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传播与影响

巴金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传播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方面。巴金在中国传播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持续了整整一生，1980年他在《文学生活50年》的讲话中说，他在法国学写小说拜过几位老师，其中包括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自由派作家屠格涅夫、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巴金与上述四位作家关系极为密切，但他深受影响和积极传播的不仅仅是上述四位作家。1957年9月27日他在回答苏联汉学家彼德罗夫的信中说：“旧俄作家我特别喜欢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后来也喜欢高尔基和契诃夫。我还喜欢安特列耶夫和阿尔志巴夫的一部分作品。”谈到苏联作家时，他说：“我最喜欢的是肖洛霍夫、爱伦堡、法捷耶夫、阿·托尔斯泰、费定。”读巴金的作品，我们还可以发现他还提到过普希金、果戈理、雷列耶夫、冈察罗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琴斯基、迦尔洵，还有克鲁泡特金，薇拉·妃格念尔，爱玛·高德曼等。如前所述，巴金翻译过许多俄罗斯作家作品，如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斯捷普尼亚克的《地下的俄罗斯》，迦尔洵的《信号》，高尔基早期描写草原人们生活的小说以及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高德曼的《妇女解放的悲剧》，妃格念尔的《狱中20年》等。巴金对俄罗斯文学有着很深的情结。

巴金对托尔斯泰、普希金、赫尔岑、屠格涅夫以及克鲁泡特金等作家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巴金一生与列夫·托尔斯泰维系着心灵精神的交往。他全心地拜读他的小说，研究他的生平思想，撰写他的传记，多次在文章中回忆自己阅读《复活》和《战争与和平》所经受的震撼和启迪。早在20世纪初的1921年，他17岁时，就在自己家里办的名为《平民之声》的周刊上，从第4期开始连载他写的《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学说》。50年代，他又从法文转译了高尔基撰写的《列夫·托尔斯泰》和《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泰夫人》。1985年，巴金81岁的时候，他还发表了《再认识托尔斯泰》的文章，在文章中指出：“伟大的作家民主并不需要我这样的辩护。我只是从那些泼向老人的污泥浊水，看出《战争与和平》的作者的后半生所走的那么艰难的道路。”

列夫·托尔斯泰，正像巴金所说的那样，他是“19世纪文学的高峰”，“19世纪全世界的良心”。1984年巴金在东京举行的第47届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中说：“在许多前辈作家的杰出中，我看到一种为任何黑暗势力所摧毁不了的爱的力量，它永远鼓舞读者团结、奋斗、创造美好的生活。我牢记托尔斯泰的名言：‘凡是使人类团结的东西都是善良的、美好的；凡是使人类分离的东西都是恶的、丑的。’托尔斯泰为人类的和平、团结的精神和言行一致的道德力量影响了全世界。巴金一生执著地维护托尔斯泰的尊严，传播其作品，其根本原因在此。

传播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被巴金称为他“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

赫尔岑是俄国19世纪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著名的政治家和作家。巴金曾说他自己开始读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时非常激动，非常亢奋。他说自己写《灭亡》时，“心里有一团火，它在燃烧。有感情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我不知不觉间受到了赫尔岑的影响”。巴金撰写的《俄国社会运动史》有一章专门介绍赫尔岑。1936年巴金翻译了赫尔岑的回忆录中的《海》与《死》两个片段。他还向鲁迅表示要翻译这部100多万字的巨著。1940年又翻译回忆录中的第一部分（1848—1852），并以《一个家庭的戏剧》为名，于同年8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巴金在20世纪“文革”后期，1974年，以古稀之年再次翻译赫尔岑。每天翻译几百字，一边翻译一边进行详细的注释。巴金把翻译和传播《往事与随想》看成为自己的使命，一种学习。他说：“我要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77年，巴金翻译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册问世，即原作中前两卷《育儿室和大学》、《监狱与流放》。因为他年龄越来越大，疾病缠身，他只译了《往事与随想》的五分之一，其余部分由臧仲伦、项星耀全部译完。1993年终，90岁高龄的巴金致信给项星耀说：“在这个金钱重于一切，金钱万能的时代读到您介绍的好书，我实在高兴。”他非常感谢两位译者替自己向读者偿还了一笔欠了几十年的债。巴金就是这样为了读者，为了中国，为了光明，在一生中兢兢业业来传播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