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一种具有表意功能的体系，语言最初是一种象征符号，它是某种神圣秩序或宇宙秩序的象征。语言所指涉的事物只是某种自然——宇宙秩序的媒介。语言的象征结构是宇宙秩序的反映。在象征体系逐渐松动之后，语言缓慢地成为一种再现体系或显现体系，承担着对事物世界的再现功能。象征体系和它所表征的神圣秩序成为可疑的存在，语言开始获得了客体世界的独立授权。语言不是宇宙秩序或其神秘意义的表达，而是从对世界与事物的再现与显现的功能中获得其意义。
再现是象征衰落之后（并不一定是线性历史时间上的之后，尤其考虑到中国古典诗歌呈现事物的诗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语言和思想功能中取代象征的东西。在再现中，或者我这里更愿意用“显现”，语言被理解为透明的媒介。语言在呈现的诗学视野中仍然具有自身的二重性质：语言既指涉事物，又是事物本身。但是，在显现的语言意识中，事物取得了直接在场的资格。词语与事物不是通过象征发挥其意旨作用，而是事物在语言这种透明的媒介中直接在场，在语言中显现和呈现事物自身。呈现的诗学从话语所敞开的世界本身获得其意义。再现或显现的诗学，不只是显现一个独立存在的事物，而是对一个世界、一个瞬间统一世界的呈现。虽然一个事物与另外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并没有通过某种特别的象征去显示，但呈现的诗学仍然可以说是对一个瞬间完整世界的显现。事物之间的联系处在没有明言的自然状态。世界既被表现为直接的在场，又被表现为一个光明中的神秘。由于显现了存在的整体，或某个瞬间世界的整体性，诗歌话语的显现功能由此获得对意义的感知与表达。
在现代社会语境中，显现的诗学对现实或真实的要求越来越无法得到满足。显现的诗学置身于这样一种批判性和否定性的语境之中：世界不再能够体现为自足的意义，而世界作为存在整体的显现也越来越不可能。随着现实中的物质体系由自然之物越来越多地被人造物质体系所替代，人们置身其中的“事物——自然——宇宙”的谱系断裂了。我们身边的事物所具有的自然含义在消失，自然事物所具有的与人的情感体验、意识模式之间的天然关联消失了。事物——自然——世界，不再能够具有普遍的安慰功能，也不再成为人可以自我认同的主要形式。从另外的方面说，显现的诗学遭遇危机的原因还有：世界本身的抽象化或理性化，使抽象认识方式取代了直观方式，在现象直观的意义上，世界已经是一个不可认知的事物。世界不再体现为自足的意义。空间上的整体观和时间的连续性遭遇了分解，尤其在现实主义之后，对世界的持续的再现、对世界的全景式的再现，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瞬间的和片段的形式。
在现代诗学中，至少从马拉美的诗学以来，词与物的关联在慢慢丧失，词开始取代物的位置，语言几乎不是一种再现符号，而成为一种模糊不清的象征符号。语言开始表征其自身。科学主义的话语与后期象征主义的语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科学的诸多话语已经不再成为再现式的话语，而是一种自我指涉的封闭性话语。与其说科学话语表征自然的秩序或者某种客体，不如说它是一种自我指涉的语言结构。每一种语言（科学的或者诗学的）都不依赖对事物的指涉，而是依靠种种不同的自我指涉方法，依靠这样的自我指涉机制话语建构了某种智力的理解模式。意义领域的复杂性在理性话语中被慢慢地缩约为工具语言的合理性，即赫伊津哈所说的单一类推的浅薄幻想。诗歌语言则一直保持着对单一类推、对话语和文本的单一性的警觉。
从马拉美到福柯，把语言视为再现事物的透明媒介的思想，即一种倾向于阐明“词与物”之间关系的现实主义再现的历史遭遇了激烈的批评。相信词语的正当秩序一旦被找到，“事物的秩序”就能够准确无误地再现在“词语的秩序”之中，被视为一种幻想，在福柯看来，这也是现代人文科学建基之上的幻想，在事物的秩序作为透明的图像，作为再现的价值中立的工具时，语言享有一种特权的地位。这些力求研究人类、社会与文化的“科学”所发现的一切概念不过是它们所代表的语言规则的抽象物，其“理论”仅仅是它们所使用句法策略的“形式化”，而它们的“规律”也不过是用于“命名”分析各自领域蕴涵的对象的话语方式所预设的意义场的投射而已。他拒绝把再现看做“发展”，否定任何一门人文科学具有的本质“现实主义”。他把再现的全部努力看做对语言本质的根本误解的结果，把现代人对现实进行真实地再现的全部努力当做一种全盘失败。从最好的方面看，语言已终于从其沦为再现的堕落中返回并且再一次呈现它的本真：仅仅是突显于知觉的众多事物之中的一种事物：既难解、不透明又神秘。现代思想史成为“语言”的一种历险记，语言的消失与重现的故事。这些关于语言的重新解释，使语言脱离了象征与再现的功能，给予语言一种建构性的功能。在此意义上，现代思想是一种诗学的延伸。
语言的诗学、语言的自我指涉，是再现的诗学失去魅力的同时，诗人所做的最富有现代意识的诗学实践。在某种意义上语言的诗学是以“语言本体论”取代语言的象征和再现，语言本体论是应对象征与再现危机的方法。语言本体论以语言内部的普遍联系，取代已经消失了象征关系中的事物普遍联系的意义网络，取代再现的诗学中的事物和世界的在场。语言本体论不关注词语与事物之间的既有象征关系，也不关心对世界的再现，强调了“语言的不及物”的语用学。语言本体论是语言的自我崇拜，是语言自身的浑然不觉的自我象征意识。语言说话的神话，从马拉美以来，取代了诗歌中的神灵说话、自我主体的抒情话语和事物自身的言说。一个语言造物主取代了语言中的上帝和其他说话的神灵，取代了代山川立言的主体，也取消了一个浪漫主义的或恶魔主义的自我主体。
现代诗人是一种艰辛的劳作者：他们从来都没有对“语言背后”的存在的信靠，语言的意义没有被信托给一个终极的意义之源。对他们来说，语言文字的象征系统早就解体了。语言中的象征视野已消失。他们的修辞炼句，都是独自维系人类生活与意义领域的悬念。他们是没有确定信仰的炼金士。其诗作就是没有神秘的语言炼金术。一种纯粹修辞性的诗歌写作传统仍然是现代诗人的境遇，只是还没有他们的前人幸运：词与物、语言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现在更为疏离。伴随着对词与物的去象征化，同时也祛除了与之相关的意义领域和意义感知方式。意义缺失成为一种现代体验的苍白标志。随着语言表征危机出现的是现代性的体验。伴随着意义表征的缺失，时间体验中的瞬时性替代了永恒感，情感经验色情化，死亡经验中慰藉丧失，痛苦经验中的拯救维度消失，空间体验的同质化和自我主体也空洞化。在这些经验领域里，属于语言隐喻范畴的事物与意义都消失了，或变得不真实了，或者说属于隐喻象征领域里的意义体验，开始变得失去叙事性，失去了展开自己的话语方式。
有时诗歌语言不惜付出晦涩的代价来消除文本的单义性。然而诗歌文本多义性的资源又是什么呢？对清除了所有宗教象征之后的语言来说，对清除了人与自然的相似性之后的语言来说，隐喻的根基消除了，剩下的是表达事实的作为符号的语言。在等价交换的王国里，语言活动不会再次成为有任何崇高含义的事。就社会的感知而言，使象征交换重新出现、甚至使隐喻重新产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如果没有使隐喻产生的方式，诗歌写作就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隐喻所建立的关联，意义领域就无从触及。虽然仍有诗歌写作，但由于没能解决这一问题，诗歌写作仍然是暧昧的。一种话语自我指涉的写作，其隐喻语言没有了直接可理解的智慧，也没有直接的动人心弦的抒情成分，有的是美妙的怪诞，绝望的幽默：复杂的隐喻看似隐藏地很深，事实上是一种缺乏谜的秘密，没有直接可理解性的幻想与虚构，不具有理性目的的虚构。对这样的自我指涉的话语，我们很难区分意义过于深奥，还是意义处于缺失状态。缺失了秘密的字谜，产生了混合着获得启示的感悟和茫然不安的阅读。现代诗歌的隐喻或话语的自我指涉是虚无主义的微妙幻想，因此诗人的卓越的智力与神经症幻想有了更深的相似。现阶段内的诗歌写作在修辞学上力图探索隐喻的形成，这似乎是没有结果的事业。隐喻结束了？剩下的是语言活动的俗套，有如官僚体制的俗套仪式，以及有如资本社会的各种俗套。
诗歌写作执意要以个人的智力幻象与欲望打破单一类推语言的封闭性，赋予语言以个人的修辞学内涵和智慧风格，又执意不想成为一个简单的有话要说的表达主体，执意要让语言敞开自身的意义空间。它是播散性的，它把象征和指涉的衰落的历史语境引入一种特定的意识内部，在此，诗歌话语自身不可解释的神秘性，不透明和独特性被颂扬为人类本性不可化简的多样性的证据。同样，不以外部事物的标记为满足，致力于自我指涉的诗歌话语，可以理解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话语的内在性的一种策略。在某种意义上，虽然这样的认识有些自我矛盾：对话语内在性的坚持和探索，与对意义的内在性信仰、甚至与自我的内在性信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