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建构

由于观念、背景的不同，学者们对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基础和本质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不必讳言，相比其他成熟的学科来说，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向显然是多维的，研究成员也是离散的，既缺乏统一、严谨的研究范式，学术信度也有缺失。萨默瓦就一再批评说，当前跨文化传播的多数成果主要表现为对当前社会问题、种族问题以及民族问题的反映，而不是对跨文化传播的界说。

虽然人类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历史久远，但当前的跨文化传播在参与人数和重要性上要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正确认识和理解跨文化传播，不应当忽视自近代兴起、在当代愈演愈烈的全球化进程。结合不同文化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学科建构进行具有科学意义的“知识整合”，应当是这一领域为建设“科学共同体”而首先要面临的任务。

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多学科基础

当一门学科正在产生的时候，要想取得进步，必须借鉴所有现成的学科，将这些学科中的宝贵经验弃之不用，显然是很不明智的。

——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对跨文化传播研究影响较大的学科主要有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哲学、历史学等。自上个世纪40年代跨文化传播学在美国诞生以来，这些学科的知识系统为跨文化传播研究充当了最为直接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来源，为跨文化传播学的学科建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

社会学 社会学是跨文化传播研究重要的学科基石。如前所述，社会因素是传播语境的重要组成，只有把跨文化传播置于一定的社会过程之中，即置于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活动的相互作用中去分析、研究，才能从现实中把握它的发展、变化。社会过程主要见诸人们互动的活动，涉及传播过程、冲突过程、社会群体形成过程、变迁过程等等。在社会过程中，人们一方面通过文化进行社会交往活动、相互发生作用并形成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又对各种文化现象给予认知、理解和界定。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中关于角色和角色关系、社会化、符号互动、社会组织、社会冲突、社会分层等的理论，都构成了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根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社会学“向文化开放”（opening to culture）的运动。学界普遍认为，这一变化不仅将为传统的社会学研究增加质性化的思考，亦为跨文化传播研究开启了新的思想资源。

在社会学的视阈中，社会秩序和社会变迁是不变的两个命题，这一学科旨趣与跨文化传播学非常相似。这是因为，作为人类传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跨文化传播促进了人类的社会化进程，在维系社会发展系统的动态平衡的同时，具有重要的维护整个社会秩序、推进社会变迁的作用。跨文化传播也在不断地改变着社会成员的社会角色、文化认同、社会规范和观念体系，为人类不同文化建立了共有的规范、观念和交往机制。这里就凸显了跨文化传播学的两个基础概念：一是规范，即历史地形成和固定的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共同标准，它限定了人与人的关系，也决定着社会成员的共有信念和价值标准，从而成为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文化模式”的要素；二是认同，它指导着人们的行动，也影响着人们对他人的期望和行动的预测。在一定程度上，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也就是创造、维持或改变认同的过程，尤其是在全球社会多元文化并存的情况下，人们的生活选择和价值判断往往是由认同所决定的。

人类学 20世纪初期以来，研究人类社会中的行为、信仰、习惯和社会组织的起源与发展的人类学，逐渐发展成为不同学科之间理论和方法的桥梁，特别是与跨文化传播研究建立了直接的、密切的联系。人类学的核心使命之一，就是解释世界上存在的多民族、多文化现象，在广泛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论述社会人的各种制度、思想和行为模式，揭示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规律及动力。这些论域无一不显现了跨文化传播学自诞生以来的核心议题。

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研究发生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即将学术诉求从制度、仪式、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的起源转移到解读“观念文化”上来，努力寻求对不同地域和族群的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理解。进入20世纪70、80年代之后，人类学研究越来越显示出敏锐的政治和历史感，这种敏锐正在持续地改造着全球知识界描绘文化多样性的方式。马尔库斯（George Marcus）即指出：“描写异文化的传统惯例在现代经历的变化，是人类学之当代策略性功能与运作效用之所在。”在这些潮流的驱动下，跨文化传播研究也在持续关注各个文化的观念体系，孕育着自身对人类历史文化的使命感，努力与人类学同步展现对世界文化的逐步深入的认识，并为不同文化的平等交往提供更为重要的启示。

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重要分支，与跨文化传播学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文化人类学的主旨是研究与人的生物特性相区别的人类社会及其文化，侧重于描述、分析、解释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以及社会和文化的异同，包括不同文化在习俗、家庭、宗教、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共性与差异。这一领域的先驱者如弗雷泽（James Frazer）、迪尔凯姆和摩尔根（Lewis Morgan）等，都致力于比较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演化阶段，探究现代社会的制度、仪式、风俗习惯以及思维习惯的起源。这些成就提供的思想和研究规范，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学术意义，也对跨文化传播学的未来走向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有必要说明的是，人类学研究是建立在大量民族志（ethnography）材料的基础之上的。民族志也被称为“文化阐释”，是对某一文化群体的行为进行的观察和描述。对于跨文化传播研究来说，民族志方法可以运用到群体传播模式的研究中，以理解某一文化或群体成员所采用的传播方式。民族志构架的源泉就是田野工作（field work）。作为人类学家获取研究资料和建立通则的基本途径，田野工作通常是由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参与观察、个别访谈、住居体验、文物文献搜集等方式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作为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基石，田野工作对社会科学其他相关学科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并构成了跨文化传播研究方法论创新的基本动力。

符号学 针对符号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传播学者朱莉娅·伍德（Julia Wood）曾作出概括：符号能够帮助人们定义自我，评价他人、事物、事件、现状、感知和运动等；符号能够帮助人们组织经验、描述关系、表达情感和思想；符号允许人们提出思想假设，人们可以通过语言符号来设定目标，制订计划；符号帮助人们进行自我思考、自我评价，进行沉思、反省等，甚至管理人们在他人眼中的形象；符号能创造关系和互动的意义。

符号学是一门研究符号的本质及其运作规律的科学。当前学界的共识是：对于跨文化传播这个广阔的领域而言，与符号学的结合不但是必要，也是必然的。这是因为，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类现象，符号现象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变化直接相关，表明了人的活动所产生的与世界融为一体的统一图像，体现了文化的本质——一种由象征符号构成的共享系统。符号学方法的立足点也在于，通过符号强调人与世界的关系，关注的基本问题包括：符号的性质、符号的功能、意义理论、人类思维的符号化特征、符号与思维的关系、符号与人本身的关系等等。显然，这些都是与跨文化传播研究有着直接关联的重要命题。

20世纪40、50年代以来不断深入的当代符号学运动，是西方社会人文学术沿跨学科方向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受到这一世界性潮流的影响，跨文化传播研究开始注意用符号学观点看待和分析诸如历史、语言、宗教、艺术和科学等人类文化现象。人们也看到，符号学方法论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特有的解释力，其功效已经充分显现在语言学、文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可以确信，对符号的深入研究势必进一步提升对文化、世界乃至人自身的认识，由此而推动的文化符号学和跨文化符号学的兴起，也在为当代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目标、认识论和方法论革新提供着必要的营养。

心理学 作为心理学概念的文化，是个体具有某种共性的一种心理程序，决定了个体的认知、情感、需要与态度，进而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模式。离开对心理因素的分析，对跨文化传播这一动态多变过程的研究就是不全面的。关世杰指出，探索文化与感知形成、文化与选择信息、文化与理解信息、一个文化群体与另一文化群体的人的思维特点的关系、跨文化传播对个人和群体心理的影响等问题，离不开心理学的方法。

心理学研究的是心理事实、规律和机制，主要目标是通过心理分析来解释和预测人的行为和活动。自从科学心理学创立以降，心理学家的工作就集中于确立个体心理与个体行为的因果关系，揭示心理现象所遵循的规律，进一步确定心理活动的机制和人类心理活动的共性，特别是探索个体行为的心理分析以及个体与整个社会环境实践的关系，这些都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检验机制和激活机制。此外，普通心理学对于跨文化传播中文化和认知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传播中的作用，社会心理学所展示的关于信息破译过程，文化与语言、思维方式的关系，行为的知觉过程等方面的看法，都对跨文化传播学的学科发展特别是学术观念的演进产生了基础性的影响。

20世纪后期，跨文化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陆续兴起，预示了西方主流心理学领域发生的一次重要转折：心理研究不能忽视不同文化条件下心理与行为的差异，必须面对文化的特殊性和多样性的事实。可以预期的是，这一转向将大大增强跨文化传播学在文化心理论题上的解释力。不过，由于传统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主要产生于欧美文化背景，因此在应用于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口时，往往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必须经过检验和修正才可能适用于跨文化传播研究关注的多元文化的特征。所以，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以免将自己从本文化中习得的理念和定义机械地运用在陌生的文化之中。

哲学 哲学作为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的发展规律的学说，研究的是整个自然界、人类社会及思维活动的所有现象。哲学研究的知识谱系自然不会忽视人类社会纷繁复杂的文化与传播活动，不仅能够把文化现象放到历史哲学和思辨哲学的高度来概括其一般发展规律，同时也为传播提供了“含蓄的条件”，即“传播依赖于预先建立起来的哲学思维”。

在传统学术系统中，哲学的应用范围是最广阔的，而跨文化传播学也以广泛的跨学科适用性为特征。此外，哲学对各个知识领域都具有理性指导和知识组织的重要作用，跨文化传播学的许多理论因素首先来自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哲学对跨文化传播学的意义，还在于深层分析不同文化群体的价值系统、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文化的人类共通性与差异性、跨文化交往规范等重要议题。通过这些思考，基于整体性原则和无限性原则的哲学融通和综合，必将构成对各种跨文化传播理论进行整合和检验的基本途径。同时还应看到，作为一个厘定人类基本信仰和基本取向的学术体系，哲学对于整体性意义上的文化观念的关注，形成了充分理解文化与传播研究领域诸多核心命题的思想基础。在面对诸如不同时代的交往方式、技术发展、文化的实在性与价值、文化危机与文化复兴、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全球文化的可能性等问题时，跨文化传播学也需要借助综合考量的哲学意识：文化交往与文化变迁是各种过程叠加的结果，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诸多要素。

二、世纪年代以来的跨文化传播理论

理论指引着我们的思维和行动。

——传播学者斯蒂芬·李特约翰（Steven Littlejohn）

跨文化传播研究使用的理论工具大致有三个来源：第一，把传播学的理论加以扩展，形成跨文化传播理论，这是比较多见的；第二，援引其他学科的理论作为跨文化传播理论；第三，在对跨文化传播现象进行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发展新的理论，这些理论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陆续出现并逐步得到验证和应用的。

根据威廉·古迪孔斯特的概括，上述的第三种理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七种类型。

第一，关于文化与传播过程整合的理论，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建构理论（Constructivist Theory）、意义协同管理理论（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 Theory）等。

建构理论是詹姆斯·阿普尔盖特（James Applegate）等把文化概念引入建构主义理论中发展起来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核心是文化与传播的关系。这一理论的核心假设包括：理论应当具备解释力；必须对日常互动进行密集、详细的考察；必须作出价值判断；应当在理论与针对实践的培训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等等。根据建构理论，传播就是“一种通过分享、交换信息进行相互识别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是目标驱动的，个体会根据其所思所想来完成他们的目标。进一步说，复杂的信息行为（信息中包含着许多目标和情境因素）会导致“个人中心”的传播（这还取决于个人对互动对象的适应程度）。重要的是，个体的观念（constructs）不同，对于传播以及与目标相关的信仰（beliefs）也会各不相同，这会影响个体对情境的定义，同时指导他们的“策略行为”。

1988年，通过考察文化在意义的协同管理中扮演的角色，巴尼特·皮尔斯（Barnett Pearce）等学者提出了意义协同管理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诉求。第一，尝试去理解我们是谁？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当这些问题关乎特定的传播事例时，情况又该如何？第二，在承认文化异质性的同时，寻求不同文化的可比性。第三，寻求对包括研究者自身在内的各种文化实践的启发性评论。其核心观点在于：所有的传播都是各不相同的，也是社会的；人类传播天生就是不完美的，道德秩序是传播的组成部分；对于传播过程中信息的解释与传递而言，多样性（diversity）至关重要。这一理论还提出了三个涉及文化的推论：第一，文化是结构与行为共同进化的模式；第二，文化是有着多种声音的（polyphonic）；第三，科学研究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

在一些学者看来，意义协同管理理论的实质，就是一种规则理论，阐明了人们如何以规则为基础来进行阐释和活动，即“处于某种社会条件下的个人首先想要理解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会运用规则来进行阐释。然后，他们会在理解的基础上采取行动，运用规则来确定哪种行动是合适的”。意义协同管理理论还强调，所有规则都是在一定的语境内发生作用的——语境是用来阐释和行动的参考框架，一种语境通常嵌入了另一个语境中，每一个语境都是更大的语境的组成部分。总之，要理解传播活动，必须要把握个体以规则为基础对其传播活动的阐释，这一阐释与语境本身密不可分。

意义协同管理理论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论断：人们可以在互不了解的情况下取得各方满意的、近乎完美的协同。换言之，传播各方可以运用对各方都合乎逻辑的方式来组织他们的行为，与此同时，传播各方对意义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譬如，演说人和听众之间可以达到很好的协同：演说人充满活力、热情洋溢，听众反响热烈，各方都感到满意——演说人认为自己教育和说服了听众，听众也感到十分愉悦。不过，用不了几个小时，听众就会把演说的内容忘个干净。

第二，解释传播过程中文化差异的理论，主要包括：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 Theory）、会话制约理论（Conversational Constraints Theory）和预期违背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等。

面子—协商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文化的规范和价值影响并改变着文化成员如何管理自己的面子以及如何面对冲突情境。这一理论来自美国华裔学者斯特拉·丁-图米在1985年进行的冲突研究，后来主要用于阐释面子问题、冲突方式和维护面子的行为。根据这一理论，冲突的实质，就是个体原有的认同或面子受到威胁或质疑时的一种“面子—协商”过程（另见第三章第二节）。

会话制约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际会话是目标导向的，需要传播者之间的相互协作。在1993年提出这一理论之初，金明善（音译，Ming-Sun Kim）就把会话的“制约”分为两种类型：社会关系（social-relational）和任务导向（task-oriented）。所谓社会关系制约，就是把对话的重点落在关心他人上，避免伤害听者的感情，同时尽量避免把意见强加给听者；所谓任务导向制约，就是强调透明度（clarity），也即信息被清晰传播的程度。会话制约理论还解释了不同文化在传播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常常认为维护面子的行为（比如，避免伤及听者感情，避免强加于人，避免听者的负面评价等）更为重要；相比之下，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更加重视透明度。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朱迪·伯贡（Judee Burgoon）等人在互动适应理论（Interaction Adaptation Theory）的框架下提出和发展了预期违背理论。这是一种有关人际互动中预期与回应关系的理论，核心观点是：每一种文化都有针对人类行为的若干方针，让人们可以获得对他人行为的预期（expectancy）。通常，违背预期的行为会引起不安与警觉，而违背预期的行为会导致什么后果，则由传播者的特征所决定。

作为一种微观理论，预期违背理论主要关注的是传播过程中信息接受与处理的冲突。信息的接受和处理往往是一个将外部信息内化的过程，经常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预期以及对预期的违背，就是一种常见的冲突。预期违背理论所要面对的，就是互动适应过程中，传播双方对违背预期的认定、解释和价值判断，并据此调整双方行为以达到适应。

这一过程涉及了几个方面：第一，预期的界定，即它由哪些内容组成，受何种因素影响；第二，对违背预期的认定，即何种行为会被认为是违背，以及作出认定的依据是什么；第三，如何对认定的违背预期行为进行解释，同时作出相应的价值判断；第四，基于对违背预期行为的价值判断，调整互动中的行为以达到适应。

第三，聚焦于跨群体/跨文化有效传播的理论。关于这一类型理论产生的背景，古迪孔斯特指出，发展理论的目的之一，就是去解释具体的“结果”（outcomes），对于跨文化传播理论家来说，在建立理论时所面对的“结果”之一，就是有效传播和有效的群体决策。相关的理论主要有：文化趋同理论（Cultural Convergence Theory）、有效决策理论（Effective Decision-making Theory）等。

文化趋同理论是劳伦斯·金凯德（Lawrence Kincaid）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其理论基础就是金凯德本人提出的传播趋同模式（Convergence Model of Communication）。根据文化趋同理论，传播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或群体分享信息来理解各自的意义及各自所属文化的过程。重要的是，人们可以逐步走向相互理解，但无法实现完美的理解，即“通过若干回合的信息交换，两个或多个个体将逐渐趋同，对各自的意义实现进一步的相互理解”。

文化趋同理论从热力学规律中得到启发，提出了一个重要假设：假定传播是无休止进行的，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参与者都将会向着“平均的集体模式”会聚——当然，从系统之外引入的信息则会延缓或改变这一趋同的过程。1988年，金凯德把文化趋同理论概括为两条定理：第一，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系统中，倘若社会成员之间的传播不受限制，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系统会发生趋同，进入一种更为明显的文化一致性（uniformity）状态；第二，当传播受到限制时，这一系统将会发生分化，进入一种更为明显的多样性（diversity）状态。

1995年，在警惕性互动理论（Vigilant Interaction Theory）等理论模式的基础上，约翰·奥特泽尔（John Oetzel）提出了适用于跨文化群体的有效决策理论。根据警惕性互动理论，群体成员谈论与群体决策相关事宜的方式，影响着他们去思考那些与必须作出的决策相关的事宜；群体成员对那些与决策相关事宜的思考，也影响着所做决策的质量。此外，群体作出的最终决策，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副决策（subdecisions）”组成的。不过，奥特泽尔认为，警惕性互动理论只限于解释美国社会中的单一文化群体。毕竟，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的“结果”有着显著的差异。

1995年，基于对有效决策的质量和适用性的考量，奥特泽尔的有效决策理论纳入了14个命题，大部分命题关注的是同质群体（homogeneous group）和异质群体（heterogeneous group）的差异，其中包括：当同质群体的成员进行独立的自我阐释（self construals）时，较为注重任务结果（task outcomes）；当他们进行相互依赖的自我阐释时，更为重视关系结果（relational outcomes）；与进行相互依赖的自我阐释的同质群体成员相比，进行独立的自我阐释的同质群体成员并不追求相互间的一致，他们会有更多的冲突。此外，与异质群体的成员相比，同质群体的成员对群体的贡献更为均衡，对群体也更忠诚；群体成员对群体的贡献越是均衡，以及对群体和群体的决策越是忠诚，决策的有效性就越高。奥特泽尔还认为，相比基于大多数成员的决策和妥协性决策来说，一致性决策（consensus decisions）更为有效。最后，对于跨文化群体而言，如果群体成员能够理解存在的问题，为之建立“适当的”标准，提出一些备选的决策，并分析这些备选决策的正/负效果，那么，这些群体作出的决策就会更为有效。

第四，针对调节或适应的理论，侧重于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彼此之间的相互调整或适应，主要有跨文化适应理论（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Theory）、传播调节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群体文化理论（Co-cultural Theory，见第四章第二节）等。

跨文化适应理论是埃林斯沃斯（Huber Ellingsworth）在1983年提出的，核心观点是：由于所有的传播活动都会涉及不同程度的文化差异，所以，对跨文化传播活动的解释应从人际传播入手，同时要纳入相关的文化要素来进行考察。基于这一理解，跨文化适应理论的主要目标就是，解释传播者在“与目标相关的相遇”中是如何相互适应的，同时还归纳了若干定理，包括：对于传播风格的不同适应情况，导致了以文化为基础的信仰差异；适应行为给传播参与者带来的压力，取决于既定场景对传播各方的有利程度，等等。

埃林斯沃斯还认为，功能性的适应传播（adapting communication）以及适应过程中的公平（equity），有利于传播过程的完成。非功能性的适应传播，则会激发文化差异并延缓任务的完成。在适应传播的过程中，当传播者之间不得不相互合作时，公平就实现了。此外，适当地运用一些说服策略也有利于适应传播；当环境对传播的一方有利，或传播的一方势力较强时，则另一方就会感到适应的压力。进一步地，传播者的适应性行为越多，其文化信仰方面的变化也就越大。

传播调节理论关注的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们的传播行为的变化及变化的心理动机。20世纪70年代，出于揭示社会语境中言语变化特别是口音易变性（accent mobility）的目的，霍华德·贾尔斯（Howard Giles）等提出了言语调节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用于考察人们在交往过程中的言语趋同（convergence）、分化（divergence）和保持（maintenance）等会话策略背后的心理动机和情感因素。根据言语调节理论，在与他人进行互动的过程中，说话者会运用语言策略来博取赞同或显示其个性。基于这些动机，说话者使用的主要策略就是言语趋同或言语分化，分别用以缩小或拉大传播的距离。

1987年，贾尔斯在言语调节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传播调节理论，立足于语言、认同（identity）和语境之间的关系，通过评价语言、非语言和辅助语等行为来理解不同群体和人际之间的互动。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互动中的人们通过使用不同的会话和行为策略来显示自己的态度，他们还会运用这些策略来获取听话人的赞同、好感，或用以彰显认同的独特性。此外，这些会话和行为策略的使用与变化，不仅与传播者的动机有关，还会受到传播者的认同以及传播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sociohistorical context）的影响。

传播调节理论主要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传播互动深嵌于既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第二，传播不止涉及相关意义的交换，还是个人和社会认同的协商过程；第三，根据可感知的个人和群体特征，传播双方得以利用语言、非语言、辅助语、推论等调节手段实现传播的信息功能和关系功能。基于这些假设，传播调节理论认为：第一，传播活动在宏观层面受社会历史语境的影响，在微观层面则受到参与者的初始取向（initial orientations）的影响，而后者的影响更为直接；第二，传播策略始终受到初始取向和人际互动的具体特征的影响，其中包括：被接纳和熟识的渴望、被他人理解和理解他人的需要，以及保持面子、维持关系以及保持人际控制的需要，等等；第三，传播调节是语境、社会规范和特定行为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语境和行为的变化，人们的动机和调节策略也会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第五，关注跨文化互动中认同的协商或管理的理论，较有代表性的有认同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 Theory）、认同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 Theory）、认同的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 of Identity，见第四章第三节）等。

1993年，丁-图米通过借鉴社会认同理论、符号互动论等理论工具，提出了聚焦于跨文化传播能力的认同协商理论，基本观点是：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实质，就是互动各方在传播中进行的认同协商的有效性。这一理论的主要假设有：文化差异影响着自我意识的生成；自我认同的形成与个体的安全感或脆弱性直接相关，等等。基于这些假设，认同协商理论认为：在自我认同的形成过程中，个体越有安全感，就越愿意与其他文化中的人们交往；反之，个体越觉得脆弱不安，就越会对跨文化交往感到焦虑不安。进一步说，人们在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安全感越强，就会有更具连续性的认同与自尊感。人们的个人自尊感越强，他们的集体自尊感就越强，在与陌生人互动的过程中就有了更好的应变能力。（另见第七章第二节）

认同管理理论是威廉·库帕克（William Cupach）等人在1993年提出的，以人际传播能力为研究对象，核心观点有二：第一，认同为“经验”（experience）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第二，认同提供了行为的预期，并激励着个体行为。此外，虽然个体具有多种认同，但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和关系认同（relational identi ty）在认同管理中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库帕克指出：当对话者有着不同的文化认同时，他们进行的是跨文化传播；当对话者具备相同的文化认同时，他们进行的就是文化内传播。

基于自我展示（self-presentation）和面子行为（facework）概念的启发，库帕克指出，“保全面子是人类互动中的一种自然且不可避免的条件”，是人际传播能力的一个方面，也是跨文化传播能力的重要组成。他还强调，传播能力的一个重要成分，就是人们在互动中成功地协商双方都能接受的认同的能力，而认同的各个方面都会在“面子”的展示过程中显露无遗。在这个意义上，要培养跨文化传播能力，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个反复实践、不断摸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发现传播双方共享的某些认同；第二阶段是把传播双方的认同融为一种互相接受的、趋同的关系认同，尽管他们的文化认同仍存在差异；第三阶段是对认同进行重新协商的阶段。有能力的跨文化对话者往往会利用在第二阶段出现的关系认同作为重新协商各自的文化认同的基础。在库帕克看来，这三个阶段是不断循环的，处于跨文化交往中的人们都会经历这三个阶段。

第六，聚焦于传播网络的跨群体、跨文化传播理论。这一类型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假设：个体的行为更多地受到个体之间关系，而不是个体的特征的影响。所以，这些理论关注的是人们在群体/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及相互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信仰或规范，也不是静止的、与外界壁垒分明的群体本身。相关理论有：网络与外群体传播能力理论（Network and Outgroup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Theory）、文化内与跨文化网络理论（Intracultural versus Intercultural Networks Theory）、跨文化工作组有效传播理论（Effective Intercultural Workgroup Communication Theory，见第七章第三节）等。

其中，网络与外群体传播能力理论是韩裔美国学者金英润（音译，Young Yun Kim）在1986年提出的，这一理论的主旨在于：运用个人网络（personal network）的概念来解释外群体传播能力。在这里，个人网络强调的是个体之间的诸多关联。金英润指出，个人网络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自我（ego）会有意或无意地依赖这一网络的其他成员去感知和解释他人的特征与行为。

金英润提出的核心假设是：在个体的个人网络中，影响外群体传播能力的因素有二，一是外群体成员的存在，二是个体与这些外群体之间关系的特质。通过相关论证，她提出了三个命题。第一，个人网络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程度越高，进行外群体传播的整体能力就越强。也就是说，在个人网络中存在外群体成员，有利于提高外群体传播能力。第二，个人网络中外群体成员的向心性（centrality）程度越高，进行外群体传播的能力就越强。换言之，在个人网络的中心位置存在外群体成员，有利于提高外群体传播能力。第三，自我与外群体成员的关系越密切，进行外群体传播的能力就越强。这一命题还说明，与外群体成员保持频繁的接触和密切的关系，有利于提高外群体传播能力。

文化内与跨文化网络理论是廉俊玉（音译，June Ock Yum）在1988年提出的，用于分析个体的文化内网络与跨文化网络的异同。为发展这一理论，廉俊玉提出了一个核心假设：相比文化内部的行为而言，不同文化之间的行为具有更多的变化。通过对这一假设的论证，她提出了六个命题。命题一：跨文化网络是放射状的——个体与他人联结，但他人之间并不互相连接；文化内网络是相互联结的——个体联系着他人，他人之间也相互关联。命题二：与跨文化网络相比，文化内网络更为稠密。命题三：与跨文化网络相比，文化内网络是一种复合的、信息多重传输的网络。命题四：跨文化网络中的各种人际关联，是弱关联而非强关联。命题五：与文化内网络相比，联络人（liaison）与桥梁（bridge）的角色在跨文化网络中更为显著，在保持网络畅通方面也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在这里，联络人与桥梁都是“中间人”（intermediary），能够在不同群体的成员之间建立间接的联系。命题六：在跨文化网络中，“传递性”（transivity）的作用要比在文化内网络中小得多。什么是“传递性”呢？当“我朋友的朋友是我的朋友”时，它就产生了。

第七，关注涵化与调整的跨文化理论，主要包括：传播涵化理论（Communication Acculturation Theory），互动涵化模式（Interactive Acculturation Model），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同化、偏离与疏远理论（Assimilation, Deviance, and Alienation Theory），文化图式理论（Cultural Schema Theory）等。（详见第七章第一节）

三、跨文化传播学面临的“知识整合”与“本土化”

社会科学的目标是预测与控制人类行为。

——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全球范围的文化传播与互动持续增加，信息技术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传播全球化扩展了全球不同文化广泛的交流与分享，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互补性、关联性和依赖性的增强，使全球社会呈现出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在这个背景下，跨文化传播日益成为人类超越文化屏障，实现认知、理解及互动的重要沟通方式，不断推进全球文化的相互认同与融合，消解着不同文化之间的疏离、隔膜乃至冲突，创造出丰富、开放的对话空间。

面对急剧变迁的全球社会中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复杂现实，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样，跨文化传播研究正面临着“如何充分而恰当地描述社会现实”的困局。由于还缺乏一个把跨文化传播涉及的众多变量和现象乃至零星的事实有机地串在一起的、前后连贯的整体系统，或者说是缺乏一个“包括规律、理论、应用和工具在内”的范式，跨文化传播研究正面临着理论进路的诸多艰难选择。此外，由于缺乏美国或西方国家之外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在西方文化环境中产生的许多新理论、新学说亟待整合，需要通过在不同文化中的论证发展出更具“普遍性”的理论。

这些状况无疑会阻碍跨文化传播学的当代发展和学科前景。幸运的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多学科基础已经为跨文化传播学发展成一门独立学科奠定了难以变更的基础，这些学科也同样是跨文化传播知识系统所面临的“知识整合”的出发点。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的最终形成，就是结合不同文化的实践，就是把各个学科领域提出的不同观念、知识和理论综合起来，把一个个零散的“飞地”汇聚成一个相对连贯、交融的“科学共同体”。显然，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重塑和形构的“知识整合”活动。

正如前言所述，跨文化传播是一种建立和沟通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活动。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应立足于把握人类社会系统和社会关系的全面图景来展开分析和综合。就这里所说的“知识整合”而言，就是借鉴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关于传播和文化的研究成果，以综合学科的视角，从相互建构的层面探讨跨文化传播涉及的各种关系，借此归纳、阐释相关社会学科及各个学派关于跨文化传播的理论成果，并以此为起点，进一步探索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和本质。

事实上，不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间从来就是互相联系和彼此渗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历史研究就是如此，特别是现代历史学方法在注重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之后而具有了高度的经验性和实证性，从而使意志服从于事实，判断服从于材料，价值取向服从于历史根据。跨文化传播研究所涉及的文化差异、文化冲突、社会运动、技术影响等许多命题，也同样需要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支撑。正是由于认识到历史学与跨文化传播学的天然联系，萨默瓦曾郑重建言：历史研究应当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部分。

任何学说、理论都会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为了使跨文化传播学能够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更新，必须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毋庸讳言，现有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成果，大多是在全球化尚不明朗的背景下获得的，有其时效性、或然性和局限性。尤其是，作为一门研究领域，在不同文化中建构和检验理论是跨文化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古迪孔斯特就一再指出，当前缺乏美国以外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他还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理论在不同文化学术中的位置，同时，传播理论研究在许多文化中才刚刚兴起；只有当各个文化中的本土化理论完成创建并经受实践甄别之后，才可能整合到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体系中去，进而发展出更具“普遍性”的理论。

根据古迪孔斯特的观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本土化”，就是在应用规范的、具有普遍性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时，要充分考虑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事实和差异，进行适当的调整、改造和补充。这是因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对象是由人的社会行为所构成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现象，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决定了人们不同的行为方式，也决定了人们对于同一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反应。所以，有必要认真探讨各种理论和方法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对研究方法进行调整、改进和创造，使之能接近不同文化的现实，接近各个文化成员的文化和心理世界。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本土化”还意味着，任何一项本土化研究的成果，都必须有勇气接受跨文化传播“学术共同体”的检验和评价。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将不同文化中的经验研究与跨文化传播理论、方法进行连接，立足于从不同文化的经验研究结果中归纳出、抽象出具有理论内涵的概念和命题，以提高跨文化传播本土化研究的理论价值，进而搭建一座连接跨文化传播本地化研究和理论整合的“桥梁”。

跨文化传播本土化实践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和探讨不同理论与方法的本质特征、特定假设、所遵循的特定逻辑、能够回答的问题类型。这是因为，正如不同学科由于方法论取向的差异而形成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的分野一样，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也有类似泾渭分明的分野。大体而言，跨文化传播学中的实证主义传统更注重实证的、定量的研究范式，试图寻求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人文主义传统则更青睐定性的研究方式，强调研究者在理解上的投入，注重解释。有必要说明的是，理论与方法本身并无好坏优劣之分，关键在于其运用要与所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相适应。总之，我们有必要弄清楚：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工具箱”中，各个研究工具的本质特点和功能究竟是什么？

目前国内学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是：中国内地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在理论框架、研究目标和实践途径等各个层面尚在探索之中，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主要表现在于：对西方跨文化传播理论前沿的跟踪与研究不够，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不够，进而也就导致了具有理论深度和批判意识的系统性研究成果的缺乏，甚至对如何就这一研究领域的对象、方法、理论等进行具有学科意义的定义，还存在着许多分歧和争论。在此种状况之下，既无法构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自治地位，也无法为当下中国日益丰富的跨文化交往实践提供成熟的理论支撑。

有鉴于此，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应当立足于更为扎实的工作，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细致的、微观层次的、体现跨文化传播差异的各个“基因”研究，逐步积累科学研究基础上的理性认识，进而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本土化的拓展和深化作出贡献。

这一努力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诉求。第一，立足于把握全球化语境中人类社会系统和社会关系的全面图景，梳理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前沿进展和学术脉络。当前，跨文化传播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但这一现实也使该领域仍保有理论开放性和思想灵活性的巨大空间，所以，需要大力鼓励自由、开放的学术对话，理性、客观的学理探讨，广泛、深入的问题分析，以及多元、多维的学术话语。第二，发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开放和方法融会的传统，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出发，逐步推进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视角转换和理论积累工作。最为重要的，就是对跨文化传播的性质、功能和意义作出基于本土视角的重新定位。第三，积极探索世界多元化发展道路，积累有关跨文化传播战略、跨文化传播能力等重要实践问题的理性知识，为开拓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和实践应用的广度和深度提供理论资源。

作为一个已经走上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大国，中国应在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国际学术领域据有重要的位置，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要想取得突破，也必须以人类共同的知识财富为基础，以积极的本土化实践为努力方向，充分参与到国际学界共同的“知识整合”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