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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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地理环境对审美活动的影响

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人的审美活动与人的一切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一样,不能脱离自然界。自然地理环境必然融入人的生活世界,成为人的生活世界的一个部分。自然地理环境不同,则“天异色,地异气,民异情”(龚定庵语),必然会对人的审美活动产生影响。

在西方美学史上,法国的孟德斯鸠、杜博斯和德国的文克尔曼都曾经谈到地理环境对审美活动的影响。文克尔曼曾说过“希腊人在艺术中所取得优越性的原因和基础,应部分地归结为气候的影响,部分地归结为国家的体制和管理以及由此产生的思维方式,而希腊人对艺术家的尊重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传播和使用艺术作品,也同样是重要的原因”文克尔曼:《论古代艺术》,第133—13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但是对这个问题谈得最多同时也是谈得最好的,还要数法国美学家泰纳。泰纳认为,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包括审美活动)的性质和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他说的种族的因素,就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对古希腊审美文化的分析。

希腊是一个半岛。碧蓝的爱琴海,星罗棋布的美丽的岛屿,岛上有扁柏、月桂、棕榈树、橄榄树、谷物、葡萄园。那儿吹着暖和的海风,每隔二十年才结一次冰,果树不用栽培就能生长。居民从五月中旬到九月底都睡在街上,大家都过露天生活。“在这样的气候中长成的民族,一定比别的民族发展更快,更和谐。”泰纳:《艺术哲学》,第245—2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按:傅雷先生将“泰纳”译为“丹纳”。为了与现在通行译法一致,在本书中一律改为“泰纳”。他们走在阳光底下,永远感到心满意足。“没有酷热使人消沉和懒惰,也没有严寒使人僵硬迟钝。他既不会像做梦一般的麻痹,也不必连续不断的劳动;既不耽溺于神秘的默想,也不堕入粗暴的蛮性。”泰纳:《艺术哲学》,第245—247页。在这个地方,“供养眼睛、娱乐感官的东西多,给人吃饱肚子、满足肉体需要的东西少”。同上。这样一个地方自然产生一批苗条、活泼、生活简单、饱吸新鲜空气的民众,他们一刻不停地发明、欣赏、感受、经营,别的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好像只有思想是他的本行”。同上。总之,在希腊我们看到,温和的自然界怎样使人的精神变得活泼、平衡,把机灵敏捷的头脑引导到思想与行动的路上。

希腊的海岸线很长,港湾极多。“每个希腊人身上都有水手的素质”。泰纳:《艺术哲学》,第248页。“他们在周围的海岸上经商、抢掠。商人、旅客、海盗、掮客、冒险家:他们生来就是这些角色,在整个历史上也是这样。他们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搜刮东方几个富庶王国和西方的野蛮民族,带回金银、象牙、奴隶,盖屋子的木材,一切用低价买来的贵重商品,同时也带回别人的观念和发明,包括埃及的,腓尼基的,加尔底亚的,波斯的,伊特罗利亚的。这种生活方式特别能刺激聪明,锻炼智力。”同上书,第249页。希腊人这种机智、聪明表现在哲学和科学上,就是他们醉心于穷根究底的推理。他们是理论家,喜欢在事物的峰顶上旅行。希腊人的这种机智、聪明表现在审美情趣方面,就形成所谓“阿提卡”趣味(“阿提卡”是希腊的一个地区,首都就是雅典):讲究细微的差别,轻松的风趣,不着痕迹的讽刺,朴素的风格,流畅的议论,典雅的论据。同上书,第252页。

希腊的自然环境还有一个特点:希腊境内没有一样巨大的东西,外界的事物绝对没有比例不称、压倒一切的体积。一切都大小适中,恰如其分,简单明了,容易为感官接受。就是大海,也不像北方的大海那么凶猛可怕,不像一头破坏成性的残暴的野兽,而是像湖泊那样宁静、光明。这里的天色那么蓝,空气那么明净,山的轮廓那么凸出,海水那么光艳照人,用荷马的说法是“鲜明灿烂,像酒的颜色,或者像紫罗兰的颜色”。泰纳说:“我正月里在伊埃尔群岛看过日出:光越来越亮,布满天空;一块岩石顶上突然涌起一朵火焰;像水晶一般明净的穹窿扩展出去,罩在无边的海面上,罩在无数的小波浪上,罩在色调一律而蓝得那么鲜明的水上,中间有一条金光万道的溪流。夏天,太阳照在空中和海上,发出灿烂的光华,令人心醉神迷,仿佛进了极乐世界;浪花闪闪发光,海水泛出蓝玉、青玉、碧玉、紫石英和各种宝石的色调,在洁白纯净的天色之下起伏动荡。”同上书,第264页。

正是这样一种天然景色,形成了希腊人那种欢乐和活泼的本性,并使得希腊人醉心于追求强烈的、生动的快感。希腊人的这种气质,表现为荷马史诗和柏拉图对话录中那种恬静的喜悦。希腊人的这种气质,也表现为普通希腊人的日常生活中的那种美感:晚上在园中散步,听着蝉鸣,坐在月下吹笛;或者在路上采下一株美丽的植物,整天小心翼翼地拿在手里,晚上睡觉时小心地放在一旁,第二天再拿着欣赏;或者上山去喝泉水,随身带着一块小面包,一条鱼,一瓶酒,一边喝一边唱;或者在公众节日拿着藤萝和树叶编成的棍子整天跳舞,跟驯服的山羊玩儿。希腊人的这种气质,使他们把人生看作行乐。“最严肃的思想与制度,在希腊人手中也变成愉快的东西;他的神明是‘快乐而长生的神明’。”“希腊人心目中的天国,便是阳光普照之下的永远不散的筵席;最美的生活就是和神的生活最接近的生活。”“宗教仪式无非是一顿快乐的酒席,让天上的神明饮酒食肉,吃得称心满意。最隆重的赛会是上演歌剧。悲剧,喜剧,舞蹈,体育表演,都是敬神仪式的一部分。他们从来不想到为了敬神需要苦修、守斋、战战兢兢的祷告,伏在地上忏悔罪过;他们只想与神同乐,给神看最美的裸体,为了神而装点城邦,用艺术和诗歌创造辉煌的作品,使人暂时能脱胎换骨,与神明并肩。”泰纳:《艺术哲学》,第266—2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曾经有一个埃及祭司对梭伦梭伦是公元前7至前6世纪时希腊的大政治家与立法者。说:“噢!希腊人!希腊人!你们都是孩子!”对这句话,泰纳评论说:“不错,他们以人生为游戏,以人生一切严肃的事为游戏,以宗教与神明为游戏,以政治与国家为游戏,以哲学与真理为游戏。”泰纳:《艺术哲学》,第266—2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按泰纳这一说法,我们可以说,希腊人的人生是游戏的人生,而游戏的本来意义是与审美相通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希腊人的人生是审美的人生。

正因为如此,所以希腊人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家。希腊人性格中有三个特征,正是造成艺术家的心灵和智慧的特征:第一,感觉精细,善于捕捉微妙的关系,分辨细微的差别,这就能使艺术家能以形体、色彩、声音、诗歌等原素和细节,造成一个有生命的总体,能在意象世界显现人生世界的内在的和谐;第二,力求明白,懂得节制,讨厌渺茫与抽象,排斥怪异与庞大,喜欢明确而固定的轮廓,这就使艺术家创造的意象世界容易为感官和想象力所把握,从而使作品能为一切民族、一切时代所了解;第三,对现世生活的爱好和重视,开朗的心情,乐生的倾向,力求恬静和愉快,这就使艺术家重视当下的直接感受(这是美感的重要特点),避免描写肉体的残废与精神的病态,而着意表现心灵的健康与肉体的完美,从而造就希腊艺术(雕塑、建筑等等)那种绝对的优美和和谐。泰纳:《艺术哲学》,第372页。

我们从泰纳对希腊文明的分析,可以看到,他的思路是:地理环境、天然景物必然会深刻地影响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而这种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又必然会影响一个民族的审美情趣和审美风貌。

在中国美学史上,似乎只有梁启超对这个问题给予关注。他在《地理与文明的关系》和《中国地理大势论》这两篇文章中探讨了地理环境(天然景物)对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的影响的问题。

东汉《乙瑛碑》(局部)

他主要提出了两个论点以下论述引自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第596—5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第一,不同的天然景物,影响一个朝代的气象(审美风貌)。如我国历代定都黄河流域者,“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所熏染,其规模常宏远,其局势常壮阔,其气魄常磅礴英鸷,有俊鹘盘云、横绝朔漠之概”。而建都长江流域者,“为其外界之现象所风动所熏染,其规模常绮丽,其局势常清隐,其气魄常文弱,有月明画舫、缓歌慢舞之观”。《饮冰室文集》卷十《中国地理大势论》。

第二,不同的天然景物,也影响人们的审美情趣,产生雄浑悲壮与秀逸纤丽这样两种不同的意象与风格。如文学,他举例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围社会之影响特甚焉。自后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迹走天下,其界亦微矣。”《饮冰室文集》卷十《中国地理大势论》。又如美术、音乐,他举例说:“吾中国以书法为一美术,故千余年来,此学蔚为大国焉。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遒健雄浑,峻峭方整,北派之所长也,《龙门二十品》、《爨龙颜碑》、《吊比干文》等为其代表。秀逸摇曳,含蓄潇洒,南派之所长也,《兰亭》、《洛神》、《淳化阁帖》等为其代表。盖虽雕虫小技,而与其社会之人物风气,皆一一相肖有如此者,不亦奇哉!画学亦然。北派擅工笔,南派擅写意。李将军(思训)之金碧山水,笔格遒劲,北宗之代表也。王摩诘之破墨水石,意象逼真,南派之代表也。音乐亦然。……直至今日,而西梆子腔与南昆曲,一则悲壮,一则靡曼,犹截然分南北两流。由是观之,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一不与地理有密切之关系。天然力之影响人事者,不亦伟耶!不亦伟耶!”同上。

米芾《虹县诗帖》(局部)

梁启超所说的审美情趣与艺术风格的这种南北之不同,在历史上确实存在。当然这种不同,并不完全是由于地理环境(天然景物)的影响,其中还有社会政治、经济、风俗等多方面的影响。但是地理环境(天然景物)对于人类的审美活动确有重要的影响,这是不能否认的。

梁启超本人并没有把天然景物对审美趣味、艺术风格的影响绝对化。他提出了一个命题对他以上的论述作了补充,那就是:“‘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他说:


大抵自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后则渐微,盖“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自纵流之运河既通,两流域之形势,日相接近,天下益日趋于统一,而唐代君主上下,复努力以联贯之。贞观之初,孔颖达、颜师古等奉诏撰《五经正义》,既已有折衷南北之意。祖孝孙之定乐,亦其一端也。文家之韩柳,诗家之李杜,皆生江河两域之间,思起八代之衰,成一家之言。书家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李(邕)、颜(真卿)、柳(公权)之徒,亦皆包北碑南帖之长,独开生面。盖调和南北之功,以唐为最矣。由此言之,天行之力虽伟,而人治恒足以相胜。今日轮船铁路之力,且将使东西五洲合一炉而共冶之矣,而更何区区南北之足云也。《饮冰室文集》卷十《中国地理大势论》。


梁启超说的“政治地理”是一个涵义很广的概念,不仅包涵一个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而且也包含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影响审美情趣、审美风尚、艺术风格的,一方面是自然地理环境,另方面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环境,而社会文化环境包含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风俗等多方面的极其复杂的因素。这就是我们下一节要谈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