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跨文化传播：定义与学科属性

跨文化传播渗透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推动了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没有跨越文化的传播活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更没有人类的进化和文明。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指出的，“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又仿效拜占庭帝国”。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走到今天，正是跨文化传播把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人群“联结”在一起，促进了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和社会变迁。

一、跨文化传播的定义与历史脉络

跨文化传播涉及有关文化与传播研究的方方面面。

——跨文化传播学者古迪孔斯特（William Gudykunst）

学界对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定义多种多样，侧重的角度也各有不同，主要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种类型。

第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际交往与互动行为。在跨越文化的人际传播中，传播双方的文化背景可能基本相似，也可能相去甚远，存在着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民族性格等方面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就造成了程度不同的传播难度。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一些研究将跨文化传播视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通过合作和协商来建构意义的象征性过程，即个体通过采用彼此的视角来合作建构意义。这些研究同时强调，这一过程中的互动行为应始终遵从传播各方的协商规则，以使参与者能够通过相互合作来产生彼此都能接受的意义。

第二，信息的编码、译码由来自不同语境（context）的个体或群体进行的传播。依据这一定义，文化是通过象征符号的编码得以表现的，传播双方信息编码比较一致的传播可以称为同文化传播，传播双方的信息编码基本不同的传播可以称为跨文化传播。由于在现实世界中，传播双方编码完全相同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完全不同也是不存在的，所以人际传播是否是跨文化传播，要以两方信息编码的重叠程度来确定。有学者认为，双方信息重叠量达到70%可算是同文化传播，低于70%则是跨文化传播。

第三，由于参与传播的双方的符号系统存在差异，传播因之而成为一种符号的交换过程。这一定义主要强调了不同文化交往中文化差异的影响，有效传播即是能够在来自不同文化的传播者之间创造一种共享意义（shared meanings）。如表1-1所示，在跨文化传播中，各种文化的差异在程度上是不同的，产生误解的可能性大小也是不同的。当不同文化或群体成员的文化差异增大时，产生误解的可能性无疑更大；反之，人们具有的共性越多，在传播中遇到的严重挫折或文化误读就越少。

结合相关研究和本书的视阈，可以认为，所谓跨文化传播，就是不同文化之间以及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与互动，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发生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交往活动，以及各种文化要素在全球社会中流动、共享、渗透和迁移的过程。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一定义涉及两个层次上的传播：第一，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在日常互动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与解决方式；第二，人类文化交往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是指基于符号系统的差异，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往与互动的过程与影响，以及由传播过程决定的文化融合、发展与变迁。这显然是一个涵盖广泛的概念，与以下四种类型的传播形态有着重叠或交叉的关联。

第一，跨种族传播（interracial communication）。这是传播者与受众分属不同种族的传播，比如中国人与美国白人之间的传播。通常不同人种之间的传播就是跨文化传播，但一个完全同化于美国文化的华裔与美国白人之间的传播不是跨文化传播。

第二，跨族群传播（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这是虽属同一人种但分属不同族群的人们之间的传播，通常发生在多族群的国家之内。

第三，跨群体传播（intergroup communication）。通常人们谈到的文化，都是立足于占主导地位的民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或主导文化（dominant culture）之上的。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种民族文化或主导文化都不可能是同质的（homogeneous），与之并存的还有很多群体文化（co-culture），后者主要是指特定文化中存在的一些具有共同文化要素的“共生”文化，这些文化不赞同或不愿遵从主导文化的信仰、价值观和态度，同时也不享有主导文化的影响和权力。残障人群体、同性恋群体、移民群体以及性别群体等，都有自己独特的群体文化。由于群体文化始终表现出与主导文化不同的观念、信仰、生活方式和传播特征，所以，群体文化与主导文化之间、不同群体文化之间的交往也多属于跨文化传播。

第四，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这是发生在主权国家和政府之间的传播，它的信息发出者主要是国家、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以及以赢利为主要目的的文化工业等等，是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传播。国际传播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常常具有跨族群、跨种族、跨文化传播的特点。传播学者莫拉纳（Hamid Mowlana）对国际传播的定义就是：通过个人、群体、政府和技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传递价值观、态度、观点和信息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是对促进或抑制这类信息的相关制度结构的研究。国际传播虽与跨文化传播有着诸多不同，但是，对跨文化传播的分析倘不考虑政治、经济和技术因素则是天真的，也是不现实的。当然，国际传播研究如果不考虑文化和语言背景，也是难以深入的。

 

人类进行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法典》中，已有针对在国外购买奴婢的规定。公元前1750年，古埃及就有了埃及人与亚洲人交往的记载。距今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首次表达了人类容易对异族产生恶意倾向的观点：“人们总是急于责怪异族。”中国历史上的周穆王西征、徐福东渡、张骞通西域、甘英出使大秦等等，亦是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具体表现；繁盛一时的丝绸之路，川流不息的遣隋使、遣唐使，更堪称人类历史中跨文化传播的典型范例。距今六百年前，郑和船队七次跨越南中国海和印度洋，远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拉开了人类走上世界性交往舞台的序幕。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西方探险家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等人的足迹从欧洲延伸到世界各地，开启了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时代，伴随而来的海外贸易与殖民活动促进了世界范围的交往，人类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也开始了新的篇章。

人类历史中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折射出人类社会的媒介信息系统不断发达、不断趋于复杂化的过程。根据传播媒介的发展与技术变革，传播学界习惯上把迄今为止的人类传播活动划分为如下四个历史阶段。

口语时代 考古研究推断，人类最原始的传播方式是猿人进化时期的非语言符号传播，他们用与其他哺乳动物大致相同的呼唤、尖叫及身体姿态来示意危险的出现和食物的存在，表明交配意图及协调活动等。这些声音和身体语就是早期人类交往的基本手段。距今约10万年前，语言传播时代到来，不过，此时的口语传播存在着明显的局限：由于发声功能的限制，口语传播只能在近距离进行；口语转瞬即逝，信息的保存和积累只能依靠人脑的记忆。总之，口语传播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巨大限制，只能在近距离和小范围内进行，即所谓的“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

文字时代 文字的发明与使用是人类进步历程中最具意义的成就之一，拓展了传播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人类跨文化传播的时代也真正到来了。传播学者德弗勒（Melvin DeFleur）即指出：“与工具、火、语言本身一样，文字是人类古今意义最重大的成就之一，没有它，世界上多数人仍将是文盲。”文字的使用突破了语言在时空上的局限，使其具有规范、便携和能够长期保存等优点，所承载的信息也由简单、容易变得复杂和繁多。更为重要的是，以文字为核心的信息系统的形成和扩展，反映了“人类接触的频繁程度以及征服、思想和更大的社会组合”，验证了各个文化的产生、发展与延续，促进了地球各个角落的人群之间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印刷时代 印刷术的发明，给整个人类文化带来了新的曙光，亦使跨文化传播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就欧洲而言，印刷品的大量出现，激发了人们的求知欲，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文化的普及、科学的启蒙和社会的进步，加速了欧洲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诞生。一如施拉姆所说：“书籍和报刊同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报纸和政治小册子参与了17世纪和18世纪所有的政治运动和人民革命。正当人们越来越渴求知识的时候，教科书使得举办大规模的公共教育成为可能。正当人们对权力分配感到不满的时候，先是报纸，后来是电子媒介使普通平民有可能了解政治和参与政府。”罗素也指出，印刷术的出现“大大扩展了新思想的传播范围，结果有助于去挖传统权威的墙脚。因为用方言翻译出来的《圣经》印刷成书，很容易到手，教会不能再用花言巧语来继续维持它在信仰方面的监护人身份。至于一般学术，也出于同样原因的促动而回到现世主义。印刷术不仅给批评旧秩序的新政治理论提供了传播工具，而且还使人文主义学者得以重新出版古代人的著作，随之促进了经典原著的广泛研究，有助于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

电子时代 电子传播实现了信息的远距离快速传输，推动了人类知识和经验的加速积累，也使人类跨文化传播的质量和效率获得空前的提升。以广播和电视为主体的电子传播，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使人类跨文化传播的内容更加丰富，感觉更加直观，依据更加可靠。计算机的发明和电子通讯技术的发展，更使人类的跨文化传播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网络技术的普遍运用，则是人类传播方式的一次重大革命，改变了传统的传播观念、媒介运作及传播方式，一个新的时代——“数字时代”已经到来。

跨文化传播的历史脉络表明，跨文化传播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正如历史学家戴逸所说：“一部世界文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传播、碰撞、融合和不断创新的历史。”

譬如，考古研究证明，古埃及文化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化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技术以及天文、历法、语言文字、算术和服饰等方面有许多相同和相似之处。由于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之间固有的大量融合与交流，有很多学者将其合称为“东地中海文明”或“西亚文明”。再比如，当代阿拉伯文化与中近东文化不仅仅是本土文化的总和，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还受到了来自古希腊与罗马的文化、拜占庭与波斯萨珊王朝的文化、中世纪以及现代欧洲文化和当代美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也是如此。通过持续不断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包括朝鲜、日本、越南以及东南亚广大地区的“中华文化圈”。同时，中国自汉代之后就保持着与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乃至欧洲文化之间频繁的对话和融合。其中，中印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明清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的涌入，则促使中国文化传统在困境中一步步向现代化迈进。

二、跨文化传播学的诞生

为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我们必须学会灵活、谨慎地面对各种差异。

——跨文化传播学者斯特拉·丁-图米（Stella Ting-Toomey）

文化人类学家是跨文化传播学的开拓者。

从20世纪初期开始，以英国和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为先导，对人类不同文化的差异及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学术研究日益深入。特别是在“二战”进入后期阶段之后，美国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问题：如何确保美军能在新近占领的岛屿上与土著居民沟通与合作？由于美军对这些土著居民的语言和文化一无所知，美国政府就邀请了一些优秀的文化人类学家，专门研究这些地区的文化。在这一时期，研究者对开展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性产生了全新的理解，同时也积累了这样的认识：跨文化传播研究应致力于考察那些对不同文化成员之间的人际传播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因素。

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与刀》（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书，就是美国政府在1944年委托研究的成果之一。当时，美国政府需要两个问题的答案：第一，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要进攻日本本土并采用对付德国的办法？第二，如果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制？正如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说：

 

严重的事态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日本人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而获致投降？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皇宫？从日本俘虏身上，我们可以期望得到什么？在对日本军队及日本本土进行宣传时，我们将宣传些什么才能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削弱日本人那种抵抗到最后一个人的意志？这些问题在日本通中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对立。如果和平降临，为了维持秩序，日本人需要永远进行军事管制吗？我军是否要准备在日本深山老林的要塞中与那些疯狂的抵抗到底分子进行战斗？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来之前，日本会不会发生一次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谁将领导这次革命？或者，日本民族只有灭亡？

 

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报告推断：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与德国的诸多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随后的发展确如本尼迪克特所料，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决策也与她的意见大抵一致。

“二战”之后，美国在世界许多地区建立了海外基地，与此同时，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性机构也在纷纷建立。美国政府急需了解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外交法令》（Foreign Service Act），决定在美国国务院下设驻外事务处（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为美国援外技术人员和外交官提供语言和人类学意义的文化培训。一些学者认为，此举意味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正式开始。1958年，美国南亚问题专家伯迪克（Eugene Burdick）等出版了《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直指50年代美国驻东南亚的外交官和经援人员漠视当地文化的令人反感的形象。美国国务院向驻外人员明确提出，应以该书为镜子来对照各自的行为。

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是在美国驻外事务处任职的专家之一，他的主要工作是选拔和训练到国外工作的美国人。霍尔发现，美国人与他国人民相处时的许多困难是由于美国人“以我们自己的标准与他人交往”引起的，美国形象的不堪也与培训不足以及缺乏了解其他文化的外交人员和出国人员有关。在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跨文化培训的论文后，霍尔在1959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中具体勾勒了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的若干原则，其中包括：跨文化传播培训的参与和体验；从单一文化社会层面的研究转向跨文化人际交往的研究；重视非语言传播；强调文化无意识（unconsciousness）；坚持非评判性的族群相对主义（non-judgemental ethnorelativism）；关注传播与文化的关系。鉴于《无声的语言》无可辩驳的学术影响，许多研究认为，此书的出版标志着跨文化传播学的正式诞生。

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起创立的“和平队”（Peace Corps），让美国各个学术领域对不同文化之间的有效传播产生了更多的兴趣。在这一时期，美国国内少数族群争取民权的斗争和知识界不断深入的关于文化多样性的争论，更使美国政府认识到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传播的重要性。以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民权法案》为标志，美国政府开始正视少数族群文化的合法权利，同时，以文化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为主力，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都加强了关于文化与传播的综合性研究。

在这一时期，跨文化传播研究逐步从人类学中分离出来，开始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旨是对造成文化差异的文化、语言、非语言要素进行探讨，尤其是聚焦于理解人际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以及增进有效传播的相关技巧。自1961年到1969年，霍尔的《无声的语言》发行量高达50多万册，并被译为6种语言畅销海外。霍尔还出版了他的另一力作《隐蔽的空间》（The Hidden Dimension），着重分析分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行为类型、学习特点、接受和反应方式，得到了世界各地学界乃至普通读者的广泛关注。1966年，阿尔弗雷德·史密斯（Alfred Smith）主编了论文集《传播与文化》（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呈现了知识界将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结合起来研究跨文化传播现象的集体努力成果。

20世纪70年代，交通和通信技术迅速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往来日渐密切，这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学科对跨文化传播现象的关注和理论汇聚，跨文化传播学逐渐发展成为传播研究领域的一门独立学科。这一时期，全美传播协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与国际传播协会均成立了跨文化传播分会。1972年，第一届跨文化传播国际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1974年，《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年刊》（The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创刊。1977年，《跨文化关系国际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创刊。跨文化传播专业出版社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其中包括影响至今不衰的Intercultural Press、Sage Publications等。大批关于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和教学著作陆续问世，最有影响的是拉里·萨默瓦等主编的《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1972年首版后每隔3年就重新修订，成为长期通行的专业教材。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美国高等院校广泛设立了跨文化传播相关课程。1977年，全美有450所教育机构开设了这门课，部分院校开始授予跨文化传播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20世纪80年代，跨文化传播学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学科在学术研究和应用领域的重要性得到了西方学界的普遍认可。1989年，阿森特（Molefi Asante）与古迪孔斯特主编的《国际与跨文化传播手册》（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出版，集中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在这一时期，鉴于跨文化传播学无可辩驳的实用性，其研究成果进一步被应用到外交、国际贸易和经济管理等机构，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还纷纷成立了进行跨文化传播培训的专门机构。此外，由于跨文化传播学自身的发展，跨文化话语分析学、跨文化语用学、跨文化心理学等分支科学也应运而生，研究领域日益宽广，服务领域也在不断拓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各种文化之间的交融和冲突日益频繁，呈现出不同层次的摩擦、矛盾和冲突，跨文化传播愈加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特别关注的对象。正像萨默瓦指明的，“生产的流动性、不断增多的文化交流、全球化市场以及具有多元文化的组织和劳动力的出现——这些都要求我们掌握适应多元文化社会和全球村生活的技能”。学界更为深刻地认识到，掌握跨文化传播能力可以帮助人们与不同文化进行比较，改善人们的自我认识，促使人们重新审度自己的文化。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议题也变得更为多样，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的矛盾分析、文化多元与文化霸权已成为探讨的焦点之一，现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认同危机等问题正在被广泛关注。一些学者还借助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女性主义、知识话语权力理论等，对跨文化矛盾和冲突的根源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跨文化传播学逐步进入中国学术界的视野。除了翻译介绍国外著作外，中国学者具有原创性特点的著作也陆续出现，其中包括胡文仲主编的《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段连城所著的《对外传播学初探》、关世杰所著的《跨文化交流学》、贾玉新主编的《跨文化交际学》，等等。1995年，中国召开了第一届跨文化交际研讨会，成立了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到2005年5月，已举办了第六次会议。但总的来看，国内对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还处于一种起步阶段，对跨文化传播学的学科特质缺乏统一的认识，对跨文化传播研究前沿进展的了解、吸收仍有欠缺，在学科理论基础、研究目标和方法论等方面尚处于探索之中。

今天的中国已经走上了伟大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跨文化传播实践日益广泛和深入，中国经济快速起飞和社会加速转型的现实更是对跨文化传播研究形成强烈的刺激，为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的本土化拓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和理论诉求。有必要强调的是，虽然中国学界对跨文化传播学的学术边界还没有一个定论，但这并没有妨碍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与话语在中国学术领域和社会实践中的渗透及其普遍的参照价值。尤其是，相比其他学科而言，跨文化传播研究对人类交往的多方面关注，对当下中国的诸多文化实践都具有积极的、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这就构成了跨文化传播学本土化得以深入的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