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法学经典》序

近三十年来，中国法学繁荣发展，硕果累累。然学术理论的发展必以前人的积累为基础，不能凭空杜撰。中国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引入和学理探讨，便是今日法学繁荣的前提条件之一。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但在近代以前，与西方传统迥然有别。罗马私法是近现代西方法律制度的源头，其规则来源于各部落和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平衡，并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因此，民法即私法极为发达，公法殊少规范。而近代公法的发展，也以保障私权利的实现为目标，强调私法优位。中国的法律传统却与罗马法截然相反，制定法几乎均为公法规范，而没有民事制定法，在公私法的制定上，与罗马法刚好形成正相对立的两极。其价值取向以统治为目的，公平正义只有在不危及统治时才会予以考虑。而在法律渊源上，也只有君主立法，法自君出，与普通民众无关，崇君权而抑民权，这也就是几千年的中国只有“王法”而无“民法”的原因所在。传统律学只局限于对“刑律”条文的解释，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士大夫，也只能在如何减轻酷刑上下工夫。因此，法律文化的历史虽然久远，却不能创造出具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与合作精神的社会规则。

近代西风东渐，乃中国几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太阳从西方升起，真理之光透过弥漫的硝烟，照临东方这片古老的灰暗土地，与此同时，自由之风徐徐吹来。中国迎来了一个有可能自由发展的时代。这也是中国第一个立法和法学繁荣发展的时代。

中国近代法制始于20世纪初满清末期的变法修律，至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完成六法全书的编纂，一个西方式的近代化的法律体系基本确立。与此同时，对立法的解释和学理的探讨，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大批著名法学家撰写了学术水平很高的法学著作，从而奠定了中国的近现代法学理论基础。但这一法律近代化进程在20世纪50年代戛然而止，中国全面倒向苏联，废除旧法统和六法全书。由于各种原因，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中国自己法律体系的努力并不成功。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可以说中国的法学有近三十年的时间等于空白。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崭露头角的法学家，在这一时期也许没有停止思考，但却停止了创作。这一时期，法学理论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而且还出现了断代。

正因如此，近代法学理论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法学发展便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中国近代法学是现代法的理论渊源，因为在传统法文化中寻找不到依据，我们无法追溯得更远。在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国移植西方法的足迹清晰可辨，其得失成败都可为我们的未来发展提供历史与现实的借鉴。其次，由于近代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段舆论自由时期，思想之花竞相绽放，各种法学观点得以尽情发挥，在学术上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再次，法律移植不能无视传统文化的影响，新制度对旧传统的改造当然不能一蹴而就。中国近代法学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对于今天中国法学克服传统消极因素影响，确定未来发展方向，仍然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实际上，近代法学理论的价值和作用，现实已给予了充分肯定的回答。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近代法学理论著作得以再版，为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法学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中国近代法学理论宝库极为丰富，至今仍有一些有价值的法学著作未能面世。因此之故，北京大学出版社选择部分近代法学著作予以再版，以飨读者，既可为新时期的法学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亦可免遗珠之憾。另启：因本套丛书原书出版年代久远，作者早已作古。如有人对本套丛书存有疑义，请直接与勘校者联系。

是为序。

王志华

2008年4月25日于中国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