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失去象征的世界”这个名目之下，我想探究的是，诗歌与失去象征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象征的缺失现象所做出的诗学的纠正。象征主义的衰落，并不仅仅是诗歌写作自身的问题。诗歌话语创造社会表征或群体象征能力的丧失，伴随着象征功能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的消失。不仅是社会思想方式中象征思维（作为交感巫术、原始思维或神话思维）被理性化的思维方式所驱除或祛魅（只是在社会遭遇自身无法解释的突发性事件时才会本能地求助于它），更深刻的原因也许是社会行为领域里象征功能的消失，如同波德里亚所敏锐指出的：“现代社会构成的层面上不再有象征交换，不再有作为组织形式的象征交换。当然，象征作为社会构成自身的死亡仍在困扰着这些构成。这恰巧是因为象征不再管理社会形式，从此社会构成仅认识象征的困扰，象征交换的需求不断受到价值规律的阻碍。虽然从马克思开始，某种革命观念曾试图通过价值规律开辟一条道路，但这种观念早已重新成为遵守法则的革命。精神分析也是围绕着这种困扰展开的，但它改变了困扰的方向，将其限定在个体潜意识中，使其在父亲法则下沦为阉割和能指的困扰。”任何超然于经济交换价值之外的价值显然都需要依赖于社会象征的存在。当社会象征体系已经被瓦解之时，交换价值之外的任何价值显然都无所依附。象征交换让位于等价交换，就像象征思想方式让位于词语中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

这意味着诗歌话语与它仍然继续存在于其中的现代社会语境之间出现了一种断裂，诗歌话语意味着在一个等价交换的社会系统内仍旧保持着某种原始形态的象征交换。被祛魅了的社会文化已经脱离了象征语境，脱离了文化的诗学表征逻辑。文化的象征空间似乎已缩小进诗歌写作这样专业化的狭隘领域。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象征交换所伴随的意义生产及其交换都已被经济学的等价交换所替代。就像我将在讨论当代诗人的作品时所要涉及的，“鲜花”失去了社会与个人的牺牲之间所做的象征交换价值，它在个人的情感领域也是如此，经济的等价交换使象征交换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欺诈。如果这还有某种进步意义，那么，等价交换蚀空了象征交换之时，个人情感领域的交换、生与死之间的交换和意义的生产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说社会文化脱离了象征语境或象征的需求，也许过于简单了，即使在消费社会，人们也不会仅仅满足于物质的消费而不渴望意义的消费。它也在通过物质体系的符号功能，隐喻或转喻性地生产和消费象征及其意义。现代社会里意义及其社会象征的匮乏感，导致了这个失去象征的世界对象征符号的滥用，在象征符号泛滥的同时，仍然难以掩盖象征的衰落和意义不足感的社会现实。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消费活动中象征符号的滥用进一步蚀空了社会劳动与交换层面上真实的象征功能。

在我们的时代，象征被理解为纯粹的想象，被驱入诗学和诗歌的领域，这是现代社会完全不能进入象征的后果之一。象征视野从群体的视阈中消失，只在诗歌写作和个人的感受力中保留一席之地。现代社会因此对象征的功能进行了一次总的赎买，就像不能进入现实层面的象征作用被驱入了潜意识领域一样，它成为一种与压抑性的社会体制相对应的潜意识体制。不能再次获得社会层面上的、群体视阈的事物，在被社会以诗歌写作活动进行的回收之外，成为个人作为“精神病”而残余下来的象征能量，日益成为精神分析学所要处理的心理残余。我将在一些章节里重复这个主题的讨论。

之所以讨论诗歌话语，或者把诗学作为一个观察问题的方法，首先是因为诗歌话语是象征思想和象征交换在今天的社会里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实。它是曾经广泛存在的社会象征思维和象征交换现象的一种表达方式，现在已是这种现象的原始遗存，是前现代文化和意义生产的方式。即使就今天最一般的见识而言，诗歌话语仍然具有这样一种内涵，那就是它是语言的一种特殊的用法，就此而言，诗歌语言首要考虑的不是人们之间的日常交流作用，而是对人的精神激发功能。在神话、宗教神学和形而上学仍然能够为公众提供一种思想、感知与行为的参照时，诗歌与它们平行地存在着。在语言的用法上诗歌与前者有着相似之处，那是语言的象征与隐喻用法，具有传达启示和神谕的功能，它的话语是祁使或预言行为，犹如人们在过去的时代里背诵经文或做祷告的语言。那种语言的意义不能确证，不能论争不能怀疑，它需要人们诵读和确信。以劳动、生命和死亡的象征法则为基础，象征话语构成了某种信念体系及其社会表征。它的内在动力是一种与道德和精神根源保持根本联系的热望，维系生活世界、文化秩序与自然秩序之间的关联。最初的诗歌话语充当了经书的文体，它的话语形式是经文权威性的一部分，并且使它成为具有文化特权的文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样的文体和话语在宗教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人们对象征话语的信奉与履行，它的功能甚至体现在世俗社会的各种层面。与此同时，诗歌话语与社会象征体系之间仍然存在着紧张关系，在经书具有神圣启示和教诲意义的时代，诗歌自身甚至保持了与此相反的世俗品质，诗歌话语所表达的个人情感经验，它所依赖的个人的感受性，常常以个人化的隐喻突破象征的公众性，这些特性使诗歌成为经典中的伪经，使诗歌话语与正典之间既保持着协调也保持着批评性的联系。这意味着诗歌话语既在创造社会象征的意义上与社会的表征体系处于一致性之中，又因为诗歌话语持续地处在活的隐喻的创造过程之中，而与固定的象征观念与象征体系之间产生着持久的紧张。在现代社会，诗歌话语与理性主义的交流语言也处于另外一种类型的紧张关系之中。

象征不仅是诗歌与经书共有的修辞方式，不仅是神圣启示所得以传达的方式，还意味着一种历史时期独特的文化秩序，象征所体现的是事物之间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它建构了一种关于意义的伟大链条，建构了世俗世界与道德根基的联结形式。那是用伟大的象征语言说话而丝毫不显得荒唐的时代，用今天的话说，那是用纯粹的能指说话而意义却能够被一个想象力共同体所普遍感知的时代。在象征主义的信仰语法里，一切都处于一个意义关联体之中。在象征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事物是纯粹自然的或单独存在的，最卑微的受苦可能是拯救，贫穷可能是幸福，死亡也许是一种诞生，将要发生的可能是过去的一种重现，自然秩序中隐含着人类社会的道德根基：最两极的特性表现在对立的事物之中。它们之间存在着象征交换，一切都是可逆的。在今天人们已经失去的想象力中，象征只是一种独特的幻象的显现。而这个显现的幻象对于象征主义的共同体来说，是人们的共同视阈。

象征的世界是一个具有时间统一体和事物连续性特征的世界，象征是在词与物、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所建立的联系方式。在象征思想中，不是一个事物自身具有意义，而是一个事物与另一些事物的联系，表现为一个事物的意义。象征建立在某些已经基本固化的隐喻的基础之上，它是人们所说的“文化的语言”，是一种文化传统——宗教，习俗，民间信仰和某些集体记忆与经验模式——在其语言载体中给予事物间以普遍联系的意义网络。而一个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象征方式，即通过隐喻和转喻的方式所建构——正是人们感知意义的方式。意义在一个事物与另一事物的联系或者说是在非同质的事物彼此之间的象征交换中生成。当人们把风或气息与人的灵魂联系起来，把水与生命的源泉或者女性与月亮联系起来，当人们把这种联系通过诗歌、神话叙述、概念的抽象，通过某种物质化的形式或者一种象征仪式对此进行表述时，文化的语言就在生成人们赖以存活的意义。一种语言中的象征构成了一种意义表述。正是这样的表述构成了一个意义的世界，构成了古典象征的世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象征不仅具有诗歌写作、文本和话语上的功能，值得关心的主要不只是某些象征符号以及这些象征符号在诗歌话语中的表现，还包括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象征现象和象征功能，是象征交换和生活世界的建构和社会化的意义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在今天的社会语境中，不仅要关心象征与世界的联系，更要关注象征及其象征交换的消失所产生的问题的转移，以及现代社会里人们对微弱的象征意义的寻求。当然在此，这种考察主要的只是通过诗歌话语领域的分析来进行。

所谓象征的衰落是指这种意义网络的消失，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媒介的贬值，联系的中断，和它们所导致的象征交换的终结。这种现实意味着象征所据以建构的不同质的事物之间的“转换生成”语法——某种建立在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或“等价性”被消解。传统语境的衰落，理性化或者世界观的合理化话语促进了象征交换的衰落与中断。事物的象征意义、事物之间的形象联系变成了被明确界定的概念，物被重新分类，被定义。事物的存在从意义的网络中脱离，从与其他事物的类比关系中脱离，成为一个单独存在或被分类的存在。词语在与事物的关系中也脱离出来，不再是与事物同体不分，词语与事物之间变成了一种所指关系。词语之间被一种线性联系所支配。水、火、天、地，或者性、身体、死亡，这些事物与现象，都只是意味着它自身，而不再意味着别的事物，不再与另一领域相关。因此它们也无从转换，无法从自身转度、变形为别的事物。事物之间的转化的魔法——由于类比、象征关系所产生的同化力量——消失了。无论是古典语言中的传统象征世界，一种由习俗、礼仪制度所构成的象征世界，一种宗教或准宗教的象征世界，还是现代语言中的由政治经济学和革命意识形态所建构的象征世界，都已经被理性化进程和世界观的合理化话语所消解。我们生活在一种去象征化的世界之中。人们最初会把这种去象征化的世界体验为一种解放和自由，一种从象征的压迫或象征的暴力之下解脱出来的自由经验。就像在启蒙的意义上，个人的诗歌隐喻早先对宗教的和政治的社会表征所做的批判性表述那样。社会表征已经沦为僵硬的俗套和权力仪式，象征交换也充满着意识形态的欺诈，它们构成了象征的暴力。在具有革命性的时刻，个人主义诗歌的隐喻话语充当了消除集体幻象和社会象征的解放力量。

消解一种意义的生产方式是一种革命行为，但清除了所有的意义生产方式，而又不能建构起新的象征交换，就会从解放感滑入虚无感。因此在消解了各种象征的压迫、解构了一切象征交换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关于事物的经验变得贫乏了。除了财富与权力意义上的事物继续拥有人格化的魅力，除了商品在世俗化的意义上继续拥有某种象征残余物，自然、劳动、生与死正日渐暴露在一个日益失去象征的世界里，一个失去了象征维度的世界处在意义不足感的体验之中。除了事物的自然属性，或者说，除了事物在经济学的等价交换价值之外，赋予事物以意义的象征方式似乎正在终结，就像我们不能赋予水与火以真实的象征意义一样，我们自身的自然：身体、性、死亡，也就成了赤裸裸的自然事实，没有集体的象征、没有社会共同体认同的信念来解救或安慰它，死亡无可转换，暴露出赤裸裸的无意义。没有象征、没有社会表征，就没有可以为面临焦虑和困境的个人提供的意义资源。人与自然事物的能量交换停止了，生与死之间的象征交换也不可能了。我们自身生与死的体验中拯救的维度、甚至慰藉亦难以被感知。

通常而言，象征不是任意的，某些象征总是具有物质对象，或者具有一个感觉形象，而这个感觉形象是一个“观—念”，尤其对于某个语言共同体来说，象征图式是人们能够共同看得见的信念，象征视阈是一系列观念的基础。象征通常建立在感受性的观念之中。但是通过象征秩序持久地把某种“观念”固定下来，并且构成了人们因袭的话语模式或实践图式，这种象征秩序就会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强制仪式，甚至沦为某种意识形态即虚假意识。即使某些“自然”的区分在经过了象征形式的固化之后，也会变成对观念和感知力的强制。与此同时，社会价值和文化秩序依然深深依赖某种象征秩序的建构，依赖于某种形式的象征主义视野，当社会的象征视阈彻底消失时，就会陷于意义的贫困，陷于狭隘的功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