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失忆现象：忘却的童年与3岁看大

发展心理学研究过一个有趣的现象——儿童失忆。这个现象说明，一个人能记得最早的人生经历里的事情的年龄平均是3岁。也就是说，不论如何努力，我们无法回忆起3岁之前的事情。

孩子的记忆从出生就有了，在6个月左右就可以牙牙学语，1岁时就可以说出被大人所理解的词，3岁开始就可以掌握语言的使用。孩子可以记住很多单词，甚至可以背诵很多首诗词，显然孩子在3岁之前的记忆是完整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却记不起3岁之前的事情呢？我们记不住事情，并不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没有记忆，而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经历无法回忆起来，是我们的回忆出了问题。既然我们回忆不起来3岁之前的事情，那么对我们3岁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就无法处理，尤其是那些对我们来说具有创伤性的事件。如果我们触及不到，我们也就无法进行处理，如果无法得到处理，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受到它的影响。

我们无法记住3岁之前的事情，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3岁之前我们的语言还没有完全成熟。我们的回忆则是建立在语言成熟基础之上。没有语言的帮助，我们的回忆就无法发挥作用。

孩子的语言期基本上是从3岁开始的。孩子在这个时候不仅学会了说话，还掌握了一些文字和概念。世界从此就有所不同。这个世界从我们掌握概念和符号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是仅有图像、画面、感受和情绪的混沌世界，而是一个有概念、有名称和有意义的世界。我们会给这个世界里的存在物命名，给我们的感觉、情绪命名，给我们的思维和动作命名。世界在我们这里，通过语言的作用，被转换成了各式各样的名称，然后我们所看到的就不再是这个世界本身，而是我们给到它们的概念或名称。

概念的动力在于，自从人类有了符号，用符号来给世界存在物命名之后，在人类这里世界便被概念化和符号化了，人类再也回不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状态了。我们看世界，我们感受世界，只是看到和感受到概念或符号而已。因为有了符号和概念在中间隔着，我们再也不能直接接触到自然本身了。

我们看到的是概念，思考的也是概念，我们用概念来建构这个世界，于是我们用人类的主观性来建构自然的客观性。后现代的建构主义就是基于人类的这种认知特性。我们无法触及世界的客观性，我们只能透过人类的主观性来呈现世界存在的客观性。我们对世界的呈现取决于我们主观对世界客观性的处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呈现是由主观建构和组织起来的。这种建构和组织的品质如何，则取决于我们主观的结构性。我们所说的客观的、真理的、科学的，则是人类主观对某一特定客观存在所呈现的一致性检验。然而，人类主观对越是复杂的存在，其建构性就越强，就越是无法取得一致性检验。当一个主观结果是很多复杂的推理、判断和论证的结果时，其主观性的个性就会越强，共性就会越少。因此，我们的主观无法直接触及客观世界，我们所有关于客观世界的认知部分都是主观世界，包括我们所有的知识、学问、科学、学科、真理等。我们看到的只是概念和符号，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只是主观世界。

人类有了语言之后，便有了意识。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是有了“我”之后才有了意识，还是有了意识之后才有了“我”。不论是怎样的安排，人有了“意识”和“我”之后，便把世界分成了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具有“我”的、有意识的个体被称为“主体”，“我”之外的都是客体。存在于“我”的世界里的所有存在被称为主观，存在于“我”之外的所有存在都是“客观”。有了意识，便有了“我”“你”和“他”，有了“主体”与“客体”，有了“主观”与“客观”。

有了意识，便有了对知觉的知觉，便有了把主体变成客体的能力。意识的本质特性就是人把知觉主体变成了知觉客体。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动物能感知到外在世界，但它却不能感知到感知本身。而人则不同，他不仅能感知外在世界，他还能感知感知本身。动物可以看到外在世界，它看到的是自然的图像，而不是概念符号；它在看，但它不知道自己在看，它也不能去看自己的看。而人在看，他看到的则不是自然本身，他所看到的是概念或符号，而且人不仅在看，也知道自己在看，也能够去看自己的看。所以，意识的功能就是意识主体能够把自身变成客体，也就是能够意识到意识、知道知道、看见看见。

人是群居的动物，是社会性动物。这种群居性和社会性导致了规则的出现。在没有语言之前，规则靠动物的本能来维持群体的基本秩序。自从有了语言之后，人类的社会规则就以文字的方式通过宗教、法律、道德或制度固定下来，而这些规则最基本的部分就是“对”与“错”。

要说清“对”与“错”是不太容易的。人类有了语言之后，便把世界概念化、符号化了。同时，语言也把规则概念化和符号化了。

规则中的“对”与“错”原先只是针对行为的，但自从人类有了语言之后，便把“对”与“错”的对象扩大化了，从行为扩大到观念、态度和动机等主观世界的层面。

为了维护群体的秩序，为了个体在群体里能够得到更大的生存保障，于是，规则要求每个成员都要按照“对”的规则来行事，而那些可能有损群体成员利益的行为就会被标定为“坏”而被禁止。为了防止人们变“坏”，人类发明了文化、道德、法律、制度和宗教等来对“坏”进行约束和防范。如果有些人仍然在“坏”的世界里，那么他就会面临来自不同渠道的惩罚。他可能会面临父母的责备与打骂、邻居的冷眼、教友的排斥、公众的敌视或法律的制裁。于是“坏”便成了人类的一个问题，成了一个人要面对的问题。因为“坏”不被人类接受，在社会里要被根除，在一个人那里也要被控制，所以，如何面对“坏”和处理“坏”便成了摆在社会和个人面前的问题。

那么，“坏”是什么呢？通常，在群体里，“坏”是个体的那些能够给他人带来伤害的一些行为，如偷窃、诽谤、暴力等。那么，“坏”的行为背后是什么呢？是个体的欲望和需求。

我们每个个体都是一个生命体，都有需求，而有需求就要得到满足。在动物那里，因为没有对错，所以，他们满足需求的行为就不存在问题，它们在本能的指引之下去满足所有的需求。而人类不可以，人类个体不是所有的需求都可以被满足，因为人类有规则，有“对”“错”之分，我们的需求的满足只能在“对”的世界里，如果在“错”的世界里去满足，那么就会得到惩罚。可是，有些欲望无法在“对”的世界里找到出路，“错”的世界又不能给出路，那么这些欲望就只能通过“病”或“症状”来找出路。

“对”的世界，在精神分析看来，属于“超我”的部分。在有些人那里，“超我”特别强大，“超我”强大的人会扩大“错”的范围，缩小“对”的范围，这样的话，他的欲望或需要就只能有很小的出路，所以，他的欲望需要借用大量的“症状”或“病”来找出路。人类有了“对”“错”之后，便希望个体能够活在“对”的世界里，但是，要想活在“对”的世界里，他就需要知道如何面对“错”的世界。我们人类对“错”的世界通常采用打压、否定、排挤、攻击或消灭的方式，致使我们不仅害怕“错”的行为本身，也害怕“错”的念头、想法和动机，于是，我们也继而会害怕那些不被接受的“错”的需求。可能会因对“错”的害怕，也害怕一些需求，那些需求被认为是“错”的，不可以去满足的。否则我们就会变成一个“错”的人。而错的人则是不被接受的，是要受到惩罚的。于是，我们说会把那些被认为是“错”的需求给打压下去，不给它们出路。但是，我们的需求总是要寻找满足的出路的。如果不给出路，那些需求就会通过“症状”或“病”来找出路。

还有一类人，他们的“本我”太强大，“超我”太弱小，使得他们在满足自己需求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考虑什么“对”与“错”，自己怎么想就怎么来，自己如何满意就怎么来。他们只考虑需求的满足，不考虑如何满足，也不考虑自己满足需求的行为的后果。当然这类人群最后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他们要么在自己的人生、事业、婚姻、关系、仕途上非常挫败，要么就是把自己送进监狱。

我们都希望自己活在“对”的世界里，也希望自己喜爱的人也能够活在“对”的世界里。但是活在对的世界里是需要能力的。一个人有多大能力活在“对”的世界，主要取决于他如何对待“错”的世界。我们对“错”的世界越仁慈、越接纳、越关怀、越有爱，那么我们的需求和欲望就越能够通过“对”的世界得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