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认识论背景下的巴赫金哲学

认识论正经受着各种各样的困惑：站在反笛卡儿主义和反康德主义立场上的各种“否定论”，后结构主义的“读者诞生—作者消亡”论，用心理学替代认识论以及用神经学替代认识论的各种“埋葬论”等等。不过，全盘否定传统的认识论是不可能的，因为不满并不意味着对它可以弃之不顾。其实，不满者的许多观念与作为科学基础的传统认识论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都无法避开关于主客关系的思想以及认识事物的本质、认识真理的可能性问题等等。

米凯希娜认为，笛卡儿认识论的基础大体上可以借用几个隐语来加以概括，即智力是镜子，认识是反映，主体对立于客体以及“世界图景”，所以，对传统认识论而言，最理想的知识和认识活动，特别是最理想的认识理论，就是自然学科的知识、活动和理论，关于精神文化的科学研究，即包含人类生存意义以及道德和审美价值的科学研究，则基本上不在这种认识论的范围内。接着她提出了以下问题：怎样才能摆脱传统认识论观念的束缚并且寻求其他传统作为依托？用什么样的理性形式来考察现实的、经验的主体，考察自具价值的认识者以及他与其他人交往中的存在？如何把历史和社会文化因素引入认识论？能否在与阐释和理解密切相关的新语境中重新审视真理及其客观性？如果能，又怎么审视？这既是当代哲学家们着重思考的问题，如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为消解“科技理性”提供了一种方案，也是20世纪初期巴赫金严肃思考的问题，他提出了一种可称之为“行为哲学”的解决方案。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对直觉主义和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义学说深感不满，但正如马赫林指出的那样，“巴赫金迈出根本性的一步，是从新康德主义出发且又离开它的过程中，把体系概念从科学理论的层面转移到了本体论的层面”，因为不管多么精确的科学性都无法弥补在存在和历史方面的不足。这已不只是一种思想，这也是考察生活的、文化的、艺术创作的世界的一种系统方法。与此同时，巴赫金没有忽略理性，他在继承康德和柯亨传统的基础上对理性做出了独特的理解。这一点特别是在他独创的行为概念中得到了充分反映：“行为从其整体上看是大于理性的，因为它是负责任的。理性只是责任的一个因素[1或2词不清]，是‘如太阳光下灯的反射’（尼采语）般的光明。”（第1卷第31页）可以说，巴赫金的视角彻底改变了人们研究认识论的方法问题。正是在对旧认识论的纷纷反拨这个大背景下，我国的学者也不甘落后，借鉴巴赫金与哈贝马斯等哲学家的思想，提出了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研究中应采取一种“新理性精神”的主张。

众所周知，传统认识论符合古典自然科学的要求，主张抽象化，抽象化则主要通过“舍去”主体、排除“人的维度”来获得。这一传统试图克服心理主义和历史主义，把它们看作是相对主义，通过“外科手术”的方法，把人本身从认识以及认识的结果中剔除出去。巴赫金思考了传统认识论的特点和局限性，认为这种认识论所认识的只是“理论化的世界”、“自具规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主体、真理等范畴都过着自己独立的“生活”。当然，巴赫金并没有否定这个世界，但他也不是罗蒂所说的那种导师式的哲人，而是能够看清理论化的认识论世界的基础和局限性的哲学家。巴赫金认识到了理论化的世界的自在性，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活动的只是纯粹理论的、历史上虚假的主体，是普遍意识。认识的主体完全被理论世界的规律所控制，失去了自己的积极担负个人责任的本质特性，换言之，旧认识论的主体是一种极端抽象的主体，他只“生活”在与现实的存在事件格格不入的抽象的理论世界里。巴赫金提出“致命的理论化”，强调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抽象理论主义的扩张使得理论化的做法不但植根在了自然科学的研究之中，而且还渗透到了哲学乃至整个文化中。

显然，巴赫金并不承认自笛卡儿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抽象理论主义是唯一合理而普遍适用的传统，他在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东方和中世纪欧洲的神智学和人智学中看到了与他主张的“参与性意识（负责的行为意识）”相契合的一些东西。他认为，“参与性意识”既知道被理论化了的文化世界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也知道这个被理论化了的世界并不是参与性意识生活其中并负责地做出他的思想行为的那个“统一而唯一的”世界。有什么方法可以认识这个“活生生的”世界，封闭在理想中的独立自在的理论化世界与之“老死不相往来”的这个唯一性世界？在《论行为哲学》中巴赫金慨叹尚无任何的原则可以使理论世界参与到唯一的存在事件中，使主观的认识过程与客观的含义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在这里实际上想说的，是要建立新的认识论模式就不能脱离人本身，必须以信任作为认识主体的完整的人为基础，而这样的人，恰恰是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认识论追求的理论世界所不可接纳的。对巴赫金而言，认识论的对象应该是认识的整体，而不只是认识的理论化模式，如此一来，认识就转变成了负责地思考着的参与性意识的行为，最终是与认识的结果即真理密切相关的理解。在抽象的理论化世界里被排除掉的“负责的行为意识”成了认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这就是巴赫金为我们提供的如何理解认识、主体、真理的哲学人类学传统的实质所在。

巴赫金把对主体、客体和真理的抽象化留给了“致命的理论化”的世界，自己则引入了一些新概念，是在不同于旧认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概念，他强调“参与性”（没有不在生活现场的证明）、“责任”以及作为主体生存证据的“行为”，因此巴赫金哲学思考的对象就变成了作为“统一而唯一的存在事件”、“存在的历史事实”、“唯一的生活世界”的现实存在，即道德现实，它能够把“抽象的理论化世界”纳入自身，而不是与自己对立起来。相反，在抽象的理论化世界里，真理（知识）是独立自在的，其价值超越时空，所以它不仅在认识的方法上保持着纯洁性，而且在内容上是自决的，不受“活生生的唯一的历史性”所左右。

巴赫金提供了一套原则上与传统认识论的“主客”语言不同的形象化和隐语化的哲学语言，特别是为了克服“认识与生活的二元论”、“文化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割裂”，引入了“行为”这个非常形象的概念，此概念不但引出了其他一些相关的范畴，而且同时还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传统认识论的一些范畴，譬如他不使用传统的“主体”，而使用诸如“活生生的唯一的历史性”、“负责的行为意识”、“参与性意识”等范畴，不使用“真理”，而使用“真实”，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他在用生存论的真实来替代认识论的真理，而是说明了这两者的互补性以及它们各自适用的领域。

阅读巴赫金的哲学—美学论著，往往给人一种特殊的感觉，他的术语和局部论述似曾相识，但又很难把握。巴赫金论“行为”的道德哲学著作，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主流文化发展倾向进行了独到的剖析，在少量被保存下来的发言与讲座（第4卷514-537页）中他着重讨论了康德哲学，他对西方理性的深刻和独特的解构，即使是在今天的后现代状况下仍未丧失新颖和独树一帜的意义。就其美学论著而言，重视主体性并不新鲜，但能够把主体性演化成主体之间的互动，而且不是从审美活动的外部来先验地规定互动的各种形式，而是站在人类思维的高度，从内外两者的结合来加以具体描述，这又堪称美学史上的创举。当然，我们的上述解读并不能穷尽巴赫金的整个哲学思想，我们只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试图勾勒出巴赫金早期哲学—美学理论的大致思路，而这一思路的方法论基础就是我与他人的“不可逆转的分野”。

为什么说我与他人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遗憾的是笔者至今仍然没有弄明白这个问题，也许要解答此类问题首先需要深入地了解《圣经》，进入基督教神学的领域。笔者缺乏这方面的修养，只好把我与他人的分野当作无须批评的先设的基本前提。

绝对的（永恒的）他人——上帝——永远不可能变成现实的你、我、他，尽管只要你需要，上帝就会降临你的内心，就像佛教徒解释有没有佛菩萨时常常挂在嘴边的“信则有，不信则无”。华中师范大学梅兰博士在给笔者的电子邮件中说，听到敲门声，如果你认为有必要去开门，那么敲门的上帝就会来到你的身旁。来到身旁，与你相会、相遇，当然不意味着上帝与你不分彼此了，相遇本身犹如打开一扇门、一扇窗，然后沐浴阳光，你可以为这阳光所陶醉，但你不可能变成阳光本身。巴赫金说，理想状态下的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移情，最终还要返回到现实存在的状态，即移情者进去以前是独立的个性，具有自己的外位性，即自己在存在中的唯一位置，而在移情过程中他也不会丧失外位性，尽管从理论上看移情者与被移情者之间的“深渊”似乎可以是不存在的，但“进去”绝不意味着是移情者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他最后还必须“出来”，这不是移情者本人的外部条件所要求的，而是他的“设定性”存在、生活目的所要求的，换言之，理论上所谓的“回归自己的位置”（其实从未离开过自己的位置，这里确切地说是积极实现自己的唯一位置）是他的应有之义、应分之事，是他对自己存在的责任和义务。笔者曾有幸在电视剧《日出东方》摄制现场与国内的一位著名演员共事数天，我问他在演戏时有没有体验过所谓的移情，他的回答有些模棱两可：演员想拍好戏，就要忘记自己，进入角色，如何评价这个进入？就是片子拍完后大家坐在一起看，都觉得“真像”。但基本的意思还是清楚的：进入角色并不是真的变成这个角色，所谓忘记自己，并不是彻底地没有了自己，笔者的理解是，这是忘情于自己的表演中、自己的角色中，而不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行为中，演员如果没有自己，他也就没有了表演的动机，也就没有了作为其生活的一部分的行为（表演），也就不会渴望获得“真像”这个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的评语。至少从直观式的常识来看，我与他人之间的界限是明显存在的，但科学往往是会与直观的常识开玩笑的，得出的结论往往与之矛盾。巴赫金没有解释为何存在这种界限，但有谁能解释得清楚呢？抛开科学论证不说，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有些时候偏偏不想有自己的立场，偏偏喜欢扮演那种没有外位性的角色，（当然，从另一种角度看，不想有外位性也是他独有的立场、不同于别人的外位性），比如喜欢被领导而不是领导别人，喜欢受虐而不是虐待别人，凡事喜欢有人替他张罗，妻子往往生活在丈夫的立场中或相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喜欢被领导的人就没有个性可言了吗？笔者想说的是，以我目前的知识背景和哲学素养来看，我根本没有能力在巴赫金缜密的哲学论说中找出毛病和不足。可惜，不知何故，国内哲学界至今尚未出现讨论巴赫金哲学思想的厚重论著。

对我们来说，巴赫金早期哲学与美学著作的最大启示，在于提出了解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种独特方法。他似乎并不主张辨清“心”“物”两者孰优孰劣、孰先孰后，这是几千年来本体论争辩中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巴赫金揭示了导致唯心论者和唯物论者各自看待世界、存在与人生的思维倾向以及导致这些思维倾向的可能原因。这也是我们研究巴赫金思想的立足点，而沿着他如何追寻克服这些原因的思路，我们转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弗朗索瓦·拉伯雷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的哲学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