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对话与狂欢的哲学阐发

在早期的哲学与美学论著中，巴赫金用人格两分法解析了各种独白意识倾向带来的文化危机，他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找如何克服文化危机的途径，更深一层追究，是为了寻找能合理地阐述道德现实的那种意识类型，或者说，试图摆脱传统认识论观念的束缚并寻求其他传统作为依托。不过，巴赫金并没有直接在欧洲的哲学思想中寻找依托，而是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再在拉伯雷的艺术创作中寻找到了克服文化危机的途径，即欧洲文化史上反独白论的思维倾向。

前面我们提到，人们研究巴赫金的学术遗产时常常发现其思想的矛盾性、不连贯性、跳跃性等等，譬如从形式上对巴赫金考察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艺术世界时所持的价值立场做一比较就能看出，他一方面强调基督教思想中的现实宗教意识、个性，另一方面则强调多神教、躯体（物质）、更替。然而，这些矛盾本身绝不意味着巴赫金对这两位作家的哲学和文艺学阐释带有“一看即破”的幼稚病，否则像巴赫金这样的饱学之士怎么会在书中明白无误地强调这些矛盾呢？在笔者看来，正是巴赫金对这些矛盾强调得如此之坚决，才使得人们往往采取平常的、形式逻辑的解读方法，而且往往停留在这些矛盾的表现形式上，不去追寻矛盾背后的“别有洞天”。用牛顿古典力学的眼光去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通常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一种情况是把相对论放到古典力学的坐标中，就会发现前者充满矛盾；另一种情况是把古典力学放到相对论的坐标中，就会发现古典力学原来只是一个“小世界”。实际上，把形式逻辑式的研究体系相对化也是巴赫金的目标之一。无论他的文本还是思想，都带有“既贬又褒”、“既恨又爱”、“既咒死又促生”、“既驳又立”、“既是开始又蕴涵结束”、“上中有下和下中有上”、“现代中寓古典”的双重性，解读它们时首先得清理掉习以为常的思考方法，包括以形式逻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单义评价体系。

阅读巴赫金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文本时，如果能够联系前一章所分析的两种互相对立甚至对抗的两大独白思维倾向（一是惟我，另一是惟他人），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巴赫金在这些文本中表现出来的多极化视角。在文化发展史上有许多爆炸式的剧变以及与这些剧变互生互动的各种反独白论倾向，它们都带有双重性结构，这就要求读者阅读巴赫金的文本时也要具备多极化眼光，能同时看到“正”与“反”、“对立”与“统一”两个方面，看到“上与下”、“开始与结束”、“压抑与反抗”两种因素。从果果梯施维利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看作是独白论的对立者，并且把他们放置在同一个系列里（巴赫金没有为诸如巴尔扎克或列夫·托尔斯泰等明显带有独白思维倾向的作家写过专著），但在这个反独白论系列中，俄国与法国的这两位作家又是分道扬镳的，就像他们的对立面——独白论——在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倾向一样，拉伯雷属于第一种倾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第二种，而且从他们各自“反”独白论的潜在因素看，又可划分出三个维度：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拉伯雷，都各自站在相应的独白论的对立面（第一个维度），又各自对抗反独白论系列中与己对立的倾向（第二个维度），同时在“反”独白论的过程中各自都采取了变革语言艺术形式的方法（第三个维度）。

对巴赫金而言，如何看待我与他人的互动关系决定了独白论的本质特征，它也同样决定了反独白论的本质特征。我与他人问题域是巴赫金考察现实存在和文化发展倾向的重要方法论。当然，巴赫金对不同文化发展倾向所持的立场是不同的，有褒也有贬，但贬并不意味着对所贬之物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贬也并不妨碍他采用多极化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