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古典主义

“古典”原文为拉丁文Classicus，即“典范”的意思。在文学艺术中，以古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和文艺思想为典范的创作倾向和理论观点，被称之为“古典主义”。古典主义文论是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形成的文艺理论。17世纪初，古典主义思潮首先在法国兴起，到30、40年代逐步形成，60、70年代进入鼎盛时期，80年代末走向衰弱。除了法国，英国在17世纪后期，德国和俄国等在18世纪也都经历了各自的古典主义时期，古典主义思潮是当时的文艺主潮。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倡罗马文艺要以古希腊文艺为典范，开启了古典主义的先河。文艺复兴时期，虽有过激烈的“古今之争”，但在理论上，并未完全突破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的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历史时代为古典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强化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一 社会背景

欧洲在17世纪揭开了近代历史的序幕。首先是荷兰的尼德兰革命，既而是1640—1648年的英国革命，动摇了欧洲封建社会的基石，在英国建立了最早的资产阶级政权的典范。英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其成为欧洲最先进的国家。而当时在欧洲的其国家，封建势力却加强了它的统治，尤其是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西班牙曾是欧洲最富强的国家，在新兴的英国的打击下，丧失了海上霸权，从而一蹶不振，其王权则依靠军队和天主教会的支持得到巩固加强。意大利曾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也曾是欧洲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但是新航路的开辟改变了世界的经济版图，意大利逐渐丧失了其经济地位，又加上外来侵略，意大利民生凋敝，文化衰弱，天主教势力乘机反扑。德国的情况和意大利也有许多相似之处。30年战争（1618—1648）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争结束时的德国四分五裂，满目疮痍，全国陷于瘫痪，经济文化处于落后状态。在文艺复兴打击下一度消沉的宗教势力又卷土重来，天主教会利用宗教裁判所，扼杀一切进步思想，还操纵教育系统和文化领域，加强对人们的思想控制。这个时期的欧洲，在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封建统治者日益感受到自身统治的危机，迫切需要加强封建王权，他们提倡封建文化，与天主教会互相勾结，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

在此时的法国也许是一个例外，虽然在16世纪末曾经出现了新教和天主教几十年的“胡格诺战争”，使法国面临分裂的危险，但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于1598年4月13日颁布的“南特赦令”结束了长期的宗教战争，避免了分裂的危险，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开始加强。在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期，在两位强有力的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和马萨林的推动下，国王的权威和专制主义的绝对君主制完全建立起来。法王路易十四曾说“朕即国家”，被称为“太阳王”。王权为了取得资产阶级的支持，采取了重商政策、殖民政策和奖励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通过卖官鬻爵向资产阶级开放部分权利。法国成为中央集权高度发达的强大的封建国家。

欧洲文化和文学的古典时期，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首先在法国开始的。

二 文化背景

这一时期的文化是紧承文艺复兴而来的，所谓的文艺复兴，在字面的意义上就是古典文化的复兴。这一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等古希腊罗马文化思想巨人的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在当时的欧洲，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大陆理性主义和以培根等人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成为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潮。笛卡尔（1596—1650）的哲学对古典主义乃至整个人类思想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笛卡尔认为，为了促进科学和认识的发展，必须建立一种既以追求真理为目的，又有利于人类征服自然的新哲学，笛卡尔称之为“实践哲学”。笛卡尔强调普遍怀疑的观点，他说“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的事物来怀疑一次。”笛卡尔强调理性和思考的重要性，他把思维提高到人的存在的高度来认识，他的名言便是“我思故我在”。与笛卡尔的数学演绎的方法不同，培根采用的是归纳的方法，从事实开始，然后进入到普遍性的原理。培根认为为了获得对事物正确的认识，我们必须研究关于各种现象的博物学，搜集有关各种现象的观察资料。笛卡尔和培根的理论正好互相补充，对古典主义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古典主义首先产生在法国，这与法国的社会文化状况和历史传统也密切相关。早在8、9世纪，查理大帝就曾下令筹办学校，延请人才，广泛搜集和抄写古代的抄本。学者们既从事基督教经典的翻译、校对和研究，也从事古典科学文化的研究，对古典学术和世俗文化兼收并蓄，增加宗教知识，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加洛林文艺复兴，这对古典文化的保存和发展具有主要的意义，是古典主义的兴起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

三 文学概貌

英法两国文学在17世纪得到发展和繁荣，这是古典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英国著名诗人弥尔顿曾写了大量作品，代表作有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和诗剧《力士参孙》，这三部代表作均取材于《圣经》，借用《圣经》中人们熟悉的题材激励人们起来革命。另外，这一时期有影响的作家还有约翰·班扬、德莱顿等，他们的创作对英国的古典主义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法国文学则在17世纪达到了欧洲的最高水平，形成了古典主义思潮。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以戏剧成就最为突出，产生了悲剧家高乃依、拉辛和喜剧家莫里哀。高乃依写下了法国第一部古典主义悲剧《熙德》，这也是他最优秀的作品，除此之外，他还写了《贺拉斯》、《西拿》和《波利厄克特》等悲剧。他的悲剧语言明确有力，人物语言个性化，剧中的诗句以雄辩著名。拉辛是最具代表性的古典主义悲剧作家，其代表作是《安德洛玛刻》和《费得尔》。拉辛通过悲剧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在创作中，利用心理分析表现人物是他的艺术特色。而莫里哀则是欧洲最杰出的喜剧家之一，他写下了一系列喜剧，其代表作有《伪君子》、《唐璜》、《吝啬鬼》等，莫里哀善于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人物性格，达到强烈的讽刺效果。除了戏剧方面外，法国的古典主义作家在别的文学体裁方面也有所建树，如拉封丹的寓言诗，布瓦洛的理论著作等。在当时的欧洲，除了古典主义的文学创作外，人文主义文学还占有相当的比重，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思潮仍然在继续发展，莎士比亚的后继者本·琼生写了大量的现实主义剧本。西班牙作家洛佩·德·维加及其追随者如纪廉·德·卡斯特罗等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现实主义的风格。另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巴洛克文学。“巴洛克”原是葡萄牙语，是珍奇和奇妙的意思。巴洛克风格文学惯用的主题是宗教，该风格惯用极端混乱、支离破碎的形式，表现悲剧性的沮丧，用夸张、雕琢的辞藻，谜语似的词汇来附庸风雅。巴洛克文学的影响很广，从意大利、西班牙传到英、法等国。17世纪最杰出的英、法作家如高乃依、拉辛、弥尔顿等人的作品中也有巴洛克文学的痕迹。

四 文论综述

虽然古典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在不同的作家身上也有不同的表现，但是不管如何他们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当时的君主专制政体，理性主义哲学以及当时文学的特点给古典主义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古典主义者在政治上拥护王权，提倡个人利益服从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当时许多文艺家直接为王权服务，如拉辛和布瓦洛都曾任王室史官。另一方面，当权者也利用文艺为其统治服务，对文艺予以指导和监督，这些都使得古典主义具有政治倾向成为必然。高乃依的《熙德》虽取得极大的成功，但并不受首相黎塞留的欢迎。黎塞留还授意当时的文化权威机构法兰西学院对其攻击，迫使高乃依辍笔数年。

2．古典主义者崇尚理性。古典主义以理性主义哲学作为它的思想基础。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是通过描写理性和感性的冲突，而理性取得最后的胜利来正面赞扬理性。如高乃依《熙德》中描写主人公罗德里克和施曼娜，在天职与爱情的冲突中，个人感情服从大局利益，最终重新获得爱情。而莫里哀、拉辛的悲剧则大多以谴责不合理性的封建道德为内容，从反面提倡理性。与内容上的重理性相应，在艺术形式上，古典主义要求作品结构严谨，情节发展合情合理，没有和情节发展不相关的插曲，语言准确，合乎规范。笛卡尔甚至主张结构要像数学演算一样清晰，语言要像逻辑论证一样服人。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则把理性作为文学创作和评论的最高标准。

3．古典主义者推崇古希腊、罗马文学，把它们奉为典范，这是古典主义文艺思潮的基本特征。在他们看来，艺术创造不在于创造新的故事情节，而在于运用艺术手法处理现成的故事情节。他们的创作，尤其是悲剧家大都从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寻找题材来反映当代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如拉辛的代表性悲剧作品《安德洛玛刻》和《费得尔》均取材于古希腊。不仅如此，他们还强调遵守古人的创作法则，如他们发展了贺拉斯关于人物性格的类型说，重共性轻个性，但盲目遵守的结果却往往又将古人的创作法则程序化，反倒不利于文艺的发展。但无论如何古典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在文学史上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与古典主义的繁荣发展相适应，当时还出现了许多文艺理论家，他们对这种文学现象予以概括和总结，以便人们更好地了解古典主义。

除了高乃依、布瓦洛、伏尔泰等人外，这一时期产生过影响的文论家还有沙坡兰、奥吉尔和艾弗蒙等人。在1637年高乃依的《熙德》演出后，因其取材于西班牙，而首相黎塞留正在对西班牙发动战争，发现该剧与其外交政策相对立，于是授意法兰西学院，在1638年由沙坡兰执笔，写了《关于<熙德>的感想》，以“理性”为最高原则，要求娱乐以理性为根据，艺术标准和道德标准并重。在艺术标准上，该文要求悲剧作品应注意体现主题的结构安排、风格、情感和措辞这四个方面的成分，要有出乎意料的冲突与化解，而且显得自然而又波澜起伏，为此，文中具体分析了当时流行的五幕悲剧的情节结构。同时，为着体现丰富、复杂剧情的情节一致与时间、地点一致的统一，作家可以精炼剧情，少用穿插，虚构历史，假设时间和地点。在道德标准上，文中要求在行为范围里，悲剧要符合当时法国的公民义务观，即个人利益服从家庭利益，家庭利益服从社会和国家利益，最终服从君主利益；在心理范围里，文中要求悲剧要符合当时的人性义理观，即情感服从意志，意志服从理性，服从人与人之间的道义关系。在外在礼仪上，文中要求守规矩，懂礼节，牺牲个性以符合社会规范，崇尚贺拉斯的类型性格论。以此衡量《熙德》中的施蔓娜，当然是多情而不识羞耻、还要嫁给杀父凶手的不孝之女。在文学对于现实的反映上，在拟真性与真实性的对立中，文中更强调拟真性，要近情近理，符合类型化的公式，和理性战胜激情的原则；在普遍性与个别性之中，更强调它的普遍性的一面。总而言之，这篇文章抨击高乃依，意在捍卫古典主义原则。

与此相反，奥吉尔则对古典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在1628年写的《<提尔与茜冬>序言》中，对古典主义特别是“三一律”进行了分析、批评。他认为要追求时间一律，就必须使用巧合和奇遇，并人为地使用报信人，显得做作、不自然，这表明它是不合理的。尽管这些规则是对古希腊悲剧实践的归纳，但那是源于带有保守性的宗教仪式和出于迎合观众的需要，现在时代不同了，这就需要进行改革。他还认为不同时代和民族的审美趣味是有差异的，不能固守一种趣味，作为永久不变的法则。而与布瓦洛进行“古今之争”的圣·艾弗蒙则采取“厚今薄古”的态度，反对盲目地崇拜古人的作品。他在《论古代和现代悲剧》和《论对古代作家的摹仿》等文中，反对脱离现实而沉湎于古代的神话和虚构之中，反对引起恐怖和怜悯的心理的过火的表演，要求当代的戏剧体现出时代的精神，“完善地表现人类灵魂的伟大，这种伟大在我们内心激起一种温情的赞赏。通过这种温情的赞赏，我们的心智感到喜悦，我们的勇气得到鼓舞，我们的灵魂受到了深深的感动”。“我们时代的精神和寓言，与（古代）神怪故事的精神是对立的。”圣、艾弗蒙反对在新的时期盲从那些被时间推翻了的老规则。这种思想打破了古典主义文论的一统天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