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翻译主张与翻译史评
译书的目的性 梁启超是爱国的翻译评论家、翻译史家和文学翻译家。他是把兴西学、译西书作为维新变法的“强国”之道。他在《论译书》中强调：“居今日之天下，而欲参考西法以救中国，又必非徒通西文肄西籍遂可能从事也。”梁启超“翻译强国”的目的性极为明确，一以贯之。他不仅在自己的文章中一而再、再而三加以强调，而且在自己的文章中以俄罗斯和日本由弱国变成强国的成功范例来论证：“俄罗斯崎岖穷北，受辖蒙古垂数多年，典章荡尽。大彼德躬游列国，尽收其书，译为俄文，以教其民，俄强至今。……今日本书会，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
梁启超这种翻译爱国、翻译强国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翻译工作者，对树立中国文学翻译思想的优良传统奠定了基础。
译书“当首立三义” 梁启超对翻译有精深研究和独到见解。1897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论译书》一文，系统而深入地阐述了他的翻译主张。在当时，不但很有指导意义，而且是留给中国翻译理论史上重要的宝贵文献。该文论述了翻译的目的性，并结合马建忠关于当时翻译界的弊病的论述，进而提出：“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
第一义是关于翻译内容的选择。他指出，当时中国官局译之书兵学较多，他们以为西人之强，尽在于兵。实则不然，西人之强，不在于兵，而在于文化、科学技术。而今还有很多至关重要的书急需翻译。他列举评论了有关学校教材、法律书、政书、经济学书、工艺书、农书、矿学书、史书、哲学书等等，对我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认为这些书都有翻译的必要。但又指出：“草创之始，未能广译。则先后缓急，亦当有次”，而“同一门类的书，则当于数书之中，择其佳者，或择其后者”。
第二义主要是有关译名统一问题。他认为欲整顿译事，应编定一本统一译名的专书，整齐划一，使译者共同遵守。他还具体而详尽地论述了他对翻译人名、地名、官制、名物、度量衡和纪年译音等的统一问题。梁启超提出两点：一是音译要统一，外文以英语为准，中文以京语（即国语或官语）为准，而制一中西对照表，以为参照。二是对译之名。虽间有声读之误，而依约定俗成之例，仍可沿用。这是当时有关译名问题最详尽切实的论述，大多为后来译界所遵循。
第三义是翻译人才的培养。他认为：“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言专门之学，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矣。”这里他强调作为一个优秀翻译家，必须精通华文和西文，并且懂得与所译之书有关的专门学问。只有这样，所译出的书，才是好译本。因此，“欲求译才，必自设翻译学堂始”。强调对翻译人才的培养。梁启超在《论译书》中提出的译书“当首立三义”，是中国近代翻译思想中最重要的宝贵的财富，对推动翻译事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主张由日文转译西书 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有一种现象就是译自日文的书籍多于译自英、法、德、俄文的书籍，而且许多西学书籍多由日译文转译。日语曾经在中国与西方文化早期交流中扮演过中介者的角色，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与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提倡是分不开的。
梁启超主张翻译西书，若求速效，即由日译文转译，来了解西学。为什么在当时日译文高于俄文、德文而居中国翻译文学的第三位呢？原因有二：一是自日文译汉文较容易。梁启超说：“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自昔行用汉文，自和文肇兴，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相杂厕，然汉文仍居十六七。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他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指出，“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知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经济学）、智学（哲学）、群学（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而学日本文，数月而小成，日本之学已尽为我有矣。”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学习日文较容易。从中国近代翻译实践来看，也确有许多西方的著作是经过日译本转译的。据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统计，1902年—1904年，共译外国书籍535种，其中日译文为321种，占全部译书的60%。二是中国近代留日学生增多。在这批留学生中，他们中的文学爱好者便成了译介日本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主力军。据有关材料看，近代翻译文学家中属日本留学生者约占全部翻译家的三分之一。梁启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由日文转译西书”是正确的，也是明智的。日文本的中介对中国学习西学确实起了桥梁作用。
通过译介外国小说倡导“小说界革命” 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以小说推动政治改革。他认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人民觉悟低。故想救国必先开启民智，开启民智最方便、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小说，“小说为国民之魂”。在中国文化界，他最早提出小说的社会作用问题，翻译外国小说也是他首先倡议的。梁启超肩负着时代的使命，为教育国民，争取自由思想而与封建残垒作战，他发起了“小说界革命”，用小说的形式作为武器，与封建势力作斗争。
“小说界革命”的提倡，正式见于1902年《新小说》上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小说革命，首先要做的是批判旧小说，创立“新小说”。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杂志，并任主编。这是我国最早的专门刊载小说作品的刊物。梁启超在介绍《新小说》这本刊物时说：“新小说之意境，与旧小说之体裁，往往不能相容。”又说：“盖今日提倡小说之目的，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非前此诲淫诲盗作可比。必须具一副热肠，一副净眼，然后其言有裨于用。名为小说，实得当以藏山之文，经世之笔行之。”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政治意图就是图强救国。
梁启超在理论上阐述了小说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价值。在他一系列关于小说理论的文章中，梁启超痛斥了封建文学脱离现实政治的不良倾向，旧小说对人们思想的侵蚀。要求小说自觉地为社会服务，为政治服务，宣传和推动改良主义运动。他认为小说的创作与翻译，都必须与“今日中国时局”息息相关。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他还说，小说有改变社会风貌的力量，甚至是“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而不足者”。
梁启超把小说作为推动政治改革的工具，完全是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小说之所以有这样的作用，梁启超认为小说具有“熏”、“浸”、“刺”、“提”四种“神力”。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说：
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
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
刺也者，刺激之义也。……刺也者，能使人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
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
由于小说有这四种力量，所以能够起到感人移情的作用，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影响。正因为这样，小说即成为最方便最有效的宣传教育武器。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对文学的特征，文学的思想性和文学的社会作用等，都作了较精确的论述。
关于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问题，梁启超一反数千年来封建士大夫、文人学士把小说看成是社会末流的庸俗见解，让这种在传统上遭人藐视的小说，从边缘移向中心，为小说重新定位，把小说正式纳入“文学”的范畴。为了要增加小说的影响力，梁启超大声疾呼地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由于梁启超等人的大力提倡、推动和小说作家的努力，小说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
梁启超的这些带有进步性的文学见解，对晚清的新文学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在他的影响与带动下，翻译小说、创作小说应时而起，有如雨后春笋。发表作品之多，令人叹为观止。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收录，仅1898—1911年出版的小说就多达1145种，其中译作与创作的比例是二比一，从中不难看出当时翻译小说出版之盛况，这一功劳应首先归功于梁启超。当时著名小说家吴趼人深有感慨地说：“吾感夫饮冰子《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梁启超小说翻译理论迎来了我国历史上文学翻译的第一次高潮。
梁启超不会西文，略通日语，他翻译的作品不多，有日本小说，也有从日文本转译的欧美国家的作品。在他主编的《新小说》杂志上，翻译的外国小说占主要篇幅。除前面介绍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外，还翻译了一部《十五小豪杰》的前9回，后9回由罗普续译，均发表在《新民丛报》上（前9回刊于第2至13号，后9回刊于第14至24号）。《十五小豪杰》是由日本森田思轩译的《十五少年》转译的。该小说原著为法国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两年的假日》（1888）。此外，梁启超还译过《世界末日记》，原著为法国佛琳玛利安（C. Flammarion）所著《地球末日记》，刊于《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14日。《俄皇宫中之人鬼》原著据“译者识”云：“此篇乃法国前驻俄公使某君所著也。”刊于《新小说》第2号，1902年12月14日，署曼殊室主人译。
梁启超除翻译小说外，还创作了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为“新小说”提供了模版。在这部小说中译过拜伦的名作《渣阿亚》和《端志安》，成为中国最早翻译拜伦诗歌的译者。梁启超所译拜论诗作均为意译，他在《新中国未来记》的第四回“总批”中明确说过：“译成后，顾不自慊，以为不能尽如原意也。顾吾以为译文家言者，宜勿徒求诸字句之间，惟以不失其精神为第一义，不然，则诘鞫为病，无复成其为文矣。”梁启超在译文上难免有些不准确，且又是意译，和今译也有出入，但在当时他首先译介拜伦诗歌，这一功劳永载史册。
对佛经翻译的研究与贡献 梁启超在1920年至1925年期间，对中国古代佛教文化史进行了研究与总结，在这过程中，他对中国古代佛经的翻译也做过深入的研究，写了十余篇文章，如《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典之翻译》、《中国的美文及其历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文论，他从史学的角度出发，将古代佛经翻译理论作了一番疏理与评价，对古代佛经译论家作了评述，旁征博引，总结论证了前人的翻译成就，还论述了翻译文学对于中国语言文学的重要影响等，其中有不少见解与论述，至今仍不失精深之论，为发展中国的翻译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资料，这是梁启超对中国近代翻译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
梁启超对佛学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与翻译关系最大的还是他对佛经翻译发展阶段和翻译文体的论述。他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典之翻译》中，首次总结了古代佛经翻译各个阶段的特点，以及直译和意译的交替。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的“翻译文体之讨论”一节中，开头便指出：“翻译文体之问题，则直译、意译之得失，实为焦点。”接着便写道：“其在启蒙时代，语议两未娴洽，依文转写而已。若此者，吾名之为未熟的直译。稍进，则顺俗晓畅，以期弘通，而于原文是否吻合，不甚厝意。若此者，吾名之为未熟的意译。然初期译本尚希，饥不择食，凡有出品，咸受欢迎，文体得失，未成为学界问题也。及兹业寝盛，新本日出，玉石混淆，于是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然而矫枉太过，诘鞠为病，復生反动，则意译论转昌。卒乃两者调和，而中外醇化之新文体出焉！此殆凡治译事者所例经之阶段，而佛典文学之发达，亦其显证也。”这段全面、精深的论述，可以说是对翻译史上直译意译彼此消长、交相为用孕育新译这一辩证发展的归结。在近代译学理论史上，直译意译一直是翻译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涉及这个问题论旨如此全面的，当推梁启超。梁启超还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中，总结了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之影响。他在此文“翻译文学之影响于一般文学”一节中写道：“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纳性愈富者，其增展力愈强，此定理也。”然后他总结提出翻译文学对一般文学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国语实质之扩大”。他说：“盖对于所谓术语者，未甚经意，此在启蒙草创时，固应然也，及所研治日益深入，则觉旧语与新义，断不能适相吻合，而袭用之必不免于笼统失直，于是共努力从事于新语之创造。”“创造之途既开，则益为分析的进化，此国语内容所以日趋于扩大也。”“第二，语法及文体之变化。”他分析了佛典与其他书籍语法文体十个显著不同的方面，并列举实例加以说明，然后写道：“吾固不敢径指此为翻译文学之产物，然最少必有彼此相互之影响，则可断言也。”“自禅宗语录兴，宋儒效焉，实为中国文学界一大革命，然此殆可谓为翻译文学之直接产物也。”“第三，文学的情趣之发展。”他说：“吾为说于此，曰：‘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并说：“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迻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绩。故想像力不期而增，论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及直接表见于一般文艺。”梁启超从以上三个方面阐述了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见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翻译文学事业，对于中国近代以来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19世纪末期，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革之中，由于中国文化革新的需要和梁启超的大力提倡以及其他翻译家的实践，中国翻译文学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这对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建立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于“五四”时期兴起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正是和在此前后的翻译文学所起的触媒作用分不开的。
梁启超是个复杂的人物。他在近代中国政治史、学术史上均占有重要位置。他一生勤奋治学、才华横溢、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一生给世人留下了一千四百万字的不朽著作。其内容宏富，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化、教育、宗教、艺术、译学、文学、语言、新闻、地理诸领域。他在这些著述中，富有创新精神，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学术研究，在我国封建文化向新文化过渡的进程中，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其中，梁启超对译学的提倡、文学翻译的实践，也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对中国翻译文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