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巴赫金思想的意义

西方巴赫金研究的“热劲儿”在渐渐消退，但在20世纪最后20年恐怕只有“懒人”才不读他的论著或者巴赫金研究论著，当然这样讲未免武断，不过至少对从事文学和文化批评的人而言相信并不很夸张。美国学者弗兰克说，“在西方批评家当中巴赫金是无须介绍的。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旧式人文主义者到结构主义者再到后现代主义者，都在文学和文化批评中征引他的名字”。巴赫金思想缘何魅力巨大？是学术界的“炒作”，还是文人脸皮薄，好像不知道巴赫金就会给人以孤陋寡闻之嫌，在别人面前会一下子降低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不能排除这方面的因素，但主要原因肯定不在此。

了解者提起巴赫金的思想，都说博大精深，因为他涉猎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从哲学和美学到文艺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无所不包，而且常常寥寥数语就能引人深思。钱中文先生在1998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上提到：“巴赫金对符号学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阐述符号思想出语并不多，但点铁成金；见解独到而深刻，给你启发，给你思考的余地。”正因为巴赫金视野广博，观点新颖，所以各人文学科的学者们对之都有“亲切”之感，从其不同的理论中获得启发。这一点，中外学界早已有了共识。但巴赫金思想的过人之处，并非“博大精深”一词所能涵盖。古今中外学问大而博者有之，观点、见解颖异独到者有之，但他们的思想并不全能“走运”，被称作“某某学”而几十年来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巴赫金的学术遗产称得上是人文领域的“理论百科全书”。然而，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对人的启迪毕竟有限，就如同弗雷泽在《金枝》中为读者提供的文化现象那样。《金枝》的魅力恰恰在于给人类学的研究拓宽了方法和思路。巴赫金也同样如此，其著读来震撼人心，是因为他“意味着智慧而不是知识”,“他的每一著作几乎都提出了人文科学中的新问题、新思想、新观点，他的每一著作都把读者领入了一个新的学科，走进一个新的境地”。确实，巴赫金意味着人文研究的新颖视角与方法，意味着宽广的理论视野，意味着跨学科的思维方法，而不只是一套难懂的术语和精辟的结论。学问有知识型的，也有思想型的，前者可称为“博学多才”，后者是“激发智慧”。巴赫金的学问可以说占尽了这两条，无怪乎有人视巴赫金思想为“跨学科思潮”，有人称他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有人在20世纪就将他归入到了“下个千年的思想家”之列。

巴赫金以其丰富的知识涉足众多的学科领域，建立了为不同领域的人文学者或称道或批判的各种专门性理论，这是因为巴赫金善于“把握20世纪人文科学发展的多种趋势”，是他能独具慧眼地窥探到各个人文学科的内在的本质联系，而之所以能发现这种本质联系，归功于他对人的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考。正是高屋建瓴的哲学眼光，使他既能限定自己的考察对象，也能不拘泥于它，在论及哲学问题时，可以把思想的火花点燃于具体学科的细微之处，提出各种新的问题，也能在把目光聚焦在某一点的时候达到哲学的境界，返回根本性的哲学构思，继而反过来再深入到人文学科的专门领域。这让人想起爱因斯坦是如何发现狭义相对论的。对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哲学而不是物理学理论，他在自己《文集》的“自述”中说：

今天，当然谁都知道，只要时间的绝对性或同时性的绝对性这条公理不知不觉地留在潜意识里，那么任何想要令人满意地澄清这个悖论的尝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清楚地认识这条公理以及它的任意性，实际上就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对于发现这个中心点所需要的批判思想，就我的情况而言，特别是由于阅读了戴维·休谟和恩斯特·马赫的哲学著作而得到决定性的进展。

相对论的建立，在人类的整个思想领域引发了一场空前的革命，给精密的自然科学，也给艺术创作以及哲学、美学、文化学、文艺学等人文学科以极大的启示。如果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改变了20世纪人类的时空观、真理观，那么打一个不一定很恰当的比喻，巴赫金的对话学说则改变了人文认识的真理性观念：人类对自身存在的认识，是在无限绵延的对话语境中不断深化的。所谓“深化”，追求的是在对话中不断发展人类对自身精神存在的认识和理解的深度，而不是准确程度。当然，追求深度并不等于说人文的认识就不需要正确性了，实际上追求深度与相对主义的认识观是扦格不入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在思想、思考问题时，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他都需要正确地去思想，所以正确性、真理性是人在思维时应有的义务和责任。巴赫金的这种思想实际上为我们建立了一种超越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的“另类科学性”，换言之，人文的认识并非是不科学的，而是也可以以另一种科学性为自己的认识形态，这种形态有自己内在的规律性和准确程度的标准，即真理在对话中存在和发展，追求真理的话语总是具有对话性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阿维林采夫解释“象征学”时率先提出的“另类科学性”这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巴赫金的主要思想之一——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对话方法，巴赫金晚年还意味深长地引用过这一概念（第4卷第378页）。

巴赫金学的影响力主要地来源于由他发现并论证的对话思想或对话论，即彼此独立且同时共存的两个（或多个）意识相互平等交流的思维模式，你的声音可以压倒、打断别人的声音，但不能强制性地“结束”它。对话一说古已有之，非巴赫金独创，但将它上升为哲学命题，用于阐述“表现的和说话的存在”，即人的现实的存在，并为他涉足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探讨文化研究的新途径、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的确称得上是重大的发现。巴赫金正是通过对话思维这种方法发现了文化的边缘性（即文化整体中不同领域间的相关性）、不同文化之间对话（即不同时代与不同地区、国家、民族、群体的文化之间的回应与交流）的重要性，改变了考察历史状况（包括文学史和语言学史）的传统思维定势。

学术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向来是与现实紧密联系着的。哲学思想包括宗教对现实的实际影响，无论是从法、俄、中等国对世界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革命来看，还是从人们看待自然、看待人生的态度来看，都从未间断过。“认为哲学思想脱离现实生活的观点……本身就是反现实的。”19世纪可谓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的世纪，20世纪则是被殖民地民族起来反抗列强的世纪，对抗与战争是这两个世纪的重要特征。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有识之士清楚地看到，各国、各民族在各个领域互惠互利的交流与共同发展，对整个人类的生存是多么的重要。主体之间要平等相待、彼此尊重，从而达到共赢式的和谐发展，20世纪20年代巴赫金提出的对话观，顺应并推动了人们的这一共识。

巴赫金重视对话思维，但更强调知识分子的对话主动性，即以学术行为、艺术创作行为等积极参与生活的责任心，所以真正的对话在现实生活中是否能实现，关键还要看人们具不具有对话立场。照巴赫金之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中贯彻了这种立场，可大家知道，在现实的生活中没有丝毫对话立场的沙皇，差点儿永远“剥夺”了他的生存权；那么巴赫金自己呢？要是50年代中期以后的苏联不出现“解冻”，恐怕也难逃对话学说被永远束之高阁的命运。但两位隔世的知音都没有在残酷的命运面前低头，而是坚持自己的理想与追求。饱尝了苦役和流放之苦的这两位对话者所树立的真作家与真学者的风范，不论在哪个时代、哪种文化背景中，都会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