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太高吗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否太高了

封闭有封闭的艰难，开放有开放的烦恼。自从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外贸依存度也随之急剧攀升。所谓外贸依存度一般是指一国进口和出口总额占其GDP的比重。这是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一个基本指标。1980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只有12.5%，到1990年已经超过30%，2000年达到44%，尤其是最近几年，外贸依存度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节节上升，由2002年的48.8%上升到2003年的60%，再上升到2004年的70%。根据WTO和IMF的数据测算，1960年全球外贸依存度为25.4%，1990年为38.7%，2003年已接近45%。因此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即使和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也遥遥领先：2003年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为18.4%，日本为19.9%，在G7中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加拿大和德国分别为59.5%和56.2%。印度、巴西、俄罗斯近年来和中国被并称为BRICs，是全球舞台上新出现的明星演员，和这几个发展中国家相比，印度的外贸依存度为22.5%，巴西为25.8%，俄罗斯为43.5%。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太高了吗？有许多学者指出，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存在被高估的可能性。作为分子的进出口数额可能被高估。加工贸易已经占到中国出口的50%以上。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行组装之后再出口到国外。假如中国进口1000元的原材料，进行组装之后再以1001元的价格出口，那么将1000元的进口和1001元的出口加总计算外贸依存度明显的有虚增的成分。作为分母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被低估。比如关于服务业的统计可能存在很多遗漏，而对工业增加值的统计只计算规模以上企业，而且规模以上企业统计遗漏也很多。

我们认为：第一，中国的外贸依存高是一个客观事实。这是中国长期以来追求外贸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长速度的结果。第二，仅仅比较外贸依存度的绝对规模，我们难以判断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否过高，或者外贸依存度过高之后究竟会出现哪些问题。外贸依存度提高之后会增加宏观管理的复杂性，因为在对外依存度较低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放弃外部稳定来实现国内稳定。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外部失衡对国内宏观稳定的负面影响也随之提高，政府必须同时兼顾内外部平衡。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一国外贸依存度提高之后一定会出现宏观风险和经济波动。毕竟，有的贸易国家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了100%，但是它们仍然可以在全球经济的海洋中如鱼得水。从理论上讲，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提高，固然可能会引进外部的风险，但是通过利用国际市场，国内企业也可以更好地分散风险，比如即使国内经济出现衰退的时候，通过出口到国外市场，企业仍然能够得到稳定的收入。

开放过程中的潜在风险

对外开放能够带来收益，也能够带来风险。外贸依存度提高所能够带来的外部冲击可能包括：（1）贸易条件的恶化。尤其是对于出口初级产品的国家而言，由于贸易条件恶化，它们必须出口更多的产品才能换回原来水平上的进口，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发生出口越多，贸易条件越恶化的情况。（2）如果对某种战略能源或原材料的进口依存度过高，可能会带来经济安全问题。所谓经济安全既包括在极端情况下能源和原材料可能出现的短缺，也包括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波动对本国经济的影响。比如油价不断高涨对于中国和其他需要进口石油的东亚国家会带来较大的负面冲击。值得指出的是，经济学分析指出，通过经济制裁封锁对某个国家的供应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比较而言，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波动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冲击会比原材料和能源短缺所带来的冲击更大。（3）贸易会带来国内收入分配的变化，在处理不当的情况下，会加剧社会再分配的冲突。

概括来说，对外开放会带来外部冲击，外部冲击可能会加剧潜在的社会冲突。潜在的社会冲突会妨碍宏观政策（如调整财政政策、改变实际汇率或实际工资水平）的顺利执行、或是直接妨碍生产性活动的进行（如罢工、暴乱），这才带来了真正的风险和动荡。因此来自国外的外部冲击、来自国内的潜在的社会冲突以及一国政府是否建立了化解矛盾的机制，是决策者必须考虑的三个因素：外部冲击越大，增长率受到的负面影响越严重；潜在的社会冲突越尖锐，外部冲击的破坏力越大，增长率受到的负面影响越严重。但纾解冲突的体制越完善，则能使外部冲击的破坏力减缓，从而使其对增长率的影响越微弱。

外部冲击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系统中的外生变量。潜在的社会冲突也大致上是社会中的既定现实，或是受到历史的影响。比如我们可以设想，收入分配程度越不平等，潜在的社会冲突越大。而一个社会的异质性越严重，比如种族、民族、语言间的差异越大，则潜在的社会冲突也可能越大。由此可见，对于政策设计者而言，真正能够有所作为的是建立一套纾解冲突的机制。

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纾解冲突的机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政府应着力提高自己的威望和信誉。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在矛盾和冲突的各方之间灵活斡旋，扮演一个公正、中立的协调者的角色。政府的信誉来自于合理的制度设计（如中央银行独立性），也来自于其自身的效率。如果政府在民众中的威望和信誉丧失，再精巧的宏观稳定政策也无力回天。提高政府威望和信誉乃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点滴积累起来的制度创新、持之以恒地反腐倡廉、大刀阔斧地提高行政效率、减少官僚主义，不仅对提高微观经济运作的效率至关重要，对于宏观稳定同样不可缺少。（2）建立一套制度化的渠道，使政府能够听到公众的声音，也使公众中的不同人群听到彼此的声音。所谓制度化的渠道，是指允许公民直接参与政治决策或保证在决策层中有不同阶层的代言人。人们之间若能声息相通，则可增加相互的了解与理解并创造出更多妥协与合作的机会，从而减少潜在的社会冲突与动荡。若公众能充分理解政府的处境与选择，则对政府的拥护程度会上升，政府也可以做出更兼顾全局的妥善安排，或是在面对不同的选择时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应注意让农民、工人以及新兴企业家等容易被决策层忽视的阶层更多地参与。（3）加紧建立社会安全网和保障制度。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和对外开放过程中存在意想不到的风险，因而需要一套相应的社会安全网和保障制度，保护那些受害程度最深的公民，并同时维护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合法性。正如波拉尼四十多年前在其名著《大转型》中谈到的，若没有这种相应的保障制度，由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大转型”根本不可能自发地实现。

改革比开放更重要

国内学者已经注意到外贸依存度提高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以及过度强调出口和引进外资造成的中国经济不平衡增长格局，但是，如何才能避免开放引起的外部风险呢？

降低外贸依存度不是一个合适的政策目标。首先，尽管政府在决策的时候存在片面强调出口的错误，但是中国出口的强劲增长基本上是由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以及中国市场化改革释放出来的活力共同决定的。由于全球范围内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企业将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恰好成为最被看好的投资地。世界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大格局在近期内会有根本的调整吗？我们很难想象发达国家将制造业迁回国内，在美国或欧盟生产服装或鞋子。中国的出口商主要由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构成，政府有何种政策能够降低出口呢？如果采用行政性的干预，对中国经济的杀伤力将是致命的，如果调高人民币汇率，则由于中国的进出口对汇率的弹性并不高，效果可能并不理想。此外，很多产品的进口不仅难以减少，反而将会不断提高，比如对能源的进口、对原材料的进口、对粮食的进口等。从长期来看，较高的外贸依存度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

政府能够有所作为的应该是进一步实行改革，提高本国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在分析中国加入WTO的意义的时候，很多学者就提出，加入WTO的真正意图是通过开放促进竞争。开放一定能够促进竞争吗？其实，开放和竞争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我们可以将之分为四种情形：（A）竞争但不开放，即政府解除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或不同行业的歧视性管制；（B）竞争而且开放，政府解除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或不同行业的歧视性管制，奉行开放政策；（C）既不开放也不竞争，政府继续维持歧视性管制，同时仍然保持经济的相对封闭性，即开放度较低；（D）开放但不竞争，政府继续维持歧视性管制，但却开放国内市场，保持一个较高的开放度。在情形（A），存在一个统一、竞争的国内市场，由于国内的充分竞争，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会保证在一定水平，并且由于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可以免受外部经济环境或条件变化的冲击，这意味着相对较高的经济安全度；在情形（B），国内企业不仅面临着充分的国内竞争，而且也必须面临着来自国际上的竞争，由于资源的配置不受限制，因此经济效率将达到最高，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即使面临外部环境的可能变化，由于经济规模较大并且经济效率很高，国内经济安全度也不会低于一定水平；在情形（C），就整体经济效率而言，由于它特意维持歧视性的管制，排斥竞争，因此效率低下，但就经济安全而言，类似情形（A）；值得注意的是情形（D），此时的管制不仅效率低，而且这种低效率由于较高的开放度而暴露于外来经济环境或条件的变化下，从而降低了经济安全度。对比这四种情形可以看出，情形（D）是最坏的结果。

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是尽管自由化的经济改革已经持续二十余年，政府对经济的各方面仍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管制，这种管制和发达国家的政府管制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这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政府管制存在着明显的所有制歧视和部门歧视，例如对国有和民营的不同态度、对农业和工业的不同态度等。在加入WTO以后，政府承诺在一定时间内开放国内市场，给予国外企业以国民待遇。但是，在某些管制部门，外商将享有垄断企业所享受的待遇，而那些被管制的国内企业却仍然被拒之门外。如果只有对外开放却不放松管制，可能会在降低了国内经济效率的同时，积累金融和经济风险。另一个严重后果是会加重不平等和贫困。比如，政府对农村经济生活的管制造成了农村税费负担的上升和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农村民办教育的管制人为地降低了农村教育的供给水平，提高了农民孩子受教育的成本，从而剥夺了一部分农民后代受教育的权利。在加入WTO并承诺减少进而取消农产品配额限制后，国外土地密集型产品将蜂拥而至，受打击最大的就是那些原本在国内种粮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农民，然而由于受到政府管制，他们很可能没有办法通过市场交易降低来自国外产品竞争所导致的收入逆向冲击。这意味着收入降低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

因此，中国经济现在可能正处于类似（D）的情形：如果想降低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降低外贸依存度，从扩大开放转为相对封闭，即从（D）到（A）；另一种选择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提高中国经济的活力和政府管理风险的能力，即从（D）到（B）。我们认为，如果停留在现在的状态，仍然是一边对外开放一边对内管制，我们将面临效率和安全的双重损失；如果选择第一条道路将是一种倒退；只有进一步放松管制、改革政府，才能避免继续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