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文学研究会与现代翻译文学发展

第一节 现实主义文学的译介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重要的翻译文学团体之一。它的成立，不仅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向前发展，而且开拓了中国翻译文学历史的新局面。正如新青年社一样，文学研究会当时并非专门从事翻译的翻译文学团体，但在文学研究会成立初期，却以译介外国文学为其重要任务。他们的成员，或一边从事创作，一边从事翻译；或以翻译介绍为主，创作为次。当然，也有以创作为主者。但只创作而不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人实在很少。如果说，新青年社的翻译文学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发端，那么，文学研究会的翻译文学则开拓了翻译介绍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尤其是翻译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道路。

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会址先是设在北京，后又迁移到上海。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在文学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应运而生的。文学研究会的第一份会务报告记载着发起的经过：1920年12月间，北京有几个朋友相信文学的重要，想发起出版一个文学杂志，“灌输文学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该会发起者有沈雁冰、周作人、郑振铎、叶绍钧、王统照、许地山、郭绍虞、朱希祖、蒋百里、耿济之、孙伏园、瞿世英等12人。该会成立后，以《小说月报》作为机关刊物，后又出版了《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即《文学旬刊》的后身），并编印了“文学研究丛书”，刊登包括日本、印度、俄国、东欧、北欧等国家的文学译作和茅盾、冰心、王统照、庐隐等新文学作家的创作。“五卅”以后，文学研究会的活动逐渐减少，到1932年“一·二八”事件发生，《小说月报》停刊，文学研究会则早已消散于无形之中。

文学研究会在其“缘起”中，曾经提出三项宗旨：一是联络感情；二是增进知识；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它并没有提出过一个统一的文学主张，但他们认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对此，文学研究会主将茅盾后来认为，不妨说它是文学研究会集团名下有关系的人们的共通的基本的态度。这种基本态度，在当时是被理解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总之，文学研究会的倾向诚如郑振铎所说的那样，是“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标示着写实主义的文学的”。

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推动了文学翻译工作的发展。它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其发起人沈雁冰、周作人、郑振铎、耿济之等都是当时精通外国文学、热心外国文学的翻译者、研究者。在“宣言”中，说明发起文学研究会的三层意思，其中第二层“增进知识”，就暗示了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对发展新文学的重要性，指出“研究新文学的更是专靠外国资料……而且此刻在中国要搜集外国的书籍，更不是容易的事”。言外之意，非抓紧时间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不可了。文学研究会云集了“五四”以来的文学家、翻译工作者达一二百人，它既是新文学运动的生力军，又是我国早期翻译界的主力军。文学研究会接办《小说月报》以后，对它进行了全面改革，以介绍外国文学为主，兼带整理文学遗产，文体则由文言文改为语体文。在改革宣言中强调指出“西洋文学变迁之过程有急需介绍与国人之必要”，因此，“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同时还特别强调“写实文学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文学研究会一方面在《小说月报》发表译作，介绍俄国、法国、北欧以及被损害民族国家等现实主义因素较强的作品，介绍世界文学潮流及派别、文艺理论、文学发展概况，刊出俄国文学、法国文学、被损害民族文学等专号，同时也刊出外国著名作家，如安徒生、拜伦、莫泊桑、陀斯妥耶夫斯基、泰戈尔、屠格涅夫、法朗士、罗曼·罗兰等的专号；一方面又出版发行了“文学研究会丛书”，系统地介绍了俄、法、德、英、日、印等国家的作家作品以及有关各国的文学思潮、文学史专集。

《小说月报》原创刊于1910年，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种主要文学刊物，在未进行改革之前，先后任主编的是恽树珏、王蕴章等。从1921年1月，它被接收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从沈雁冰主编起，面目为之一新。它紧密地配合新文学运动，尤其是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地翻译介绍外国现实主义文学，及时地介绍各国文学的动态，为翻译文学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改革后的《小说月报》总第12卷第1期发表了改革宣言，以主要的篇幅刊登了各国文学作品的译文和文学动态。

《改革宣言》特别强调了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发展和中国读者的意义，开宗明义地指出：“小说月报行世以来，已有十一年矣，今当第十二年之始，谋更新而扩充之，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思潮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同人认为西洋文学变迁过程有急需介绍与中国人之必要。而中国文学变迁之过程则有急待整理之必要。……同人认为研究文学哲理介绍文学流派虽为刻不容缓之事，而移译西欧名著使读者得见某派面目之一斑，不起空中楼阁之憾，尤为重要。”

这一期发表的译作有《疯人日记》（果戈理作，耿济之译）、《乡愁》（加藤武雄作，周作人译）、《熊猫》（托尔斯泰作，孙伏园译）、《农夫》（高米里克基作，王剑三译）、《忍心》（夏芝作，王剑三译）、《新结婚的一对》（般生作，冬芬译）、《邻人之爱》（安徒生作，沈泽民译）、《泰戈尔诗》（泰戈尔作，郑振铎译）等。外国文学研究著作有沈雁冰的《脑威写实主义前驱般生》、郑振铎的《莫尔顿的文学的近代研究》以及各种外国文学动态和消息。

第12卷第3、4、5期，除了继续刊登译作，研究外国文学的论著和介绍外国文学动态、消息等外，还刊登了周作人和沈雁冰讨论翻译文学的通信、郑振铎《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沈雁冰《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沈泽民《译文学书之问题的讨论》等文章。以后各卷各期都保持了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为主的特色，并进一步就翻译问题本身进行不断的研究和讨论。例如1923年出版的第14卷第2期上刊登了沈雁冰、胡愈之、郑振铎、吴致觉等关于“文学上名词译法的讨论”。像这样开展翻译问题的讨论和开辟专栏介绍外国文学的动态，在我国文学史上是没有过的。《小说月报》有首创之功。

《小说月报》发表了大量译作，培养了一大批翻译工作者。据统计，从1921年1月出版的第12卷第1期至1926年12月10日出版的第17卷第12期，《小说月报》发表的译作仅俄国文学就有33种，法国文学有27种，日本文学有13种，印度文学有6种，英国文学有8种。

文学研究会编印的“文学研究丛书”收集了包括不同国别、不同体裁的外国作品近百种，如：《狱中记》（散文），王尔德著，张闻天、汪馥泉、沈泽民译；《长子》（剧本），高尔斯华绥著，邓演存译；《华伦夫人之职业》（剧本），萧伯纳著，潘家洵译；《可敬的克莱登》（剧本），巴蕾著，熊适逸译；《玛加尔及其失去的天使》（剧本），琼司著，张志澄译；《木马》（剧本），雷里、安瑞合著，李青崖译；《悭吝人》（剧本），莫里哀著，高真常译；《波华荔夫人》，弗罗贝尔著，李青崖译；《菊子夫人》，绿蒂著，徐霞村译；《莫泊桑短篇小说集》，莫泊桑著，李青崖译；《遗产》，莫泊桑著，耿济之译；《波纳尔之罪》，法朗士著，李青崖译；《艺林外史》，法朗士著，李青崖译；《嘉尔曼》，梅里美著，樊仲云译；《一生》，莫泊桑著，徐蔚南译；《忧愁夫人》，苏德曼著，胡仲持译；《意门湖》，斯托尔姆著，唐性天译；《织工》，霍普特曼著，陈家译；《阿那托尔》，显尼志劳著，郭绍虞译；《梅脱灵戏曲集》，梅脱灵著，汤澄波译；《青鸟》，梅脱灵著，傅东华译；《倍那文德戏曲集》，倍那文德著，沈德鸿、张闻天译；《他们的儿子》，柴玛萨斯著，沈余译；《一个人之死》，帕拉玛兹著，沈余译；《恋爱的故事》（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之三），郑振铎译；《新月集》，泰戈尔著，郑振铎译；《飞鸟集》泰戈尔著，郑振铎译；《泰戈尔戏曲集》（1），泰戈尔著，瞿世英译；《贵族之家》，屠格涅夫著，高滔译；《罗亭》，屠格涅夫著，赵景深译；《我的生涯》，托尔斯泰著，李藻译；《三姊妹》，柴霍甫著，曹靖华译；《红的笑》，安特列夫著，梅川译；《狗的跳舞》，安特列夫著，耿济之译；《工人绥惠略夫》，阿尔志跋绥夫著，鲁迅译；《史特林堡戏剧集》，史特林堡著，张毓桂译；《棉被》，田山花袋著，夏丏尊译；《一个青年的梦》，武者小路实笃著，鲁迅译；《河童》，芥川龙之介著，黎烈文译；《爱罗先珂童话集》，爱罗先珂著，鲁迅、胡愈之、汪馥泉译，等等。

文学研究会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开展了种种活动，采取了种种措施。除了前面所述的文学专号外，还专门开辟了“海外文坛消息”，介绍世界各国的文学思潮、文学家轶事、文学动态和发展概况，共计200余条，对于当时在我国普及外国文学知识，开阔新文学作家的视野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如上所述，文学研究会成员中，为翻译介绍外国现实主义文学做出过贡献的人很多，像郑振铎、耿济之、王鲁彦、李青崖、李颉人、赵景深等都有特殊的成就。

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郭源新，福建长乐人。他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多有贡献，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开始文学研究和翻译活动，并从铁路部门转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1921年1月，和茅盾、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主编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旬刊》。1923年后主编《小说月报》，积极从事翻译介绍印度、苏联及各弱小民族的文学。1922年创办《儿童世界》。从1925年到1927年，和胡愈之、叶圣陶等人创办《公理日报》，并组织上海著作人工会，积极参加上海工人三次起义时的市民代表会议。1927年5月旅居巴黎，1929年初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暨南大学任教。后来曾在生活书店编《世界文库》。抗战期间，一面写诗歌、散文、小说，一面和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联共（布）党史》、《列宁文选》等，还编著了《中国版画史图录》5辑24册。抗战胜利后，创办《民主周刊》，鼓动全国人民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斗争，不久被国民党查封。1949年秘密绕道香港到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民间文学研究会副主席。1958年10月18日，在率领我国文化代表团访问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殉难。

在郑振铎一生众多的文化活动中，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可以说他是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而开始其文学生涯的。他的译作，以翻译印度泰戈尔者居多，而且几乎全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如《飞鸟集》、《新月集》等等。

《新月集》和《飞鸟集》表达了泰戈尔对人类及大自然的无比的爱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对当时中国新文学作家特别是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小诗，如抒情诗、自由诗、哲理诗的作者，大多直接或间接受到泰戈尔的影响。

郑振铎除翻译印度泰戈尔的作品外，还翻译了不少俄国文学作品。郑振铎的翻译有着明确的目的性，他总是选择与中国国情相近国家的作品，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更多地翻译印度和俄国文学作品的原因。他在翻译路卜洵的《灰色马》的“译序”中说：

译这书的原因有二：第一是我自己读这书时，极受他大胆直率的思想与美丽真切的艺术所感动，便起了要把它译过来的决心。第二是我觉察乔治式的青年，在现在过渡时代的中国渐渐多起来，虽然他们不是实际的反抗者、革命者，然而思想上他们确是带有浓厚的乔治的虚无的思想的——怀疑、不安而且漠视一切。这本书的介绍也许对于这类人与许多了解他们的人至少有可以参考的地方。

《灰色马》是20世纪初俄国文坛上出现的一部重要作品。茅盾当时谈到这部作品的时候说：“我以为《灰色马》如果能在这时候引起现代青年的注意，则希望他们牢记一句话：‘社会革命必须有方案，有策略，以有组织的民众为武器，暗杀主义不是社会革命的正当方法’。”从茅盾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理解郑振铎当时翻译这部作品的意义了。

耿济之（1898—1947）是文学研究会中翻译介绍俄国文学成绩突出的翻译家，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也是值得纪念的人物。正如戈宝权在《忆耿济之先生》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耿济之先生是我国最早和最著名的一位俄国文学的研究者和介绍者，同时也是一位工作时间最久、产量最多和态度最为严肃的俄国文学翻译家。”

1921年，耿济之翻译了许多俄国文学名著，计有：

托尔斯泰的《复活》（由商务印书馆分上、中、下三集于1922年3月出版）、《艺术论》、《黑暗之势力》（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屠格涅夫的《村中之月》（剧本，商务印书馆出版）；

郭克里（即果戈理）的《疯人日记》（载《小说月报》12卷1号）；

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雷雨》（剧本，商务印书馆出版）；

柴霍夫（即契诃夫）的《侯爵夫人》（载《小说月报》12卷2号）；

此外，他还在这年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俄国文学研究》号外上发表了七篇译作，计有《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背景》（沙洛维甫著）、《俄国四大文学合传》、《俄国乡村文学家伯得洛柏夫洛斯基》、《阿里鲍甫略传》、《一桩事件》（安得烈夫著）、《尺素书》（屠格涅夫著）等。

在文学研究会成员中，翻译法国文学成绩卓然者要数李青崖和李颉人了。

李青崖（1884—1969）曾留学比利时列日大学理工学院，1912年毕业回国。留学期间就在业余时间努力钻研法国文学。1921年，李青崖参加文学研究会，在长沙组织湖光文学社，出版《湖光》半月刊，从此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从1929年起，曾先后任中国公学文理学院学长，复旦大学、湖南大学、中央大学教授，上海文化局处长等职。1969年病逝于上海。

李青崖从20年代开始，翻译了许多法国作品。“文学研究会丛书”中收录了他的多篇译作，如福楼拜的《波华荔夫人》、莫泊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法朗士的《波纳尔之罪》和《艺林外史》等。特别是20年代末，由他翻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共九册，上海北新书局出版）是一部重要的译作，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李颉人（1891—1962），是“五四”以来的进步作家，同时也是早期翻译法国文学较有影响的翻译家。早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学习法国文学。1924年回国，开始翻译活动。他先后翻译了福楼拜的《马丹波娃利》（即《包法利夫人》）、《萨朗波》，都德的《小东西》（初译《小物件》）、《达哈士孔的狒狒》，莫泊桑的《人心》，龚古尔兄弟的《女郎爱丽莎》，卜莱浮士德的《妇人书简》，法莱士的《文明人》等。

文学研究会成立以后，不但注重现实主义文学的翻译，而且重视研究介绍和传播外国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翻译和研究对于当时读者来说，都是一种介绍和传播，但侧重点不同，前者只是翻译原作，后者则介绍作家生平传略和作品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点等等。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趋势》一文中曾说：“我们不要忘记了新文学运动里还有一个名词，叫做‘文学介绍’。这在外国文学里，我没有听说过；在我们中国文学里，我也没有听说过。所谓‘文学介绍’者，即将某某作者传略抄录一遍，再将其作品版本开列详单，再将主要作品的内容展转的注释，如是而已。”梁实秋是有意贬低甚至不赞成“文学介绍”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外国文学的译介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外国文学影响侵入中国之显著的象征，无过于外国文学的翻译。翻译一事在新文学运动里可以算得一个主要的柱石。”

“文学介绍”这种形式，最早见于《新青年》，介绍易卜生的思想和生平就是一例，但那时仅仅是开始。文学研究会接办《小说月报》以后，主编沈雁冰特别开辟了“海外文坛消息”一栏，而且亲自撰稿，先后发表了200余条消息，既有外国文坛动态，又有作家作品介绍，例如：《罗兰的近作》、《劳农俄国治下的文艺生活》、《肖伯纳最近著作》等等。

《小说月报》革新一年，在印出12号以后，又开辟了“文学的研究”栏，从各方面立论，更全面深入地研究介绍外国文学。《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在《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一文中说：

我们一年来的努力较偏于翻译方面——就是介绍方面。时有读者来信，说“我们蔑视创作”；他们重视创作的心理，我个人非常钦佩，然其对于文学作品功用之观察则亦不敢苟同。我以为文学虽亦艺术的一种，然与绘画雕刻等艺术，功用上实不尽同，所以翻译文学作品不能与翻译绘画摹造雕刻一例看承！文学家要在非常纷扰的人生中搜寻永久的人性。要了解别人，也要把自己表露出来使人了解，要消灭人与人之间的沟渠，要齐一人与人间的愿欲；所以文学是人精神的食粮，它不但使人欣忭忘我，不但使人感极而下泪，不但使人精神上得相感通，而且使人精神向上，齐向一个更大的共同的灵魂。然而这是重大的工作，自古至今的文学没有一个人曾经独力完成了这件大工作，必须合拢来，乃得稍近于完成。在这意义上，我觉得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般地重要，而在尚未有成熟的“人的文学”之邦象现在的我国，翻译尤为重要；否则，将以何者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呢？我国旧日文人颇以为文学仅供欣赏兴感而已，此历史的负担，似乎至今尚有余威；一般人的观念，颇以为读外国文学犹之看一盆外国花，尝一种外国肴馔，所以要注意去种自己的花做自己的肴馔；然而这未免缩小了文学对于人生的使命。我极盼望立刻产生出许多创作家来分担世界创作家对于人类创作前途所负的责任，更盼望国内读文学的人们注意文学的重大使命，不要拿“吃番莱”的心理去读翻译的作品。

沈雁冰在这里向读者说明了《小说月报》偏重于介绍外国文学的原因，并且指出翻译与创作建设新文学和推动社会革命在当时都是重要的。《小说月报》先后发表了“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非战文学号”等等，正是有计划地向我国读者介绍外国作家作品的一个具体措施。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文学研究会的翻译介绍，主要倾向于外国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这种翻译倾向是和它的翻译“为人生”服务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