留痕

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打开报纸，一篇文章读后心中了无痕迹，或者虽有一点痕迹，但印象不深。这可以从多方面找原因，如主题不鲜明、新话不多、语言不美等。但有一点却常被忽略，就是在文章中不注意“形”的表现。许多新闻工作者，特别是从事报纸言论、评论的同志，以为“形象”和“叙述”是文学的事，新闻就是直白的说明，言论更是只要论述就行。其实，在解决了消息的事实和言论的观点之后， “形”则是加深读者印象，为文章增色的一大因素。

近来有一次看稿，不过这回轮到看自己的稿。我在最近的理论学习中惊喜地发现一组资料，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多次讲到搞社会主义不能性急，当时他所预言的时间表与后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惊人地一致。只不过很可惜后来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江泽民同志指出“三个代表”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我认为这些资料很珍贵，正可以阐述“一脉相承”，可以作为我们党在一脉相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方面的主要例证。

原稿是这样表述的：

我们再顺脉而下，会在毛泽东同志那里看到一张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开列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有5次谈话，从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是怎样小心翼翼地按照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办事。（1）1955年3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把我国建成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要有50年的时间，即20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2）同年10月，他在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大约在50年到75年的时间内才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算来是到2005年或者2030年。（3）1956年9月，他接见南共联盟代表团时说：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年到100年的时间。以50年计是2006年，以100年计是2056年。这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时间，同我们现在奋斗的目标——到20世纪中叶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已经基本一致。（4）1961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说：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5）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按100年计，是到2062年，20世纪中叶。从以上这张时间表可以看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怎样科学地对待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后来限于篇幅，经我自己同意，见报时改写成如下这样：

我们再顺脉而下，会在毛泽东同志那里看到一张他根据对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认识而开列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表。1955年，他说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要有50年到75年、50年到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962年1月，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从这张时间表可以看出，我们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同志是怎样科学地对待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

论篇幅，见报稿比原文是大大减少了，但是读后的印象也大大减弱，留下的印痕不深。

对于办报来说，既要节省篇幅，又要说清说透事情，这实在是一个难题。一个人对事物的印象主要借助两种思维。一是理性思维，比如在文章中读到一个新鲜的道理，一段警句名言，都会过目难忘。二是形象思维，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展现在眼前，而且这个形象越具体、越特殊、越具有个性，就越能刺激你的记忆。这就是为什么张飞、李逵、林黛玉这些文学形象千百年不衰。学画的人都知道，有一项基本功是“抓形”，你画某个物或人，先要能抓住其“形”，即个性。读画的人读来才有味，才印象深刻。论说文是以理性思维为主的，但是若辅之以“形”，就可风助火势，强化效果。可以看出，新稿和原稿相比：

（1）具体之处少了，趋向模糊。原稿着意点出毛泽东是5次谈话，分5次表述，就是想借助具体数字和层次的刺激作用，现在捏在一起就没有了这个效果。（2）形象之处少了。原稿着意点出谈话的时间、地点、对象，就是想多增加有形的可记忆的东西，特别是诸如“接见南共联盟代表团时说” “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说”这样的附加语，看似平常，但自身个性极强，比“在某次会议上说”更醒人耳目。（3）原稿不厌其烦地几次推算毛泽东提出的时间表并与邓小平“三步走”时间表进行比较，也是一种细化深化的形象刺激。见报稿为了省篇幅，一减一并，自然去掉了许多棱角，而这些有形的棱角恰恰最能调动人的形象思维。就像你看到一架细竹条扎的大风筝，有棱有角，煞是好看。但为了减少体积携带方便，就把它拆了，变成了一把捏在手里的竹条子，体积是小了，也就没有了看头。

文章的写作要素离不开五个字：形、事、理、情、典。“形” “事”为实， “理” “情”为虚， “典”为客串。具体运用中要注意实则虚之，虚则实之。就是在叙事这样的实文中闪现理和情，在议论这样的虚文中穿插形和事，则文章效果可大大强化，读者读后自然印象深刻。毛泽东不是什么小说家，他的政治文章自然是属于虚文之列的，但他最善“虚则实之”，许多文章半个多世纪后人们仍印象深刻，传为美谈。比如他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就先讲了一个农夫和蛇的故事，然后说：“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注意：此处几字不但有‘形’还有‘情’）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痛斥美对华政策的罪恶行径，对其失败结局有这样一段形象描述：“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些文字，甚至这个文章题目好像有点不合论文的习惯，但这正是创造，正是出新。

（2002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