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锡德尼

一 生平及著作

菲力普·锡德尼（Sir Philip Sideny,1554—1586）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杰出的诗人和学者，当时公认的新学花朵。他是爱尔兰总督的儿子，他的舅舅莱斯特侯爵曾受伊丽莎白女王宠信了30年，并有过做波兰王的可能。锡德尼14岁进牛津大学，16岁因博学而闻名，18岁游历欧洲，备受当时学者器重，结识了当时饮誉欧洲的学者、著名的民主派政治家兰盖，并与他结成十分亲密的忘年交。在政治上，他认为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所表现的社会理想是完美无瑕的。在从21岁到31岁就任弗拉辛要塞司令这10年期间，锡德尼自己觉得懒散而虚度岁月，丢却了写作，为此感到无可奈何而不胜伤感。1586年锡德尼在聚特芬战场受重伤，不久因伤逝世，年仅32岁。临死前还能将水壶的水让给伤兵，这表现了他的崇高品质。他的主要著作有诗文合璧的传奇小说《阿卡迪亚》和十四行体组诗《爱星者和星星》。当时的许多文化界杰出人物与他订交，并将自己的著作献给他。如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布鲁诺的《关于原因、原则与太一》、英国著名诗人斯宾塞的早期名著《牧人月历》等书，都是献给他的。后来，有一位名叫斯蒂芬·高森的清教徒作家，写了一本题为《骗子学校》的书，未经允许就题献给锡德尼。锡德尼为此写了《为诗辩护》一书，驳斥该书。《为诗辩护》写于1580—1583年之间，到1595年，即锡德尼死后9年才得以出版。此书是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文论杰作，在西方文论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理论，在锡德尼之前曾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文学批评主要专注于修辞学研究，第二阶段则主要侧重于诗体及语言等实际问题的分类和研究，而锡德尼的《为诗辩护》则对诗学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二 诗的创造性特征及其优越性

锡德尼的诗学思想是在神学向人学转变的背景下，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形成的。当时的人文主义运动把人看作世界的主人，肯定与赞扬人的自由、理性和创造，以取代上帝的启示和恩赐。他认为在关于人的一切学问中，诗人是君王。

锡德尼的诗学思想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他在《为诗辩护》中多次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并加以发挥。锡德尼把诗人的摹仿看成是一种创造。他认为“诗，因此是个摹仿的艺术，……它是一种再现，一种仿造，或者一种用形象的表现；用比喻来说，就是一种说着话的画图，目的在于教育和怡情悦性。”在摹仿的名义下，他将诗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摹仿神的不可思议的美德的”，如《圣经》中诗的部分，表明宗教对他影响的痕迹。锡德尼的第二种诗的内涵有点混乱，包括哲学、道德、自然、天文、历史等方面的颂歌，它局限在提出问题的幅度中，不能够遵循自己创造力的自由道路，连他自己也怀疑是否应当算诗。第三种才算真正的诗。这种诗的作者“为了教育和怡情而从事于摹仿”，“在渊博见识的控制之下进入那神明的思考，思考那可然的和当然的事物。”这种寓教于乐的思想，实际上也是贺拉斯思想的发挥。

他认为诗人比任何一种以学问为业的人都高，无论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还是语法学家、修辞学家、逻辑学家，都不能和诗人相比，因为他们要依靠自然、服从自然。而诗人不同，他们“不屑为这种服从所束缚，为自己的创新气魄所鼓舞，在其造出比自然所产生的更好的事物中，或者完全崭新的、自然中所从来没有的形象中，如那些英雄、半神、独眼巨人、怪兽、复仇神等等，实际上，升入了另一种自然，因而他与自然携手并进”，自由自在地进行创造。诗人的摹仿乃是在渊博见识的控制之下，进入那神明的思考，思考那可然的和当然的事物。诗人应该创造出“比自然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自然的世界是铜质的东西，只有诗人能创造一个金质的”。

三 诗的虚构

锡德尼在《为诗辩护》中证明，诗歌具有巨大的道德意义和审美意义，彻底驳斥了诗歌的反对者所提出的论据，特别是认为诗歌只不过虚掷光阴，孕育谎言，助长恶习的观点。他说，诗人利用的不是谎言而是虚构，而虚构不仅无害而且极为重要，因为它给读者的想象提供养料。至于助长恶习一说，锡德尼反驳说，诗歌只是一种形式，它的内容可以向人们扬善，也可以向人们展露邪恶，关键是诗人如何运用形式，而形式本身是无罪的。

锡德尼继承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观点，强调诗人的创造性虚构的能力，他认为一个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并不在于他运用了诗行和韵律，而在于他有没有对超越现实的完满形象的虚构能力。“使人成为诗人的并不是押韵和写诗行……只有那种怡悦性情的，有教育意义的美德、罪恶或其它等等的卓越形象的虚构，这才是认识诗人的真正的标志……”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再现曾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来发生的事，而是虚构创造完满的艺术形象以达到教育和提升道德的目的。“事实上诗人努力来告诉你的不是什么存在着，什么不存在，而是什么是应该或不应该不存在”。诗人与哲学家和历史家不同，两者一个“提供箴规”，一个“提供实例”。后两者都受制于现实对象的规定性，而“诗人却带来他自己的东西，他不是从事情取得他的构思，而是虚构出事情来表达他的构思。”因此，诗人应当具有一种卓越的创造能力，这种创造能力，不是仅仅靠勤奋得来的，而是需要一种天赐的禀赋，从这种意义上说“诗人是天生的”。从词源的角度看，诗人的天职就在于创造和虚构，“希腊人称诗人为普爱丁（Poieten），而这名字……是从普爱恩（Poiein）这字来的，它的意思是‘创造’”。一切手段性的科学如天文学、几何学、自然哲学、语法学等都囿于自然的秩序，不能超越自然法则，唯有诗人“造出比自然所产生的更好的事物……他与自然携手并进，不局限于它的赐予所许可的狭窄范围，而自由地在自己才智的黄道带中游行。”“它（自然）的世界是铜的，而只有诗人才给予我们金的。”

锡德尼同时还强调，诗人是虚构者，但不是说谎者。“在白日之下的一切作者中，诗人最不是说谎者；即使他想说谎，做为诗人就难做说谎者。”因为诗人虽然并不叙述真实的事情，但他并不把所叙述的内容当作真实的来叙述。“……诗里本来只寻求虚构，他们就把那叙述仅仅当作一个有益的创造的构思基础。”

四 诗的道德标准

《为诗辩护》实际上是针对清教徒高森对诗歌的攻击而写的论辩性的长文。针对攻击，锡德尼首先要对诗歌进行道德辩护。他从人文主义精神出发，把人的德行作为一切学问的最后目的。在此背景下，他认为“诗人有资格取得凌驾侪辈之上的地位”。他从诗歌的起源开始探究，叙述了诗歌对原始人类的哺育作用，认为诗“在一切人所共知的高贵民族和语言里，曾经是‘无知’的最初的光明给予者，是其最初的保姆，是它的奶逐渐喂得无知的人们以后能够食用较硬的知识。”“诗是一切人类学问中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因为从它，别的学问曾经获得它们的开端；因为它是如此普遍，以致没有一个有学问的民族鄙弃它，也没有一个野蛮民族没有它”。在以学术发达而闻名的古希腊，种类繁多的学科中最早出现的是诗，荷马、赫西俄德都是最早的诗人。罗马、意大利以及英国也都无不是这样。“泰勒斯、恩培多克勒、巴门尼德都用诗句歌唱他们的自然哲学，毕达哥拉斯和福基利德斯也这样处理他们的伦理箴言；提尔泰奥斯在军事方面也是如此，梭伦在政策方面亦然”;“希罗多德用九个文艺之神的名字来称其历史。”“只有那种怡悦性情的，有教育意义的美德、罪恶或其它等等的卓越形象的虚构，这才是认识诗人的真正标志。”诗人通过虚构的故事表达善良的意图，达到怡情和教诲的双重目的，这是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所不及的。道学家是“凭箴规”，历史学家“凭实例”，诗人是通过虚构的形象去表达善行，把一般的概念和特殊的实例结合起来，而取得道德教育和怡情悦性的双重效果。因此，诗人“是真正的群众哲学家”，诗作是“适合最柔弱脾胃的食物”，比哲学说理、道德说教更能打动和透入人的灵魂，占据其心田。诗是一种感动，较之于教导对人的德行更有优越地位。在锡德尼看来，摹仿既是为了怡情，也为了教育，怡情是为了感动人们去实践他们本来会逃避的善行。教育是为了使人们了解那个感动他们、使他们向往的善行。“感动几乎是教诲的前因，又是它的后果。”

使人们向往和实践善行，是人学中最高的知识，也是人生的最高目标。哲学、历史和诗一样，都是有关人生的学问，因而最有资格与诗相比较的无过于哲学和历史。诗人在教诲方面胜过历史家，在感染力方面胜过哲学家。在哲学的层面上，德行是个知行统一的问题，知并不等于行，知了也未必行，更何况知也需要有欲望的推动。哲学家以抽象的论证和教条去教导别人，所施及的对象范围只能是已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比之下，诗歌明白易懂，在适应范围上则更为广泛。它“不但指出道路，而且给了这条道路一个可爱的远景，以致会引人进入这道路。”也就是说，诗人使人愿意知，而且感动人们去实行人们所知道的。同时，形象比概念更容易被人接受，更具有感染力，因而写理想、写应该如此的、有普遍性的东西，比写事实，写偶然的、个别的东西，更有鼓舞力，更能起到深广的作用。锡德尼还接受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将诗与历史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历史学家局限于存在了的事物，而不知道应当存在的事物，历史学家举出的实例被一个愚蠢世界的真实束缚住了，因此不能引出必然的结论。相比之下，诗则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总是用德行的全部光彩来打扮德行，让命运作她的好侍婢，以使人们必然地爱上她。因此，诗理所当然地高于历史。

五 《为诗辩护》的不足

锡德尼为了替诗辩护，不免矫枉过正，把诗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认为诗研究和表现的中心是人和人的德行，并说诗学在人学中地位是最高的。这就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看不到其他学科在人学问题上各有自己的优点。他多结合文学作品谈问题，较少哲学沉思，有职业本位主义的倾向。在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中，锡德尼过于强调古希腊罗马经典文学的重要性，而忽视民族的文学传统，特别是民间的戏剧及其语言。他虽然谈到了珀西和道格拉斯的老歌曲及其激动人心的力量，但对于它们的风格却很蔑视，认为它们很粗野，斯宾塞的牧歌也被他斥为很粗野。对于从乔叟到自己时代的英国文学，他显然重视得也很不够。在具体的诗歌理论方面，锡德尼也更多地继承了从意大利学来的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思想，试图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与柏拉图的思想结合起来，并广泛地引用了同时代人的各种见解，因而在具体文学理论上新见无多。但是，锡德尼在《为诗辩护》中，将诗学作为人学来研究，彻底摆脱了神学的束缚，并在英国的文艺复兴时期第一次对诗歌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其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