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特里西诺

一 生平及著作

特里西诺（Gian Giorgio Trissino,1478—1550），意大利文艺理论家和剧作家，也是意大利重要的戏剧改革家，他在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使意大利戏剧希腊化，代表作是一部无韵诗悲剧《索福尼斯巴》，它写于1514—1515年，出版于1524年，首演于1562年，剧中情节采用了李维所写的迦太基王后的事迹。该剧以希腊悲剧为楷模，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定义写成，其风格完全摆脱了中世纪的“圣迹剧”的传统，是文艺复兴史上第一个新式悲剧作家。特里西诺认为史诗是最高尚的诗体，荷马是最伟大的诗人，他的史诗《意大利从哥特的解放》就是摹仿荷马的。他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而进行创作的。他的主要理论著作是1529年出版的《诗学》，共两部，前部有四卷，后部有两卷，后部是在他死后才出版的。《诗学》的内容主要涉及悲剧与喜剧，剧作的辞藻、韵律、诗法、诗体、修辞格等。其中第1部的第1卷论辞藻，深受但丁《论俗语》的影响，主张用俗语写作，并有所发挥，认为辞藻的美在于明晰、宏伟、优美、流畅，他认为语言应有流动性，要符合“时尚”，意即各时代有自己的风尚，语言应与时代相符，而不能食古不化。他还受贺拉斯“合式原则”的影响，认为性格必须符合人物的身份，他称为“衣冠”，即衣冠要与人相称。第2卷论韵律，第3卷论诗法，第4卷论意大利的诗体。在第二部中的第5卷大半论悲剧和喜剧，第6卷论修辞格。他的《诗学》既有对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发挥，这在他的悲剧理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他以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思想解释《诗学》的思想，并从中反映出自己的主张。这是由于当时特里西诺所处的环境，是公侯专制独裁的时代，没有言论自由，出言不慎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只能通过以经解经的办法来羼入自己的观点。不过总的说来，他在理论上属于保守派。

二 悲剧理论

特里西诺的悲剧思想，在形式上遵循着古希腊罗马的传统，而在具体的思想内容方面，则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环境的烙印，特别是在悲剧效果问题上，特里西诺的观点同时反映了他的政治理想。他的悲剧观主要反映在性格的塑造和悲剧的效果的思想方面。

在悲剧的性格塑造问题上，特里西诺虽然形式上是在阐释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思想，但实际上还是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把亚里士多德悲剧要素中的“性格”问题，提到了重要地位。特里西诺主张，在性格塑造中应该坚持两个原则，一是美化原则，一是激情原则。特里西诺认为，悲剧作家应该像画家那样，遵循美化的创作原则。作为悲剧作家，他就应该像最好的画家那样去塑造他作品中的人物。虽然画家的主旨是要体现出真实性，但也力求画得更美。诗人也是如此，“诗人在摹拟愤怒者、怯懦者、懒惰者等等人物之时，还得把他们的精神面貌写得更好些，也就是说，更温和、更慈祥，而不是更骄傲、更凶恶。”而所谓激情原则，是指悲剧作家在性格塑造过程中，要充分注意表达悲剧主人公感染观众的激情，要“把受激情支配的人物的一举一动放在眼前，尽可能地远远观察，他便会仿佛身受那些激情的支配，因为受激情支配的人们会自然而然正确地表现出苦恼者如何苦恼，悲哀者如何悲哀。”与亚里士多德情节中心说相比，特里西诺更注重性格，这对文艺复兴时代的悲剧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

特里西诺在解说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点时，更进一步阐释了悲剧能引起恐惧和怜悯的深层心理根源。这种对悲剧的恐惧与怜悯的解说，反映了特里西诺对当时政治斗争的人生体验，而不纯粹是文学方面的，但这些看法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创作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于恐惧，特里西诺说：“唯独那些能带来死亡或最大痛苦和烦恼的不幸，才为人所畏惧；而且这些不幸也不是往往为人所畏惧；而唯独当它们似乎近在身边而且可能降临头上之时，才是可怕，因为当不幸尚未确定或者十分遥远之时，它们是不可怕的，例如死亡，人人皆知必有死之一日，但是因为死不是近在眼前，我们就不去想它。”这种恐惧感必须建立在大祸降临的实际可能性的基础上，同时伴随着自己实际并没有遭难而感到庆幸的欣慰感。在此基础上，他谈到了各种人类的不义行为与恐惧的关系，这使得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古希腊，悲剧主人公通常是王公贵族和英雄人物，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麦克白斯》中的主人公残暴的不义之举，则是恐惧的主要根源。

关于怜悯，特里西诺说：“怜悯是为着某种不幸或似乎不幸的事而发愁，这种不幸可能是致命的或痛苦的，而且落于不应受难者的身上，于是旁观者想到自己或他的亲友也可能遭到这种不幸；当不幸似乎近在身边之时，尤其是如此。”这里继承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认为怜悯产生的根源是由不幸引起的，这种不幸必须降临在不应遭难的人身上，让旁观者产生一种联想，担心自己及亲人也会遭受此难。特里西诺特别强调了“逼近”，与悲剧主人公之间要有适当的距离。特里西诺详细分析了最易产生怜悯之情的六种人和不易产生怜悯之情的五种人的心理根源。

从一个角度看，特里西诺的政治观点和艺术观点是一致的。他在阐释悲剧理论时，借古喻今，揭露当时公侯显贵的残暴，劝诫帝王权贵们不要做暴主。暴主心怀恐惧，害怕受到报复，整日生活不得安宁。特里西诺着重分析了人们对现实中的悲剧性事件的恐惧和怜悯之情，这对拓展思路有相当的好处，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但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他提出越是贴近现实，越能引起恐惧和怜悯，因此在写古代题材时，要通过语言、面具、服装等手段缩短欣赏者与题材之间的距离。这应该是有一个度的，过分“现代化”，会让人感到不真实。不过，在文艺复兴的那个特定时期，莎士比亚等人历史题材的悲剧借古说今，体现出人文主义精神，在当时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 喜剧理论

特里西诺的喜剧理论较之悲剧理论有更多的创新，这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修辞学》中悲剧部分内容比较详细，容易受其束缚，而喜剧内容则大都散佚，这反而使特里西诺有更多发挥的机会，因而也更有创见。他认为喜剧是对不大庄严而且较为下品的行为和怪癖进行摹仿，通过嘲笑、讽刺、非难的方式给人以教诲。这些想法对文艺复兴时期和近现代的喜剧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锡德尼的《为诗辩护》和塔索的《论英雄史诗》就接受了他的思想。

特里西诺对悲剧和喜剧的异同进行了比较，认为喜剧与悲剧作为戏剧有许多共同点，一是诗人在喜剧和悲剧中都用剧中角色的言行来表达作者的思想；二是喜剧和悲剧一样，也有完整的结构，“喜剧摹拟一件独立的、完整的、较大的行为，这行为要有起始，有中部，有结局”；三是“喜剧有悲剧所有的主要成分，就是说，故事，人的性格，思想，语言，舞台表演和曲调”。

而悲剧与喜剧的区别则在于：

第一，在感化方式上，“悲剧凭借怜悯和畏惧以进行教诲，而喜剧则通过嘲笑和非难卑鄙龌龊的事情以教育他人”，但喜剧不应摹仿极端的败德和致命的痛苦，而仅能摹仿“丑态的、引人发笑的行为”。否则就是宣传败德，而致命的痛苦会引起怜悯和恐惧，那就是悲剧而不是喜剧了。悲剧以引发人的怜悯和恐惧的方式给人以快感和教益，喜剧则通过诙谐和笑料的方式给人以快感和教益。

第二，在题材上，悲剧主要取材于伟大显赫人物的可怜遭遇，结局往往不幸。喜剧则取材于无名人物的可笑行为，虽常常令人懊恼，不至于引起灾难，结局是皆大欢喜。“悲剧产生教育的效果是靠怜悯，靠流泪，靠恐惧，这些都是悲哀的事情；反之，喜剧则靠诙谐和逗笑，这些都是愉快的事情。”这里对于悲剧题材的看法固守着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而关于喜剧题材的看法，则是合乎当时的潮流的，对后代作家莫里哀等人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三，悲剧有更多的清规戒律，喜剧则带有荒诞的色彩。悲剧剧情和人名大多真实，喜剧的剧情和人名则可虚构。“尤其是自从在雅典，为了防止喜剧之滥用自由权，不公允地指摘和嘲笑高尚的人物，就订立了一条法律，不准作家在喜剧中直呼任何人的真姓名；由此产生了新喜剧的惯例，也就是说，喜剧不引用真名，一切人名都由诗人杜撰。”在古希腊，阿里斯托芬的政治喜剧被称为“旧喜剧”，这是雅典民主时代，可以通过喜剧批评社会政治，阿里斯托芬曾把伟人尼西亚斯和名士苏格拉底搬上舞台，后遭禁止。而后来的另一位古希腊的喜剧作家米南德的世态喜剧被称为“新喜剧”，主要是描写当时社会上各种类型的无名人物的世态剧。罗马喜剧就继承了米南德的喜剧，经过中世纪的民间喜剧和文艺复兴，“新喜剧”的这个传统延续了下来。喜剧中不用真姓名，而由诗人独创，用暗示性格的象征性的名字。特里西诺总结了这个规律。

第四，悲剧语言追求庄严、崇高和冠冕堂皇，喜剧语言则“应该务求平凡、清楚、温文、儒雅，所用的隐喻和其它修辞格，也应该是平易的，象平常谈话常有的”，不过分雕饰，不使用外来词，因为那样会给人以高雅感、陌生感。

特里西诺还对作为喜剧效果的笑的心理进行了研究。他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关于笑的定义：“‘可笑’是一种适度的丑态，是一种既非致命亦非痛苦的缺点或丑陋。”在此基础上，特里西诺提出通过感官或者回忆感官的感觉而使心灵获得快感。

喜剧的快感来自于对象的过失或丑态。“这种快感并非来自一切使感官愉快和喜悦的对象，而仅仅是来自那些带有一点丑的对象……例如，丑怪的嘴脸，笨拙的举动，愚蠢的说话，读错的字音，难看的书法，恶味的醇酒，奇臭的蔷薇，都会立刻引起笑；而那些品质不符所望的东西，尤其能令人发笑。”这里他将喜剧的对象和一般优美的对象所引起的快感加以区别，一般审美快感的对象是优美或可爱的东西，而喜剧快感的对象则是丑或过失，如丑脸、口误等。

喜剧性的笑常由希望落空而引起，而这通常也与人的天性中的妒忌和恶意以及幸灾乐祸的成分有关。他引用卢克莱修的话，认为人总喜欢见到不幸落在别人而不是落在自己身上。但是作为喜剧性的笑，这种幸灾乐祸必须是无伤大雅的。“如果他见到别人跌落泥淖中，弄得一身脏，他便大笑了”；如果别人的经历是致命的，只会引起怜悯和恐惧，如果自己也有类似的痛苦，便会同病相怜。“如果我们自己有痛苦，看到别人也有同样的痛苦，就决不会使我们发笑……。如果我们见到别人所遭受的不幸是致命的和惨痛的，譬如说，受伤、发热、被害，它们不会使我们发笑，反而使我们怜悯。”这种思想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挥，对后来的霍布斯、柏格森等人有相当的影响。

特里西诺从心理学的角度为笑下了定义：“凡是我们看见或者听说别人有些微小的不幸，但非惨痛的或致命的不幸，例如，肉体的丑陋，或心灵的愚昧，只要它不是或者我们相信它不是在我们身上，这就会使我们愉快或者发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