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迻译泰西过百种”的林纾

第一节 林译小说的独特韵味

林纾（1852—1924），幼名群玉（亦名秉辉），后字琴南，号畏庐，自号冷红生，晚称蠡翁、践卓翁，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和文章名家，康有为曾做诗：“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来称赞林纾和严复的译作影响之深远。林纾自幼家境贫寒，敏而好学，遍览古书，为后来的文学创作和翻译事业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作为一位中国的旧知识分子，林纾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虽然他写过脍炙人口、弘扬新思想的《闽中新乐府》，但真正令他一举成名、在文坛留下千古佳话的却是他的翻译小说。

1899年，林纾在福州以“畏庐藏版”刊印《巴黎茶花女遗事》（即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自属冷红生，口译者王寿昌（晓斋主人）。该书甫一问世，立即风靡清末文坛，林纾也由此开始了他卷帙浩繁的翻译事业。依据发表于1900年11月《清议报》69期上林纾所写的《译林·序》所言，林纾在《茶花女》之前曾试图翻译《拿破仑第一全传》和《俾斯麦全传》，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经余渲染成书者，只《茶花女遗事》二卷而已”。由此可见，过去认为林纾第一次接触翻译小说，是在友人的规劝下勉力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说法是不完全可信的。

在此后短短25年的时间里，林纾翻译了英、法、俄、美、德、日、瑞士、希腊、挪威、比利时、西班牙等11个国家98位作家的163种作品（不包括未刊印的18种），总字数在一千万字以上。其中包括英国的莎士比亚、司各特、笛福、斯威夫特、狄更斯，法国的大仲马、小仲马、雨果、孟德斯鸠，美国的华盛顿·欧文、斯托夫人，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俄国的托尔斯泰等世界知名作家；《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1901）、《伊索寓言》（1903）、《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即《艾凡赫》，1905）、《鲁滨孙飘流记》（1906）、《海外轩渠录》（即《格列佛游记》，1906）、《块肉余生述》（即《大卫·科波菲尔》，1908）、《贼史》（即《雾都孤儿》，1908）等外国文学的经典作品，大大开阔了中国人文学的世界眼光，使得“中国知识阶级，接近了外国文学，认识了不少的一流作家，使他们从外国文学里去学习，以促进本国文学发展”。后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少名家学者如周作人、鲁迅、郭沫若、庐隐、钱钟书等人都曾谈到过林译小说曾给予他们早年的阅读和后来的创作以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中国的翻译史上，“林译小说”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具有特定的涵义。虽然林纾本人不懂外文，但是林译小说之所以引起如此轰动，并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占据文坛，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林纾与他的口译者 在林纾那个时代，真正懂得外文的人才少之又少，但不懂外文的林纾以独特的方式听别人口授，自己依靠深厚的中国文字的功夫，将小说记录下来。到了后来，林纾每小时可以翻译1500字，日工作4小时，能译6000言，常常是“耳受而手追之，声已笔止”。而所有的这些林译小说都有一位“幕后英雄”——林纾的口译者，先后与林纾合作翻译的口译者近20人，但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位：

魏易，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字仲叔（聪叔），又字舂叔，英文口译。早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曾供职于京师译书局，做过上海《译林》杂志的执笔者，还曾任教育部翻译，京师大学堂英文教习。他是第一位翻译《马可波罗纪行》的中国人。魏易与林纾合作翻译的欧美作品多达50余种，数量仅次于陈家麟。林译的很多优秀之作都是与他合作的，例如迭更司（今译狄更斯）的《滑稽外史》（今译《尼古拉斯·尼古贝》）、《孝女耐儿传》（今译《老古玩店》）、《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贼史》（今译《奥利弗·退斯特》或《雾都孤儿》）、《冰雪因缘》（今译《董贝父子》）；司各得（今译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译《艾凡赫》）；斯土活（今译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华盛顿·欧文的《拊掌录》（今译《见闻札记》）以及日本作家德富健次郎（今译常用德富芦花）的《不如归》。即使有些并非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品，他的口译也是有相当水准的。因此有人说：“假如林纾少了他（指魏易），那么决不会达到这样的成功，那是可以断言的。”

陈家麟，字黻卿，直隶静海（今天津市）人，英文口述。他与林纾合作翻译的作品数量多达50余种，其中包括众多的世界名著，一些非英语类文学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他们的合作有：莎士比（今译莎士比亚）的《雷差得记》（今译《理查二世》）、《亨利第六遗事》（今译《亨利六世》）、《凯彻遗事》（今译《裘里斯·恺撒》）、《亨利第五记》（今译《亨利五世》）；西万提斯（今译塞万提斯）的《魔侠传》（今译《堂吉诃德》）；巴鲁萨（今译巴尔扎克）的《哀吹录》（含短篇小说四种，今译为《再会》、《基督在法兰德斯》、《红色旅馆》、《征发兵》）；另外还有托尔斯泰的很多作品。陈家麟与林纾合译的托尔斯泰作品曾引起了很大社会反响，当时有人便说：“俄国托尔斯泰，本其悲天悯人之怀，著为小说，蔼然仁人之言，读之令人泪下而不自知，如此何故耶？林译《人鬼关头》（今译《伊凡·伊里奇之死》）、《恨缕情丝》（包括今译《克莱采奏鸣曲》、《家庭的幸福》两篇）等，皆至情至性，溢于纸上，无怪一编脱移，万国转译，盛名固不易幸致也。”陈家麟还是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最早汉译者。

曾宗巩，字幼固，一作又固，福建长乐人，少年时代就读于水师学堂，1903年入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任“口述”。他和林纾合作过达孚（今译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和斯威佛特（今译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今译《格列佛游记》）。

此外还有法文口译李世中、王庆通、王庆骥，英文口译毛文钟等总共19人。应该说，与林纾合作翻译的19位口译者中，上边提到的主要三位是外国文学素养较高的。虽然在这几位口述者与林纾合作的翻译作品中也不乏域外二三流作家的一般性作品，但相比较起同时代的“乱译”或“饥不择食”式的外国文学翻译者来说，他们的成绩已经可以说是骄人的了。即使是当时那些自己懂外文又自己执笔的名翻译家如周桂笙、徐念慈、包天笑、周瘦鹃所选译的，也未必都是名家名著，所以陈平原坦率地说：“我倒怀疑当年倘若一开始就全力以赴介绍西洋小说名著，中国读者也许会知难而退，关起门来读《三国》、《水浒》。”

林译小说的拟古文体 林纾的翻译所使用的语言或文体一直是最引人注目的，因为早在1908年就有人分析“问何以崇拜之者众？则以遣词缀句，胎息史汉，其笔墨古朴顽艳，足占文学界一席而无愧色”。无疑，林译小说的古文笔法大大吸引了读者，“胎息史汉”，对于有着深厚史传文学阅读传统的中国晚清读者群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好的诱导剂。

清末民初正是小说的蜕变时代，新旧杂陈，从语言到文体互相渗透。因为小说着意描写纷纭复杂的人生百相，很难保持语言的绝对纯洁，固守某一种文体的藩篱。林纾的文言翻译小说用的也不是真正“雅洁”的古文，其中有不少的俗语、轻儇语、佻巧语、艳词及口语，甚至外来语。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在中国文学史上，并非一切“文言”均算“古文”。“古文”在唐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有特殊的涵义。“古文”一方面指“义法”——叙述和描写的技巧；一方面指“语言”。从后者来看，林译的“古文体”翻译小说事实上早就背离了“古文”的清规戒律，因此，我们这里不妨借用周作人在《知堂文集·我学国文的经验》中谈到林琴南的“拟古的文章”的说法，把林纾的翻译所使用的这种扩大了范围的“古文”笔法，称为“拟古文体”。

在清末，作为古文家的林纾和作为翻译家的林纾同样名重一时，无论外人如何看待，林纾本人一直以古文家为重，而且在他看来译书和做古文是两回事，遵循的标准也应有别。因此林纾所做的古文平正雅洁，所译小说的文字并不像桐城派所一贯推崇的那般“雅洁”，却是“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林纾曾在《与国学扶轮社诸君书》中表示：“纾虽译小说至六十余种，皆不明（名）为文。或诸君子过爱，采我小序入集，则吾丑益彰，羞愈加甚。不得已再索败箧，得残稿数篇，尚辨行墨，寄呈斧削。果以为可留者，请将已录之拙作削弃，厕此数篇。”在林纾看来，译序不能称其为“文”，古文要比翻译重要得多，也严肃、严格得多。但是，以一个古文家的功底做翻译，的确为他的翻译小说平添了无穷魅力。

当时的小说读者群，主要是受过旧式教育的文人、接受过一些新式教育的年轻人，以及新兴都市的市民、小职员。而林译小说因其语言的“雅”获得了出于旧学，又浸润新学的读者的欢迎。他推动的小说语言“雅化”，虽然压倒了“俗化”，但从“雅”的标准看，他的“雅化”也受到了“俗化”潮流的渗透，掺杂了不少白话口语、西方新名词。林译小说当时的销路之所以好，是因为比起同时期用艰涩的古文翻译《域外小说集》的鲁迅、周作人兄弟来说，林译既不是特别“直”，也不是太简略；趣味上既不是过于曲高和寡，也不是过于粗俗；而语言上并不“极力为典雅之文”，因此尚可动人，使得读者可以得到小说的乐趣。

林译小说的经世动机 随着天朝大国的大门被西方以军事入侵的方式打开，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民众逐渐认识并接受了这一事实：中国不仅格致不如人，而且政事不如人，甚至连文学也不如人了。而就在此之前，惟我独尊的中国一直在各方面有着极强的优越感。从极度自尊到极度自卑，对于时人来说，还只是一个观念上的趋势，在情感上还很难接受。因此在这样一个阴阳交割，新旧更迭的过渡时代，翻译自然呈现着极度的经世动机和复杂的面貌。

林译小说的选本并没有很强的系统性、计划性，尤其是相对于后来“五四”时代更大规模的文学翻译而言，就更是如此。常常有人指责林译的选本不精，这其中的确有林纾不懂原文的原因，但客观地说，在林译时代还是中国文学翻译的肇始期，他的主要目的是令国人了解西方文学，还不是按照西方文学经典的标准建立中国的外国文学经典。虽然从内容上说，林译小说未必都可以令极具社会责任感的林纾讲出“微言大义”，但林译小说的序跋成为翻译家对读者进行指点和干预的极佳方式，在这里，林纾尽力完成他对翻译小说社会功用的想像。

林纾翻译的一百余种译作中，影响较大的主要包括《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狄更斯的五部作品（《块肉余生述》等），以及英国二流作家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 1856—1925）的言情或通俗小说《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23种（这是他翻译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部分）。

此时的翻译不只是语言文字上单纯的转换，它已经无可选择地披上了政治化的“外衣”，因此“忠实”并不是晚清译者追求的首要标准，最重要的是他的译作能不能“振动爱国之志气”，是否“于国论殆有助”。日本作家德富芦花（林译使用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作为一部情爱小说在日本影响很大，但因为小说中涉及中日甲午海战，于是林译极力点染这部小说中隐含的政治化“资源”，译文中随时加注或按语：在译到武男沉稳指挥时，注曰：“中国水师学生观之，兹可学也。”还提醒清廷：“中国政府听之”（第18章），写到日本胜利时，注云：“此中国之耻也。”（第24章）他认为这部小说：“虽属情恨，结穴仍说国忧，足见日本人之爱国”，而自己译此书无非是“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

1904年，灵石读了林译的《黑奴吁天录》“涕泪汍澜，不可仰视，孱弱之躯，不觉精神为之一振。且读且泣，且泣且读，穷三鼓不能成寐”。其原因就是他联想到当时在美华人的悲惨境地，继而感叹：

我黄种国权衰落亦云至矣。四百余州之土，尽在列强之势力范围，四万万之同胞，已列白人之奴隶册籍。我黄人不必远征法、美之革命与独立，与日本之维新，即下而等诸黑人，能师其渴望自由之操，则乘时借势，一转移间，而为全球望国矣。

灵石和他的同时代读者不能、也不会在意林译《黑奴吁天录》对斯托夫人的原本《汤姆叔叔的小屋》到底做了哪些删改，对宗教问题作了怎样的处理，因为这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林纾和同时代的翻译家对于译作效果都有一个预设，翻译首先要关乎世道人心。只要能令国人想到“自强保种”，能令国力强盛，这个翻译就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