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但丁

一 生平及著作

但丁·阿里盖里（Dante Alighieri,1265——1321）出身于佛罗伦萨的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他的曾祖父曾是一位骑士，死于十字军东征。但丁早年丧父，家境没落，生活贫困。母亲先后送他去学习拉丁文和古典文学，并去巴黎深造，使他接受良好的教育。但丁自幼喜爱诗歌，熟读过古罗马诗人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的作品，对美术、音乐、政治等有广泛的兴趣。少年时代爱慕名媛贝尔德丽采，贝尔德丽采后来嫁给了银行家，不久便病逝，终年不到25岁。但丁写过大量的诗歌赞美、眷恋和怀念她的诗，曾辑为一本包括31首抒情诗、十四行诗和散文诗的诗集《新生》，它们都是用意大利语写的。在《神曲》中，贝尔德丽采也是他生命中幸福天堂的向导。后来他关心政治，有志于意大利的统一，加入了贵尔夫党并设法参加了医学行会。1300年，他以医学行会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佛罗伦萨最高行政会议，并当选为六个行政官之一。不久，贵尔夫党分为黑白两党，黑党拥护教皇，企图控制、干涉佛罗伦萨的内政，而但丁则参加了以要求共和国独立为政治主张的白党，并成为白党的领袖。1302年，黑白党争以黑党胜利而告结束，黑党掌握共和国的大权，残酷地镇压白党，以贪污和反教皇的罪名没收了但丁的全部家产，判他终身流放，不得回国。从此，他一直在异国他乡流浪，后来退出政坛，从事诗文创作。1315年，佛罗伦萨当局要他忏悔，再交纳罚金，即可回国。但丁拒绝了这个要求，直到去世也没能返回故乡。

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和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奠基者，但丁不但身体力行，在文学实践中运用俗语创作，以自由的语言方式表达自己自由的情怀和思想，写下了《新生》、《神曲》这样可为后世典范的作品，而且在理论上大力倡导俗语，要求在俗语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统一的意大利语。在四十岁以后，但丁连续写出了《论俗语》和《飨宴篇》这两篇论著，论证俗语的地位，竭力倡导在俗语的基础上建立意大利语，其中不仅体现了但丁的文学观，而且还体现了他的政治观和宗教观。而《飨宴篇》本身就是意大利文化史上第一篇用俗语写出的学术著作。虽然后来的意大利语并不完全符合但丁的设想，但他的思想确实深刻地影响了意大利语的形成。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各国的“新文学”，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但丁的影响。

二 提倡俗语的社会背景

但丁是在中世纪走向崩溃，各城邦相继建立新的割据政权的背景下反对拉丁语，提倡“俗语”的。这是在反对大一统的罗马帝国、渴望新的意大利疆域和各城邦统一的背景下进行的。他主张建立起可以作为意大利统一的文化基础的俗语，表明了他对作为祖国的意大利的热爱。“我的辩护足以表明，我使用俗语是出于对祖国语言的天然的热爱，这点是最后的理由。”

但丁反对拉丁语，要求建立新的民族语言，并不是因为拉丁语来自异邦，而采取的一种被压迫民族要求独立解放的行动，而是因为拉丁语这时已经僵死，与日常生活语言脱节，而且与基督教神权联系在一起，成了束缚人们思想的工具。与通常作为殖民地的国家建立自己的民族语言不同的是，但丁所反对的拉丁语曾经是意大利的“民族语言”。拉丁语本来是台伯河下游几个居民集团所操的语种，后来罗马人普遍地使用它，并随着罗马人征服欧亚大陆而扩及到欧洲的其他部分，以及西亚、南亚和非洲的中部与西部地区。公元前2世纪，希腊语法传入罗马，罗马人便将亚历山大里亚语法体系的原则用于拉丁语。这样，拉丁语便逐步规范起来，以标准形式出现，作为宗教和学术语言存在。这有其规范的一面，但同时也失去了个性和活力。在中世纪，拉丁语本身就是古罗马的官方语言，而意大利是古罗马的心脏，在这里，拉丁语与俗语的区别主要是官方语言与民间语言的区别。

中世纪末期，随着各地区、各城邦反对神权、呼唤独立的运动兴起，“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已是大势所趋，拉丁语的权威实际上已经动摇。拉丁语作为基督教的宗教语言，是但丁竭力批判的。尽管但丁作为过渡时期的人物，在著作中依然保持着对上帝的虔诚，但他作为接近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其对教会及文化革命的主张，也促使他要求推翻拉丁语。新的时代需要新的语言，以取代体现着神学的权威、作为基督教教会官方语言的拉丁语。这与当时欧洲各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合拍的。当时欧洲各国的宗教改革运动，提出要将《圣经》的各个部分，特别是《新约》部分译成欧洲的各种民族语言。但丁反对拉丁语，倡导建立新的意大利语的主张，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拉丁语之所以要被取而代之，是因为它失去了天然的基础。尽管拉丁语最初也是从俗语中产生的，但一经规范之后，逐步演变成了人工的语言，只有少数人能够运用，并且必须费许多时间勤学苦练。每一个孩子学习拉丁语，不是自幼从环境学来的，而是根据语法规律学来的。拉丁语在当时成了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许多学校的名称就叫做“拉丁语学校”（如丹麦），或称之为“语法学校”（如英国）。但丁称当时规范的拉丁语为“文言”（Grammatica），其字面的意义便是“语法”。语法是中世纪文化的基础，是“自由七艺”之一，它在当时对于拉丁语的规范是非常重要的。学习规范的拉丁语是中世纪中学的重要目标。这种规范的拉丁语与日常生活语言严重脱节，日益雕琢、僵化，既影响了拉丁语在生活中的作用，也影响了文化的发展。

当然，拉丁语经过其长期的锤炼，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优点。但丁并不因为要在俗语的基础上建立意大利语，就非常偏激地攻击拉丁语，把它说得一无是处，而是实事求是地总结拉丁语的优点，把它借鉴到在俗语的基础上建设意大利民族语言的方案中。但丁在解释作为“文言”的拉丁语时，认为“文言”是符合规范法则的语言，结构严密，和谐优美，纯洁、稳固，千秋不变，不会被个人任意窜改，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因此，他在提出新的意大利语的方案时，要求借鉴拉丁语。这个方案立足于俗语，用拉丁语的优点去改造它，而不是改良固有的拉丁语。拉丁语在其发展早期逐步规范时，需要改良；而到它垂死时，则需要推翻重来。这是语言乃至文化变迁的规律。该改良时便改良，该革命时便革命。它不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发展的潮流。但丁作为个人，只是顺应了这个潮流。

三 提倡俗语的目的

但丁反对拉丁语的目的是为了提倡“俗语”，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意大利语。但丁所提倡的“俗语”，主要指罗马民间的所谓通俗拉丁语，人们习惯称为“罗曼语”或“新拉丁语”。在很长时间内，意大利人很鄙视这种民间语言，称其为“俗语”。拉丁语的故乡意大利在中世纪后期曾分裂成许多小国，加之民众生活与拉丁语差距越来越大，拉丁语成了少数文人使用的死语言，俗语取而代之的趋势已不可避免。而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也相继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语言。如法语，法兰西由于实现了政治统一，各种通俗拉丁语也很快得到了统一，形成了法兰西民族语言，比意大利语更早。但丁提出建立意大利语，实际上是时代的必然，其中既有文化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原因。

但丁对俗语的提倡，和他青年时代对俗语的了解的经历有关。从1294年开始，但丁“为了了解盖尔非和奇伯林两派用血写下的纷争史，经常走到老百姓中间去，仔细打听；待他回到自己那间僻静的小屋后，总要任凭想象把自己带进那些历史的场景，重温一遍他所听来的轶事。每当他发现一丝真理的闪光时，就怀着激动的心情，用俗语写下来。他觉得俗语简明易懂，是大众的语言，可以用来表达一切，而且比拉丁文更悦耳，和多斯哥的风光一样秀丽，象乔托的画一样雄伟，如契马布埃所作基督像的肢体一样柔和。他决心向拉丁语告别，使用人人都会讲的语言——俗语——创作诗歌。”但丁提倡俗语，也是为着适应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但丁认为俗语植根于人民大众的心中，表达人民的心曲，有个性，是大家的朋友，具有群众性、实用性、活泼性等特征。

出于政治的考虑，为着反对基督教的专制以及在新的城邦割据时代实现意大利的统一，但丁十分重视研究意大利的方言和俗语。在政治上，但丁作为教皇党中的白党，更接近新兴资产阶级和平民阶层。他“熟谙俗语，能用这种语言表达出平民百姓的思想感情。人们只要听到是用俗语在叙述事情，阐述道理，都会感到无比兴奋；这种语言虽说只是日常的简单口语，但突然间已变得异常强大，乃至任何一种语言也无法替代。”正因如此，1300年6月至8月，他被推选为佛罗伦萨的六大执政官之一。受此鼓舞，但丁愈加对俗语情有独钟。后来的流亡生活更强化了他对早年政治生活的怀念，但丁也更钟爱俗语。因此，即使在讨论到但丁俗语观这样一个学术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了但丁是一个政治家。

特别是到了流亡时期，但丁尤其怀念祖国和故乡。他把俗语同祖国和家乡联系起来加以强调。在许多城邦都兴起俗语的时代，但丁特别强调他所说的俗语是祖国意大利的俗语。在《飨宴篇》中，除了在第10章提到对祖国语言的天然的热爱外，但丁在第12章还特别强调家乡话对一个人所具有的亲切感，“因为家乡话使他联想到自己的父母、自己的亲友、自己的人民。所以，可以说，家乡话对于一个人不但是亲切，而且最为亲切。”“所以我热爱我的祖国语言，是因为它对我比什么都要亲切。”在第13章中，但丁还把俗语看成自己“生存的原因”和“最大恩人”。“显然家乡话也参与了我的诞生，因此是我生存的一个原因。况且，我的家乡话引导我走入知识的途径，知识使我成为完人；因为我通过家乡话才能走入拉丁文，老师也是用家乡话对我解释拉丁文的，凭借拉丁文我再向知识的道路前进，所以我得承认，俗语是我的最大恩人。”这些话出自被放逐流浪的但丁之口，可以说是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在《飨宴篇》第11章中，但丁谴责那些重视外国俗语而轻视祖国俗语的“不良分子”。这些人不断地诋毁和贬抑意大利语，但丁分析他们的动机出于五个可鄙的原因：一是“盲从的判断”，这类人因为缺乏见识，没有主见，盲目地跟从别人。二是自己不能使用好俗语进行创作，便对其横加指责，为自己作“可鄙的辩解”。三是出于炫耀的虚荣心，因为自己能用外国语言创作，便竭力夸张外国语言的优点，而轻视祖国语言。四是出于妒忌的心理，通过贬斥别人所用的祖国语言，来贬斥别人的创作成就和荣誉。五是因民族的自卑感而导致“心灵的怯懦，没有志气”。但丁从这五个方面来概括那些歧视意大利俗语的人，目的在于让人们克服各种偏见，增强民族自信心，为建设优秀的意大利语而努力。

但丁倡导俗语，与当时欧洲大的文学背景是分不开的。中世纪虽然以拉丁语为正统，但方言文学作为民间文学，作为基督教正宗思想的对抗和补充，从弱到强，蓬蓬勃勃地发展着。拉丁语本身也因长期的使用，和使用的幅员辽阔，使用者层次的不同，以及古拉丁语在民间的沿用，而出现了许多变种，如罗马民间的所谓通俗拉丁语等。尤其是在中世纪的中后期，受各地文化传统的影响，受征伐所到之处的影响，特别是受法国南部行吟诗人浪漫色彩的传统影响，许多古老的英雄史诗如《罗兰之歌》，及抒情诗和骑士文学作品如《特列斯丹和绮瑟》等，都是用当时各地传统的方言俗语写成的。

意大利13世纪上半叶开始出现俗语文学的专业作家，他们以一种俗语为基础，吸收其他俗语和拉丁语的词汇与语法，既保留了主体俗语的特色，又改进了俗语创作。意大利在但丁之前就曾出现过圣·方济各等人的俗语宗教诗和摹仿法国行吟抒情诗的西西里诗派，但西西里诗派生活在腓特烈二世的宫廷里，语言矫揉造作，缺乏丰富生动的色彩。腓特烈二世去世后，意大利文学中心转移到托斯卡纳（Toscana）地区，经达雷佐等人的持续努力，到圭尼泽利和卡瓦尔坎蒂创立了新的诗派，但丁在《神曲·炼狱篇》将其命名为“温柔的诗派”，而但丁自己青年时代正是其重要成员和杰出代表。受各地民间文艺思潮的感染，受当时新时代、新风气的鼓动，以及但丁自己浪漫爱情的驱使，但丁用俗语写成了不朽的名著《新生》和《神曲》。《神曲》还借用了法语、普罗旺斯方言和新拉丁语等。这些作品语言典雅，风格清新，并且作了多方面的尝试。这便是当时的新文学。文学是为了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俗语能够与最广大的读者交流。因此，许多国家的语言变革，包括中国20世纪初期的白话文运动，都是从文学开始的。俗语是通过文学的推动来实现自己的规范和普及的。

四 俗语的优越性

在《论俗语》中，但丁提出了自己关于在俗语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意大利语，以取代拉丁语的主张。但丁对他所指的俗语及其优越性作了阐释。他在《论俗语》第1卷第1章中指出：“所谓俗语，就是孩提在起初解语之时，从周围的人们听惯而且熟习的那种语言，简而言之，俗语乃是我们不凭任何规律从摹仿乳母而学来的那种语言。”“这种语言是人人所必需的，因为不仅男子，甚至妇女和儿童，莫不尽其性灵之所能及去掌握俗语。”这种俗语“是人类最初使用的”，本色、天然，是自然生成、约定俗成的，也是人类所独具的。他还认为拉丁语也是由俗语产生的。

但是俗语不是一成不变的，地域的差异，说话人阶层的差异，以及语言自身的变迁规律，都会造成语言的变异，因而也会引起语言的混乱。但丁反对以狭隘的乡土情感来片面强调自己家乡的俗语。“凡是狂妄的人们，总会设想自己的故乡是太阳之下最可爱的地方，总会认为自己的俗语（自己的家乡话）胜于一切地方的俗语”，这无疑是但丁所鄙视的。但丁强调，虽然他热爱自己的故乡佛罗伦萨，“以至我因为热爱它而甘受无辜的放逐，但是我的判断还是凭借理性而不是凭借感情”。在对意大利各地的方言作了列举和大量的细分之后，他认为罗马人的鄙俗语言、边区的“蛮音鴃舌”都不适宜作为整个意大利的通用语。而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用各自的语言表达方式，也会造成语言的混乱。

但丁分析了俗语的差异，认为仅意大利一地至少有十四种方言。他主张从中取一种合适的方言进行筛选，从而建立一种符合规范法则的光辉的意大利语，“以免语言因个人任意窜改而至流动不居”。他对意大利语提出了四条标准，即：“意大利的光辉的、中枢的、宫廷的、法庭的俗语。”在《论俗语》第1卷的第17、18两章中，但丁专门解释了这四条标准。所谓“光辉的”，“指照耀它物而本身又受照耀的东西”，“这种语言是因训练和力量而提高的；同时又以荣誉和光荣提高它的拥护者”。所谓它因训练而提高，指它是从粗野的词汇、繁杂的结构和错误的词句中挑选出来，从而变得优美、清楚、完整、流畅；它因力量而提高，指它具有激荡人心的震撼力；它因荣誉而提高的，指它使得使用这些语言的作家声名显赫，“比王公大臣达官显贵更有名声”。这就在强调意大利语地位的同时，将文学的地位也加以强调了。所谓“中枢的”，是指它像门枢使门围绕着它转动一样，“所有的方言都随着这种光辉的语言动、静、往、返”。所谓“宫廷的”，是说它如全国人的共同家庭，全国所有的人都往来于其间，而不只是像俗语那样在贫贱之家受到接待。所谓“法庭的”，指它在意大利最高法庭的天平上衡量过，可以作为言论的准绳。在但丁看来，意大利语既要来自民间，又要规范。只有规范，才具有经典的价值。但一经规范又容易走向僵死，缺乏活力，这就是语言发展的辩证法。但丁处于意大利语草创时期，当然还没有顾及到后者。他认为最有才能的诗人应该使用这种光辉的语言，使得语言具有典范的意义。

但丁还特地将作为古拉丁语的方言和意大利当时的俗语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关于建立意大利语的方案。他的方案虽然最终未能完全如愿实施，却显示了他与作为基督教专制工具的拉丁语的抗争的决心，和为意大利全境的统一而努力的思想。后来的意大利语正是在托斯卡纳方言（意大利地区所流行的一种通俗拉丁语）的基础上演化而成的，其中无疑受到了但丁的影响。但丁的故乡佛罗伦萨是托斯卡纳地区的首府，这里是意大利文化和意大利语的摇篮。除但丁外，意大利13、14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均出生或生活在托斯卡纳地区。他们的杰出作品对意大利语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在语言和整个文学思想上都受到了但丁的影响。因此，但丁无疑是意大利语、意大利文学乃至整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

五 诗的寓意说

寓言或象征是中世纪文艺理论和创作的一个指导原则。中世纪基督教学者对文艺的一个普遍看法就是认为一切文艺和事物形象都是象征性的或寓言性的，背后隐藏着一种神秘的意义。中世纪文艺作品中象征或寓言的意味也特别浓，在造型艺术中，牧羊人往往是基督或传教士的象征，羊则象征着基督教，三角形则寓意神的三位一体等等。寓言或象征可以最早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希腊的哲人派和斯多葛学派用讽喻来解释古代神话，认为神话虽然荒诞不稽，但它们其实包含着一种道德的意义。例如，赫拉克勒斯和忒修斯战胜巨人和怪物，隐寓着古希腊人逐步战胜罪恶和情欲，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到中世纪，象征或寓言已成为一种思维方式，认为一切事物背后都隐藏着神的奥义。厄里根纳认为一切艺术都是象征，并用象征意义来解释《圣经》。6世纪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就认为《圣经》有字面的、寓言的和象征的三种意义。奥古斯丁提出“语象”一词，认为《圣经》有字面意义和精神意义。经院学者们甚至把希腊神话解释成基督教中某些概念的象征，胜利神变成了基督教的天使，爱神变成了基督教的博爱。其目的是对古代神话，不论是异教的还是基督教的，作出“合理”的解释，以证明上帝的至善至美，把异教传说和古代文化统统纳入基督教经学和神学的范畴，以实现基督教的一神统一的世界。

但丁可能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交第一个用“讽喻”来理解诗的理论家。但丁继承了中世纪传统的“四义说”，认为诗有字面意义、讽喻意义、道德意义和神秘意义，强调文学作品的多义性。在《飨宴篇》第2卷第1章中，他说：“一切作品可以而且应该用四种意义来解释。第一是字面意义，就是说，它不超过文字所表达的意思；第二是讽喻意义，它披上故事的外衣遮掩着自己，它是在美丽的虚构下藏着的真理。譬如，奥维德说奥菲士用竖琴使得野兽驯服，使得树木和石头向他走来，那是说聪明人用他的歌喉使残酷的心灵变得温柔谦虚，使没有科学和艺术生活的人也服从他的意志。第三种叫做道德意义，那是教师们在讲课时所发挥的意义，为他自己的也为他学生的利益。……第四种叫做神秘意义，就是说‘高于原意’，一篇经典作品要从其精神来解释，甚至就其字面而论，它所表示的东西也暗示着一些永恒光辉的神圣事物。”这种“四义说”明显带有经院哲学的繁琐气息，在解说具体的作品时往往会导致各种各样的混乱。但丁在《致斯加拉亲王书》中将其概括为文字的意义和讽喻的意义，并用这种两分法来解释他的著作《神曲》。

《致斯加拉亲王书》是但丁重要的文艺理论著述，书中论及《神曲》的主题、目的、形式、名称等。在解释《神曲》的主题时，但丁将“四义说”归并为字义的意义和讽喻的意义两方面的意思。“因此，为了阐明所谈的问题，必须知道，我这部作品的意义不是简单的，反之，可以说是‘多义的’，就是说，含有多种意义。第一种意义是照文字上的意义，第二种意义是照文字所表示的事物的意义。第一种可以称为字义的意义，第二种可以称为讽喻的或神秘的意义。”接着但丁用《圣经》中的一段话为例来说明文学的字义的意义和讽喻的意义：

“为了更清楚地阐明这种论法，可以把它应用到如下的诗句：

‘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民，那时犹太是主的圣所，以色列是他的领土。’如果只看字义，这句诗对我们说的是在摩西时代以色列的儿女离开埃及；如果看它的讽喻意义，它说的是基督为我们赎罪；如果看它的道德意义，它说的是灵魂从罪恶的哀伤悲惨中转入蒙恩的状态；如果看它的神秘意义，它说的是神圣的灵魂摆脱尘躯的奴役而享得永光的自由。这些神秘的意义虽则有种种名称，但是这一切一般地可以称作讽喻的或寓意的，因为它们和字义的或历史的意义有所不同。”但丁受他基本同时代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影响很大，其诗的“四义说”也与托马斯·阿奎那的象征理论一脉相承，其在理论上的独创性也许不大，但他把神学的“四义说”应用于诗学领域却具有着重大的意义，这实际是把诗提高到了极为重要的地位，认为诗具有和神学同样的作用，《圣经》不过是上帝的诗。在中世纪对世俗文艺基本否定的历史语境中，这种见解尤其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