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与传播

文化与传播是互动和一体的，每一种文化形式和社会行为都会明晰或含糊地涉及传播。运用“传播”概念研究文化现象的做法，最初见于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主要用以指涉文化迁徙、采借、暗示以及分布等现象。在泰勒之后，“传播”渐为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普遍使用。在他们看来，传播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传播构成了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核心，文化变迁的过程也是一种传播过程。

一、文化的内涵、特征与要素

历史上所有的社会其实都是全球社会，每一种文化也都是包容宇宙万物的体系，将大千宇宙纳入各自的文化版图。

——社会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中西方历史对文化的理解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均涉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的存在方式。

英语中的“文化”（culture）源于拉丁文“cultura”，有“耕种”、“培养”和“驯化”的意义。18世纪后期，这一术语广泛进入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启蒙思想家将之解释为“与野蛮相抗衡的一种理智”，时人也用科学和艺术领域的成就以及社会制度和政权机构的公平程度去衡量文化的优劣。在中国典籍中，“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如《易经》云：“物相交，故曰文”；“化”的本义是指事物动态的变化过程，如《易经》云：“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文”、“化”并用也见于《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外，汉代《说苑》中还有：“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功。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在这里，天文与人文相对，天文是指天道自然，人文是指社会人伦。由此也可说明，最晚是在汉代，“文化”已有了明确的文治和教化的含义。

文化的定义与特征

对于普通人来说，文化如同水之于鱼，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客观存在；对于研究人员来说，文化则是一种易于感知却难以把握的复合概念。

最早具有科学意义的文化定义，公认是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提出的：“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此后多年，西方学者对文化的定义都没有超出泰勒这一定义的影响。

1963年，人类学家艾尔弗雷德·克洛依伯（Alfred Kroeber）等在整理和概括已有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较为全面的文化定义：“文化由外层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做是行为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的行为的决定因素。”这一定义确定了文化的符号传播方式，强调了文化既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又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某种因素，还指明了文化作为价值观的重要性，称得上是泰勒定义的一个创造性发展。

本书视阈下的文化内涵，大致可等同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发表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中使用的解释：文化是某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物质、智力与情感等方面一系列特质之总和；除了艺术和文学之外，还包括生活方式、共同生活准则、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

有必要说明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不同学者提出的文化概念大致可归纳为两种类型：一是针对社会结构意义上的文化；二是针对个体行为意义上的文化。前者指的是一个社会中长期、普遍起作用的行为模式和行动的实际准则；后者是个体习得的产物，包括群体成员为了在他参与活动的群体中被相互接受而必须具备的文化要素。如此种种的定义和讨论也进一步表明：文化并不仅仅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它本身就是对人类一切行为的技术方式、社会方式和价值取向的解释、规范和综合，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体现。

与本书的讨论相关联，文化的特征大致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文化是人类进化过程中衍生和创造的一种代代相传的习得行为，能够促动个体和社会的生存、适应和发展。换句话说，文化不是人们先天的遗传本能，是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知识和经验，每一个社会人都是在紧紧依靠文化的力量而得以生存和发展。

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承担着个人和群体生活的基本职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集体努力。而人类对自身生存行为的解释，则产生了共同价值体系。这种共同价值体系的制度化又反过来规范着人们的生存行为，决定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方式，调整他们在此生存活动中的相互关系。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进一步指出：“文化是人们用来包装其政治—经济利益和动机以便表达它们，掩饰它们，在时空中扩大它们并牢记它们的领域。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最主要的内涵，而且也是我们最多的外在表现，我们个体和群体的特性。”

第二，文化是特定群体和社会的所有成员共同接受和共享的，往往以民族的形式出现：一个民族使用共同的语言、遵守共同的风俗习惯，其所有成员都会具有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性格。这就是文化无可辩驳的民族性，关于它的影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精到地指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行动，甚至我们的情感，像我们的神经系统自身一样，都是文化的产物——它们确实是由我们生来俱有的欲望、能力、气质制造出来的”。

从20世纪50年代起，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开始猜想：不同文化中是否具有类似生物基因（gene）的某种基本、齐一的“文化基因”? 1976年，生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提出了“文化基因”的“拟子”（meme）概念，他把生物世界中基因复制这一现象的分析应用到人类文化演进机制的分析中，将“拟子”视为“文化传播的基本单元”或是人类行为“模仿”的“基本单位”。道金斯指出，虽然生物基因的复制具有高保真度（copying-fidelity），但必须通过生物体的遗传关系来进行，与之相比，由于文化的传播过程会出现许多变化和混合，“拟子”的传播虽然没有高保真度，但可以在不同地区、民族和社会中的毫无干系的任何人之间进行，均会是如生物基因一样的丰盛繁衍和忠实地自我复制。道金斯的结论是：正是“拟子”的复制和传播，使得不同文化模式得以保存、维系和承传，决定了人们认知世界、观察社会的共有观念。

第三，文化是稳定的，也是发展变化的。在一般意义上，人类各种文化都具有保持内部稳定的文化结构，包括相对稳定的规范和观念，如习俗、道德、世界观、价值观等等，可以在面临外部文化冲击时通过吸收、变动等机制来保持自身结构的稳定和平衡。基于文化的这一特征，萨默瓦提醒人们：“在评估特定文化的变迁程度时，必须深思熟虑：究竟是什么发生了变化——‘不要因为东京的市区与巴黎或纽约越来越像，就把自己弄得昏头昏脑’。”文化又是一个活性系统，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发展变化的。生产力的发展，新的发明创造、新的观念的出现，政治上的风云突变，经济的全球化趋势，都是文化发展变化的主要推动力。当然，文化表层结构的变化，从速度和质的方面，都远远超过深层结构的变化。譬如，衣、食、住、行乃至语言等方面的变化，要比宗教、价值观、世界观等层面的变化明显得多。

文化的稳定性是相对的，文化的变迁是绵延不绝的。恰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指出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总是不断有其他的水流涌入”。事实上，文化从来都是一个开放、变化、发展的动态结构，既是稳定性与变异性的辩证统一，也是纵向传承与横向吸收的辩证统一。在中国文化悠久的发展进程中，从没有中断过吸收其他文化精粹化为自身的“血肉”。同样，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既有的内容也可能被消解、同化，甚至逐渐丧失，或为别国所移植，成为它们极富特色的东西而保存下来。譬如，中国唐代的“破阵乐”、“燕乐”等，在中国本土早已失传，而在一衣带水的日本至今尚在演奏。

第四，文化是各种要素组成的一个整合体系（integrated system），体系的各部分在结构上互相联结，功能上互相依存。爱德华·霍尔就曾借用信息论和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按照人类活动的领域把文化分成了十大“信息系统”：互动、联合、生存、两性、领土、时间、学习、消遣、防卫和利用，每个系统既为其他文化系统所反映，自身也反映其他系统。他还指出，由于这些系统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文化研究者可以将任意一个信息系统作为起点，最终都会展示出一幅完整的文化图景。针对文化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萨默瓦也曾以美国妇女运动为例做了说明：妇女运动（women movement）仅由两个词组成，但这一社会现象会引起连锁反应。它会涉及性别角色、性别文化、教育机会、职业机会、法律系统等等，也即是说，文化体系中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动，都往往会影响到其他部分。

文化的要素

文化就像是一座大厦，是由各种各样的材料构成的。如果不了解这些具体材料的性能、作用、属性、特点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就不能了解这座大厦的构成、规模、质量，更不会了解它与其他建筑的差异抑或共同之处。就文化本身而言，构筑“大厦”所用的“材料”就是文化的要素。这些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其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交叉和重叠的关系，共同构成了文化的深层结构。

认知体系 认知（cognition）是人类个体内在心理活动的产物，主要指主体赖以获取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人类依靠认知来认识客观世界，有选择地收集周围世界的信息，并对客观世界中的各种刺激作出不同反应（详见第三、五章）。

认知体系主要由感知、思维方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构成。在很大程度上，认知体系可以被视为一个文化群体的成员评价行为和事物的标准，这个标准存在于人的内心并通过态度和行为表现出来，决定了人们赞赏什么、追求什么、选择什么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由于认知体系体现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自然成为跨文化传播学重点关注的文化要素。毕竟，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或民族群体中的人的认知，必然受其生活环境和生活经验的制约而有所不同。尤为重要的是，文化的弱点和局限性也主要隐藏在认知体系之中——人类社会面对的现实具有无限多样的内容，人们并不能真实地把握这些“现实”，是文化给人们提供了认知的尺度和边界。

规范体系 规范（norms）是历史地形成和固定的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共同标准，包括习俗、道德、法律、制度等。规范确定了不同文化群体成员的活动方向、方法和式样，不仅如此，各种规范之间也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为补充的，共同调整着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活动（详见第四章）。

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系统 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只有借助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才能交往和沟通，进而创造文化本身。语言和非语言符号还是文化积淀和储存的手段，各个文化要素只有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符号才能反映和传承。此外，一个文化群体常有自己的语言和非语言的符号系统，这往往成为跨文化传播中最为明显的障碍（详见第二章）。

社会组织与家庭 社会组织是实现社会关系的实体，任何一种文化都要建立诸多社会组织来保证各种社会关系的实现和运行。家庭、生产组织、教育组织、宗教组织、政治组织、娱乐组织，等等，都是保证各种社会关系运行的实体。其中，家庭（family）是基于婚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而形成的亲属间的社会组织——在所有的社会组织中，家庭是最古老、最基本的一种。毕竟，每个社会人都出生在家庭里，成长在家庭里，进而组成新的家庭，最后在死亡时离开家庭。美国作家威廉·塞耶（William Thayer）还有一句名言：“看家庭，知社会”，表达了家庭对于个人和文化的重要作用。可以概括地说，家庭帮助了文化，告诉我们世界的样子以及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家庭担起了责任，把一个个生物机体转化成社会人，从孩童起就传授给人最基本的态度、价值观以及行为方式。最重要的，家庭还是一个“道德社群”。

譬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一直行使着组织、管理、生产、消费、分配、教育等多种社会功能。颇具特色的是，个体家庭往往与具有血缘关系的其他家庭联合在一起组成父系家族，不同的家族又通过联姻等方式扩展各自的社会网络，以谋求稳定或更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如此一来，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就成为典型的“家国一体”格局——从家庭、亲戚、乡党到社团、族群和国家，人与人的一切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都是以家庭为出发点的。

历史 历史是理解文化的中介，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关于历史之于文化的重要性，马克思有一段精彩的解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过程和记录，文化则是构成历史的重要内容，从历史事实中可以得到有关文化特性的每一种解释。进一步说，文化的现实是历史的延续，现实中的文化要素都能在历史中寻找到其嬗变的轨迹。在这个意义上，要理解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不仅要关注其内容，还要理解它形成的历史过程。比如，要理解当代犹太人，就必须明白犹太人“满篇皆血泪”的历史。因为有着漫长的受歧视、受迫害的历史，当代犹太人在社会生活中作出的选择必然受制于这一渊源。现代日本社会的情形也反映了历史、文化和行为之间的必然联系，尤其是，日本历史表现出的隔离特征使日本人“有一种强烈的自我认同感以及一种在别人面前几乎是痛苦的自我意识”，还使“日本人能敏锐地意识到来自外部的任何刺激”。

在文化与传播研究领域，常常是可以把“文化”与“历史”两个词互换的。这是因为，历史是隐藏在文化深层结构中的要素，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特殊和独享的历史。许多史学家甚至认为：历史就是文化史，就是文化发展的历史。历史学家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就认为，文化是通贯于过去与未来的世界历史的基本现象，世界历史就是各种文化的“集体传记”；汤因比也认为，世界历史表现为文化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线索主要来自不同形态的文化史。

物质产品 文化的物质产品，指的是经过人类干涉或改造的自然环境和创造出来的一切物品。它是文化的具体有形部分，比如建筑、纸张、计算机、电话、汽车等等，折射出文化的价值观、需要、目标和关注所在。爱德华·霍尔即指出：“一切人造的物质事物都是对人类以往用其躯体或躯体的某一部分所做之事的延伸”，譬如，衣物和房屋是人的生物体温控制机制的延伸，货币则是延伸和贮存劳动的方式。

物质产品与其他文化要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在物质产品中，凝聚着人们的观念、智慧、需求和能力，也为人们建立和开展各种社会文化交往，维系各种社会关系的结构、功能和秩序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依托。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发明”就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物质产品，它们在传入欧洲之后，不仅为文艺复兴运动和新航路的发现提供了物质和技术基础，更使世界文明和历史的发展进程发生了重要变化。美国汉学家德克·卜德（Derk Bodde）这样评价说：

 

如果没有纸和印刷术，我们仍将生活在中世纪；如果没有火药，世界可能少受些苦难，但在另一方面，欧洲中世纪穿带盔甲的骑士们会仍旧占据着护城河围绕的城堡，居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我们的社会将仍旧停留在封建农奴状态。巴拿马运河和大石坝的修建也是不可能的。最后，如果没有指南针，地理大发现的年代将永远不会到来。而正是这些发明丰富了欧洲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没有这些发明，迄今为止整个世界仍然是不可知的，甚至包括我们的国家在内。

 

地理环境 追溯文化的本源，谁也无法否认自然地理环境之于文化的关键性作用。因为环境给予了人类生活极大的限制，而“任何一种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总要迫使人们接受一种生活方式”。

就处于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罗马而言，由于濒临开放的海洋，土地相对贫瘠和稀少，物种单调，生活资料在相当大程度上需要从海外换取，所以，这里的航海事业很早就比较发达，由此成为商业文化的策源地。此外，由于这种生产方式需要冒险精神和掠夺欲望，更促使人们独立思考、追求个性、崇尚变化和斗争。相比之下，中国的地理环境是封闭的大陆型，大部分地处温带，气候适宜，多样化的山脉与河谷、平原环境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料，使这里很早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农业社会结构，以及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模式。虽偶有外来文化由西北、西南或海上传入，皆能“雍容消纳”，使农业社会的发展稳定而富于自信。

美国汉学家弗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就指出，“地形与气候条件使得地球上没有别的地方能在自然条件上比中国更适合于从事农业，这一事实对中国的文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为什么这种文明能够长期稳固地存在”。田园生活同时也塑造了中国人安详知足的性格，“如果不遭到外来的破坏，一种已达到的稳固的平衡可以保证他们以在过去多少个世纪的历史中已形成的生活方式一直生活到无限久远的将来”。

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世界上有三种显著不同的自然环境，进而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乃至文化特质。第一种是拥有广阔草地的高原地区，居民主要以畜牧业为生，随季节变化逐水草而居，常常聚集起来劫掠平原地区的居民。由于生活来源不定，所以无需法律，社会状态是严格的家长制，人的性格有好客和劫掠两种极端。第二种是大河流域的平原地区，这里的居民以定居农业为生，按季节变化有条不紊地进行生产活动，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应运而生。从这些法律关系开始，国家成立的根据和基础变为可能，于是出现了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埃及等伟大王国。第三种是与海洋相联结的沿海地区，例如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希腊半岛以及附近沿海地区，这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发达，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由于冒险求利是经常性的活动，所以海岸居民富有胆略和理智，这也刺激了海岸国家民主政权的发育。

关于地理环境的影响，黑格尔还有一句提示：“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

二、传播的系统与功能

我们既不完全像神，也不完全像动物。我们的传播行为证明我们完全是人。

——威尔伯·施拉姆

传播（communication）是人类生活中最具普遍性、最重要和最复杂的方面。这是因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总是受到与他人的交流行为以及各种各样的人传递的信息的影响。由于传播内涵的复杂性，学界一直很难对传播作出确切的定义。虽然迄今为止相关定义已超百种，但难以形成定论。本书使用的传播概念，同时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传播具有社会性。传播是人类特有的活动，社会人是传播的主体——社会人既是信息的传播者，又是信息的接收者，既是产生传播的原因，又是导致传播的结果。传播与社区（community）、公社（commune）有共同的词根，这并非偶然，没有社区就不会有传播，没有传播，社区也难以为继。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传播的社会性，即人类能够通过传播沟通彼此的思想、调节各自的行为。事实上，通过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去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也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社会的主要区别。

正如查尔斯·库利指出的，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和通过空间传达它们和通过时间保存它们的手段；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发生影响——由于这种影响是由传播形成的，所以说，传播的历史是所有历史的基础。另外，在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看来，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传播和控制的系统，信息和传播作为一种组织化机制，不仅存在于每个个体之中，而且是任何团体组织赖以存在的纽带。总之，“传播是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黏合在一起的混凝土”。

第二，传播是不同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共享的过程，传播者不是简单地输出信息，接收者也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两者是动态的和互动的——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交互作用的。

对于传播的过程，有两种认识是不准确的：其一，将传播过程视为一条直线，即认为信息传播在一条线性的、单向的交流过程中得以完成。这种观点容易使人产生一种判断：传播不需要他人的回应和协商，同时也极大地掩盖了传播过程的开放性与复杂性。其二，将传播过程看做一个圆圈，即认为信息传播是没有停顿、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虽然这种观点注意到传播过程不断运动的一面，但同时也忽略了一个事实：传播过程中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同时也总会有新的东西出现。无论如何，传播是复杂的、多向的、有目标和需求的信息交流与共享。当然，信息共享是有条件的，在某些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传播双方很难实现信息共享。

第三，传播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复杂的、合作的意义交流过程，由语言和非语言符号形成意义，进而建造人类生存的意义世界。这里的“意义”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是客观事物在主观意识中的反映，是认知主体赋予认知对象的含义，也是符号所包含的精神内容。

受到20世纪70年代符号学的兴起的影响，一些传播学者指出，“意义”比“信息”更适合描述传播的过程，人们还达成了一点共识：传播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合作建构意义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之后，传播学开始形成相对自足的理论领域，这一时期关于传播的一个常见定义是：传播作为符号活动，是一个动态多变的编码和译码的过程，当传播者把意义赋予语言或非语言符号时，就产生了传播。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ewart）还提出，人类生存于“意义的世界”中，这个世界至少由六种成分构成，分别是空间、时间、自然规律、关系、文化和工作，它们都是经由传播而得到，经由传播而建构，经由传播而修改，经由传播而成形。

概括相关的讨论，传播的实质就是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的一种社会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使用大量的符号交换信息，不断产生着共享意义，同时运用意义来阐释世界和周围的事物。

传播的系统

传播的系统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的要素构成，所有的人类传播活动都离不开这些要素。这些要素相互勾连、相互制约，使传播本身具备了鲜明的动态性和结构性特征。

信息 作为传播的材料，信息可以指在特定时间、特定状态下，向特定的人提供、传递的有关特定事实、主题和事件的知识。通常，信息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信息总是与现实中的事实相关，并通过一定的载体形式表现出来；第二，信息总是处在流动过程中，被相关的信息接收者所分享；第三，信息和环境密切相关，环境作为传播的一个组成部分，意味着信息是在一定环境下发出的，这种环境可以是社会环境、自然环境、身体状况或心理状况，信息的意义和被理解也离不开这些环境因素。跨文化传播研究尤其关注的，就是环境对信息的影响，因为在一种文化环境中形成和发出的信息的意义，往往与其他文化环境中的接收者领会的意义大相径庭。

编码与译码 传播是通过信息编码和译码来赋予意义的过程。编码（encoding）是通过媒介技术手段把思想、感情、意向等编成别人可以理解的传播符码；译码（decoding）则是将从外界接收到的传播符码进行破译、赋予意义或进行评价的过程。重要的是，编码必须以接收者能够理解为前提，否则信息难以传递。一般来说，编码与译码是约定俗成的，主要在特定的群体、特定的文化中流通，一旦跨越文化的边界，就会形成跨文化传播。换言之，在同文化传播中，信息的发送者与接收者在编码和译码过程中使用的是同一个“编码本”；在跨文化传播中，传播双方使用的是不同的“编码本”。

媒介 媒介还可称渠道或信道，是传播方式、传播手段或传播工具的具体化。传播过程中的各种信息必须通过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媒介进行传递。在跨文化人际传播中，传播媒介往往就是人本身——人可以通过自身，接通与他人之间的情感、思想，确立人与世界的关系本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传播信息的媒介日益增多，效率也越来越高，一种信息常可以通过多种媒介加以传递。跨文化传播研究关注的主要是不同文化、国家的传播媒介的差异及文化特色，以及不同文化、国家对同一媒介的运用方式和偏好。

反馈 信息产生的结果返回到信息发出者的过程，就是传播的反馈。反馈通常是检验传播效果的重要尺度，特别有助于修正传播者当前和未来的传播行为。正如维纳指出的，反馈是“一种你用过去的操作来调节未来行为的功能”。根据控制论原理，反馈是指把给定信息作用于被控对象所产生的结果再输回来，并对信息的再输出产生一定影响的过程。如果新的数据库在肯定的意义上转化和简化了最初的数据，导致整个系统的增长，这就是正反馈；如果新的数据库推翻了原有的数据，导致系统的调整，这属于负反馈。在维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方面，负反馈具有最为重要的作用。

在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中，如果信息接收者不了解发来的信息，可以立刻把不理解的结果返回发送者，发送者可以即时修正传播中的不足，这是人际传播效率较高的原因之一。在跨文化传播中，由于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较大，因而多方面、多渠道的即时反馈就显得愈加重要了。原因很简单：个体对周围的环境越熟悉，负反馈信息的准确度也就越高。不过，当身处异文化环境时，人们常有一种无所适从感，负反馈功能也难以正常发挥。所以，衡量个体的文化适应能力，往往需要考察他能否尽快在不同文化中正常地发挥负反馈的功能。

传播的功能

什么是传播的功能？简单地说，就是传播活动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作用和后果。

1948年，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一文中，较早对传播的功能进行了概括。拉斯韦尔指出，传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功能：第一，监视或提供与环境有关的信息，即准确地、客观地反映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况，再现周围世界的原貌及其重要发展，揭示那些会对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的地位带来影响的威胁和机遇；第二，协调社会各部分的关系，就是把社会的各个部分、各个环节、各类因素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应付环境的变化和挑战；第三，传递社会遗产，使社会文化世代相传。1975年，在拉斯韦尔这一观点的基础上，社会学家查尔斯·莱特（Charles Wright）补充了传播的第四个功能，即提供娱乐的功能。

1982年，施拉姆等学者在《传播学概论》（Men, Women, Messages, and Media）一书中对传播的功能作出了新的概括：传播的功能包括一般功能、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具体功能为雷达功能、控制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

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名为《多种声音，一个世界》（Many Voices, OneWorld）的报告中，对传播的功能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包括：获得消息情报，收集、储存、整理和传播必要的新闻、数据、图片、意见和评论等信息；社会化，为人们提供从事社会活动的知识，增强人的社会联系和社会意识，使之积极参加公共生活；动力，即促进各个社会的当前目标和最终目标，激励人们的意愿和理想，鼓励人们为实现共同商定的目的而进行个别活动或社会活动；辩论和讨论，即为便于达成一致意见或澄清不同观点而提供和传播必要的事实，目的是促使人们关心和参与本国和国际事务；教育，即传播知识以促进智力的发展，培养人的品格，使人们在人生的各个阶段获得各种技能和能力；发展文化，即传播文化、艺术作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激起人们对美学的需要与创造力，发展文化事业等；娱乐，即传播戏剧、舞蹈、艺术、文学、音乐、喜剧、体育、游戏等，使个人和集体得到娱乐和享受；一体化（integration），即使所有的个人、群体和国家得到各种不同的信息，便于彼此相互了解并借鉴别人的生活条件、观点和愿望。

三、文化与传播的关系

文化和传播协同工作——两者不可分离。事实上，要判别哪个是声音、哪个是回音往往是困难的。

——拉里·萨默瓦

文化是人类互动行为发生的大环境，影响人类传播的最大系统就是文化本身。

在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看来，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总和，是人类赋予事物和事件的一种物质形式。在考察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时，怀特还从传播的角度把文化看做是纵向和横向传播流程的统一体，对文化的本质做了独树一帜的阐释：“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系列事件的流程，是一个时代纵向地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并且横向地从一个种族或地域播化到另一个种族或地域。”

受到怀特的影响，各种现代文化社会学派如符号互动论、现象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都把文化看做象征符号的总和，进而研究文化的传播如何受到社会心理特征的制约和影响，如何在社会关系中产生、发展和变化。许多传播学者还认为，文化的传播功能是文化的首要和基本的功能，文化的其他功能都是在这一功能的基础上展开的。詹德特（Fred Jandt）即指出：人们如何看待传播——传播是什么？如何进行传播？进行传播的理由是什么？——本身就是文化的组成部分。

综合相关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待文化与传播的关系。

第一，文化是世代相传的，传播使文化成为连续的过程。一切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发展和变迁的，传播是形成、保存和发展人类文化的必由之路。如果没有传播，任何文化都不会有生机和活力，最后都将终结和消亡。从人类早期社会开始，区域文化的联系就已存在，相邻部落的联系也始终存在，并通过传播不断扩展到更大的空间。此后的历史经验也表明，文化依赖于传播的建构活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始终受到传播的天然影响。在传播的过程中，文化中的经验、知识、技术、思想等也会得到不断的补充、发展和丰富，并进行新的文化的创造和积累。

20世纪初期出现的文化社会学理论还认为，文化最初都是在一个地方产生的，经过传播才在其他各地发展起来。格雷布内尔（Fritz Grabner）等学者就把人类形形色色的文化归结为单一的、一次性的现象，用“形式标准”和“数量标准”把相同的文化现象划为某一文化圈。在他们看来，任何文化现象在历史上都只是一次性出现的，其他地方相同的文化现象都是由此地传播的结果。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路威（Robert Lowie）在《文明与野蛮》（Are We Civilized?）一书中指出，欧洲文明完全是受到埃及、希腊、印度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发展起来的。英国扩散论学者、人类学家艾略特-史密斯（Grafton Elliot-Smith）把这一观点发展到了极端，他提出的“泛埃及主义”甚至声称：人类的一切文化只有一个中心——埃及，人类文化的各个要素都是从这个中心传播到地中海和世界各地的。

第二，文化是传播的语境（context），没有文化的传播和没有传播的文化都是不存在的。此语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传播产生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深度卷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人类的主要生存方式；另一方面，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文化从一产生就有一种向外扩张和传播的冲动，文化的传播与流变是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需求。

把文化视作传播，是爱德华·霍尔的理论贡献之一。在霍尔看来，人类的任何传播都离不开文化，没有传播就没有文化，“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传播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生长的文化环境。记住，我们并非生来就知如何着装、玩什么玩具、吃什么食物、崇拜什么神明、怎么花钱，或怎么用时间。文化既做先生又当课本。从应该有多少目光接触，到怎么讲清生病的原因，文化在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文化是传播的基础，文化是多样的，传播亦有差异”。霍尔还论述了文化与人的传播行为之间的重要关系，阐明了文化如何在人与外部世界之间设置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屏障”，为人们提供了外部世界的结构，使文化以多种形态决定人们该注意什么、不注意什么，并对人们的选择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文化与传播之间兼容互渗的关系表明，文化是传播的结果，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独立单纯的，所有文化都是杂交的、混成的。由此还可以归纳出一个认识：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谁也不能夸口说它是“独家制造”的。举例来说，欧洲拼音字母的创始人原是尼罗河上的埃及人，今天世界通用的数字系统阿拉伯数字的发明者是印度人，只不过是中世纪的阿拉伯人把它传入了欧洲。

第三，传播促进了文化的变迁和整合，传播是文化延续的整合机制。文化变迁是指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处在动态的发展和变化之中，都不同程度地经历着产生、发展、变化、衰退和再生的过程，传播则是文化变迁最普遍也是最根本的原因。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变迁，主要得益于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再如，古罗马文化不仅仅继承和发扬了希腊文明，更重要的是，随着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向外扩张，它把同一种文明推广到整个西欧大陆，其影响在于：无论此后欧洲的民族和语言如何复杂，每个民族都以大体相同的方式接受了来自同一渊源的文化。

文化整合与文化变迁相互关联，涉及不同文化的兼容和重组，是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吸收、认同并趋于一体化的过程。根据历史经验，彼此的渊源、价值取向、目标定位各异的不同文化的整合过程，是一种不断适应、共同发展、逐渐融合为新的文化体系的过程。研究者在考察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英国文化的地位时发现，尽管英国文化在殖民地占有主导地位，但因为这里的移民群体还来自西欧其他国家，所以殖民地的文化实质上是多元的，其中也包括印第安人的文化——不仅吸收印第安人的农业技术、军事经验和生产知识，甚至包括美国宪法的制订都参考过易洛魁人的政治经验。在今天看来，印第安文化对美国的影响，不仅反映在美国文化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中，甚至也反映在美国人的性格之中。

针对文化整合，人类学家卡罗尔·恩伯（Carol Ember）有一个解释：“我们说文化是整合的，指的是构成文化的诸要素或特质不是习俗的随意拼凑，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互适应或和谐一致的。”中国文化就是不同文化要素和谐适应的过程和结果。历史地看，中国文化并不是单一族群的文化，而是历经数千年、融合中华大地所有族群文化的中华民族文化，不仅兼容了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等不同文化元素，还融合了周边各个族群的文化以及外来文化。这种整合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跨文化传播的产物。中国文化历经几千年而仍然生机盎然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就是多元文化的交融、冲突为其延续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