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狂欢：以独白对付独白

拉伯雷在巴赫金的哲学思考中不完全是一个“正面的”人物。前面提及，在《现实主义历史上的拉伯雷》学位论文答辩会上，巴赫金曾说过一句话：“拉伯雷没有成为我自己的主人公。”这句话令答辩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大为恼怒。论文写的是拉伯雷，而拉伯雷本人却不是论文作者的“主人公”，这不是在戏弄人吗？当然不是。如果答辩委员会成员们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一书，那么就不会那么恼怒了。其实，写拉伯雷的时候巴赫金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构想，那就是要找到一个在反独白论系列中与对话相对立的思维倾向。果果梯施维利认为，拉伯雷在巴赫金眼中代表了一种以文学的方式对抗惟我型独白论倾向的最嘹亮的号角，但同时这号角也是一种把自己的激情和价值完全理性化的声音，因此反过来又成了巩固惟他人型独白论倾向的最强音，类似的声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创作中则变成了一种独特的“反题”。事实的确如此，巴赫金对拉伯雷的评价带有浓厚的矛盾色彩，因为后者不仅是中世纪教权独白意识（惟我意识）的颠覆者，而且也是在19世纪最终得到成熟的惟他人独白思维倾向的重要发端之一。

拉伯雷抗衡惟我型独白论倾向采取了以下方针：把过去放置在未来中，把更新和成长与静止和一成不变的价值体系对立起来，消除中世纪时代人在肉体上的孤独。这样，在拉伯雷的艺术世界里，人获得了成为此在之他人所需要的支点，应该说这在古希腊、罗马之后还是第一次，但这种他人整个儿地只有外在的肉体标志，并没有内心的世界（即思想、精神的世界）。当然，巴赫金的兴趣可能并不在拉伯雷把外在躯体当作内容这种做法本身，就像他根本不去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引入作品的各种思想的内容方面”（第5卷101页）那样，而在于这两位作家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大而言之，是构成文化发展新倾向的形式，或者说是由于对我与他人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而产生了推动文化发展的新的力量。在论拉伯雷的专著中巴赫金没有专门阐明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揭示拉伯雷文学创新的方法恰恰是作者与主人公相互关系的原理。巴赫金认为，拉伯雷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为了抗衡惟我的教权独白意识（第一个维度）采用了带有惟他人潜在独白因素的自己的反独白论（第二个维度）。在前一章里我们分析过第二种独白论倾向的自我否定，其特点在于主人公受到了作者的暗中钳制，作者攫取本属于主人公的各种权利，变成了无处不在的他人，主人公则变成了局部的他人，被降格成纯粹是为表现作者所提出的抽象普遍意义的一种个性化了的形式。拉伯雷没有把作者与主人公区分开来，而是依然保留了独白论式的接近和混同，甚至还将他们固定在了“躯体”范畴上。作者与主人公具有共同的表现自己价值取向和立场的场所——狂欢节广场，两者不分彼此，变成了同盟，变成了“我们”。然而，审美活动的两分性质决定了即使是处于同盟中的作者也需要一个与己相对立的主人公，这样拉伯雷选择了中世纪的宗教理念作为隐藏的主人公，并让后者行使正常情况下的主人公的功能。结成同盟的作者与主人公竭尽全力反抗中世纪宗教理念对人的肉体的摧残（反抗第一种独白论，即惟我型独白论），同时把“永恒的躯体”放到了这一理念的对立面。作为主人公的理念没有外在的人形，这样的主人公人们可以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可以怎么合适怎么看，所以它没有人的声音作为自己的形态而显得不堪一击了。

然而，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作为主人公的理念又是不可能与人彻底脱离的，否则文学作品将成为纯学术论著。在拉伯雷的作品中，宗教理念最终能体现为真实的主人公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读者。把作为主人公的理念部分地与读者结合起来，这应该说是拉伯雷艺术创新的第二个方面。在巴赫金的早期论著中，读者往往是与作者而不是主人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拉伯雷一方面与抽象的理念做着要将它相对化的“游戏”，另一方面又把这一“游戏”引向读者，或者说，拉伯雷为了这个读者而设置了这一游戏，其目的恰恰在于使读者意识中业已形成的“千人一面”、“众口一词”与“稳固不变”、“坚如磐石”的独白论调彻底地相对化。

拉伯雷的主人公与作者结成了同盟，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都彻底变成了无声之物，其实他们同样有着相对于作者之我的“他人”意识。拉伯雷让读者与隐藏的主人公发生联系，并不等于说读者需要彻底地融入理念之中，其实他也同样具有自己独特的外位性，因为只有具备外位性，读出宗教理念这个隐藏的主人公才成为了可能，这个主人公在读者的视域中得到显现也成为了可能。如此一来，在拉伯雷的艺术空间里就出现了三种类型的意识：作者，主人公，读者。与读者发生冲突恰恰是在作者与主人公有条件地结成同盟“我们”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对于沿着第一种独白论倾向的轨道发展起来的独白型体裁而言，这样的冲突是无法得到表现的，因为那里的读者往往是与作者或作为作者传声筒的主人公发生联系。

最后谈谈第三个维度。对拉伯雷的反独白论而言，统一的“躯体”并不具有完成性，而是静止不动的统一意识的载体，这里的含义世界则借助于杂语，通过各种语言世界观的相互碰撞、对话、交锋，丧失了统一的中心。因此，在拉伯雷的艺术世界里，存在的统一性不是由这些变动不居的含义来保证的，而是由“永恒的躯体”（物质）来保证的。拉伯雷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使含义处于非静止状态而使“永恒的躯体”不能成为它的载体，原因是采用了语言这个可塑性极强的手段，确切地说，是把语言意识相对化的杂语。笔者以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研究者把狂欢与杂语几乎等同了起来。把语言意识相对化的课题在巴赫金的学说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因为在巴赫金看来，静止地理解含义、追求语言的单义表述是各种独白思维倾向的本质特征之一。对巴赫金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主要表现在拉伯雷那里“躯体”的统一性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统一性，它类似于“包含两种语调的话语”，是一种包含了两个躯体的形象，不妨将它比作怪诞艺术中“怀孕的老妇人”。拉伯雷作品中的形象不是一个躯体，但也还尚未成为两个躯体，它既表达了更替的必然性，也提出了个人躯体（个体）存在是不可扼杀的权利。

然而，拉伯雷创作中毕竟还包含着独白色彩，这种独白色彩与第二种独白论倾向（惟他人）相符。拉伯雷用这种独白意识来反抗与之对立的独白论倾向（惟我倾向），由此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对话，形成了一种新的独白论，不妨将它称为“躯体独白论”，它与我们后面要讲到的“精神独白论（惟我独白论）”是相对立的。所以，在拉伯雷的艺术创新中尽管也包含了对话的因素，但这种对话又被淹没在了躯体独白论的整体氛围中。这样，在与当代（“现时”）发生紧密联系的背景中，拉伯雷所引入的价值评判体系就会为了“现时”而放弃其他的一切价值，或者说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一股脑儿地抛向了未来。前面我们讲过，大多数政治经济理论都是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如果把拉伯雷式的“外在躯体”蜕化为肉体组织，这就离带有生理色彩的唯美主义和追求民主价值的“天赋人权”不远了。照此发展下去，躯体论也将会演变成社会阶级论，最终将演变为人的社会功能论。结合巴赫金关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论说，就有理由认为，拉伯雷开创的这种独白论倾向推动和加强了欧洲的个人主义观念。作者与主人公结成了同盟“我们”，作为隐含主人公的理念与读者相融合，从这两极生发出了往往带有高昂风格的体裁，从此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者“控制读者或听者”取代了作者“控制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