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思绪
别了，20世纪——你的世纪，我的世纪，他的世纪，我们大家每个人的世纪。因为我们都或长或短地生活在这段时间，其中绝大多数人还要跨进下个世纪。
告别是壮丽的，磅礴的，甚至是悲壮的。因为20世纪的晚钟和21世纪的晨钟正在我们的头顶上空交织鸣响；能听到它的人是幸运的，不过要用脑，用心耳去谛听它的喃喃述说。
告别同窗好友、老同事、老邻居，或者告别我们的童年、青少年、母校或外祖母，我们还会百感交集，怅望斜阳外，寒鸦数点，万千心事难寄，更何况我们现在即将要告别的是我们自己出生、认真生活过、曾用我们自己的泪和血肉滚爬过的苦难世纪呢？尽管我们熟悉这个世纪，却看不透它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以及她的种种变数和将来局面。
告别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写本专著也许是一种最庄重和最深沉有力的方式。比如但丁（1265—1321）之所以伟大，因为他用《神曲》，以曲笔隐喻的方法，概览了中世纪，成了中世纪思想的集大成者。
多宏伟的20世纪啊！多波澜壮阔、天风海涛的100年啊！它拥有人类一大堆聪明、才智、灵气和技巧（很遗憾，就是欠缺智慧，欠缺敬畏生命的伦理学的哲学智慧），但同时也拥有一大堆人类的愚蠢、残酷、短视和偏见（政治哲学的偏见，意识形态的偏见，宗教信仰的偏见，价值观念的偏见和种族的偏见……）。比起过往文明史上几十个漫长世纪的总和，20世纪人类的聪明和愚蠢都是空前的，惊心动魄的。力图剖析并概括这两者的空前和丝丝缠绕交织，将是我这本书的主旋律。这就必然要求作者做到心思微，魄力大；微者条理于字中，大者磅礴于字外。而凡是有点思想感情的人，挥手告别这样一个极富阅历的世纪，内心都不能水波不兴，无动于衷。
早在1990年元旦那天，当低沉的钟声在阵阵鸣响，我就萌念想动手写本回顾、总结20世纪和展望、预测21世纪的学术著作。我深知它的难度之大。当然不是在占有资料，而在欠缺一种黑格尔式的概括力方面，洞见力方面。
自那以后，我一直在暗暗酝酿、盘算、构思和设计“我未来的儿子”，并渐渐形成胎观。即便在德国和欧洲，我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岸边散步，住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上，住在科隆的德国难民营，或在巴黎街道屋檐下躲雨，我也在打腹稿。同时我也在有意识、有明确目的地时时处处审视、评估现时当前正在发生的一些世界性大事件。比如1994年7月在宇宙时空中发生的一次交通事故——彗木星相撞；以及卢旺达百万难民的悲剧；8月德国警方又截获一批走私核材料；1994年夏天热浪席卷世界各地。
第一条消息涉及天灾。它无疑是本世纪世界性大事件之一，因为我联想到地球的命运。谁能保证一颗直径10公里的小行星不会撞击地球，其爆炸能量相当于50亿颗广岛原子弹爆炸产生的能量呢？这便是世界末日了。于是我想起人在宇宙中的可怜、卑微地位。报纸上把这次彗木相撞称之为“彗木之吻”, “太空之吻”，未免太轻松、太浪漫了，实在不妥。美国著名地质学家及灾变理论权威苏梅克指出，如果一颗直径2公里的天体撞击地球，将会导致全球四分之三的人丧生。恐龙灭绝便是历史见证。那是发生在6500万年前的悲剧。
第二条消息涉及人祸。是政治动乱造成的。我联想到中国。希望在世纪交替之际，中国社会持久稳定。如果出现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动乱，中国难民估计在上亿人。如果再加上生态环境难民，其严重性便是空前。到那时候，有哪个国家能救得了？十万架运输机来空投救援也无济于事。
第三条消息也涉及人祸。估计国际恐怖组织已经拥有足够的核材料来制造原子弹。因为拥有6至8公斤高纯度的钚239，就可以造一颗原子弹。本来指望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过太平日子的欧洲人现在又开始忧心忡忡了。这对整个人类的安全也是一个可怕的威胁。在人类社会过去的世纪里，这种不安全感是从来没有过的。无论如何，这是本世纪的大愚蠢之一。
第四条消息既涉及天灾也有人祸方面的原因。全球环境污染造成的“温室效应”便属人祸范畴。
这四条消息颇有些本世纪的代表性。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世界的忧虑”。一部告别20世纪的书，不能不条分缕析这令人日夜不安的“世界的忧虑”。
当然，都涉及秩序问题。
大自然和人类社会都有个秩序问题，都必须法治（law and order）。不能乱套，乱就意味着灾变。大乱，大灾。
我四岁发蒙读私塾，糊里糊涂。第一年只学了七八个汉字，还在课堂上尿了一次裤。幸好总算记住了其中四个，共八画：一，二，三，人。书写起来极简单，但内涵极丰富、深刻，够我受用、琢磨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因为这四个汉字合在一起，涵盖了天下一切学问：
一、二、三包容了宇宙的起源及其生成的总法则；包容了宇宙的最根本的秩序，构成了自然哲学的第一原理。因为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由此可见。而“人”字仅一撇一捺，共两画，却有说不完的感天动地的悲欢离合故事。——这四个汉字，不是成了古今中外所有人的“学”和“问”的对象、范围么？
告别21世纪，说到底是向20世纪这四个汉字的普遍世界状况做一回顾。把这个世纪理清楚，说清楚，是很难很难的。试试看吧。
每个时代的大哲学家其概括对象都超不过这“八画”范围。有的人（比如萨特和加缪）只是半个哲学家，因为他们只琢磨人，不考虑一、二、三。只有罗素才是现代意义上一个正宗的、完整的哲学家。因为他探索的不是局部，而是整体。如果罗素今天还活着，他才是提笔撰写《世纪的晚钟和晨钟在交织鸣响》一书最合适的人选（不是汤因比）。道理很简单：罗素原是个杰出的数学家，后来才转向将世界哲学化。只有他这种气象阔大的思想家（而不是汤因比）才能吃透20世纪“一、二、三和人”的普遍状况。
《世纪的晚钟和晨钟在交织鸣响》这个书名就是得“诺贝尔奖”级的题目。当然归根到底要看由谁写。罗素写，能得100分，拿“诺贝尔奖”。如果由斯宾格勒（O.Spengler）和雅斯贝尔斯写，也能得100分。因为这两个人也是从理工科转向人文科学的。他们都脚踏两只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搞“八画”的朋友，否则就显得单薄，双手举不起重重的两只大“钟”。
我深知这两只“钟”的分量。不过为举起它们，掉一身肉也值得。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书名，不管由谁来写，也得不了“诺贝尔奖”。比如《北京胡同名称的由来》、《上海街道名称的演变》。可见题目之重要。
许多年，我经常抱怨生的痛苦折磨，抱怨我母亲在未经我本人同意之前就把我生下来，抛到这个尘世来受苦受难。
“那么，赵老师，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出世，你母亲现在来征求你的意见，问你是否愿意来到这个世上走一遭？你怎样回答你母亲？”世界经济研究所有个研究生这样咄咄逼人地问。
“还是愿意来走一遭。做个看客，看看热闹，看看世界也好。说得精确点便是，既做演员（56亿普通演员中的一个），又兼做观众（看客）和自封的评委。”将世界性大事件作为一幕幕舞台上的悲喜剧来观摩、欣赏、玩味，有什么不好？写《世纪的晚钟和晨钟在交织鸣响》便以这三重身份（主要是以冷静、客观和公正的评委身份）。实在觉得无聊，不想再演，再看，或支撑不住，受不了苦，就主动退席，回老家。我选择跳海这种方式。有一回，我从上海乘船去青岛，深夜一个人站在甲板上极静，静极，我就想到跳海这种悄悄的安乐死。想到这种自杀方式，我的生存勇气反而大增。你说怪不？手中有了安乐死这个解脱大痛苦的方法，我便无所畏惧了。死，才是我们的永久归宿。古埃及人住的屋子很简陋，墓地却修建得十分坚固、考究，因为他们认为死才是回到了永恒。这也是我的想法，尽管我决不会有墓。
毕竟，生在20世纪是生逢其时。
我们阅历了这么多。作为一个演员、观众和自封的评论家是幸运的，千载难逢的幸运。俯仰一世，放浪形骸之外，仰观“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三，三生万物”之广大宏伟气势，俯察人类社会种种演变之错综曲折，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怎不幸运？
德国大诗人兼思想家歌德一再强调，伟人之所以能成伟人，多半要归根于他所处的那个雄壮、宏伟的时代。关于他自己，歌德认定自己是生逢其时：“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是个大便利。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了这类大事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关于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大革命、整个拿破仑时代……我都是一个活着的见证人。”（这里，歌德也把自己作为一个“看客”，一个“观众”。）
的确，歌德的漫长一生有幸跨越了18世纪和19世纪这两个伟大的世纪的交接，但就“生逢其时”这一点而论，我们却要比他更幸运些。因为20世纪比18、19世纪更为波澜壮阔、震撼人心。（当然，音乐、文学和绘画创作要除外。比起前两个世纪，20世纪要逊色一些。既没有出个莫扎特、贝多芬或瓦格纳，也没有出个雨果或巴尔扎克。但20世纪却是个伟大的演奏时代。出了好几个伟大的演奏家，比如海菲茨。这是亿万人通过广播、电视、磁带、唱片欣赏古典音乐的世纪，应该承认，席卷20世纪后半个50年的摇滚乐也是世界性大事。）
毕竟，20和2l世纪的交接远比18和19以及19和20世纪的交接更为激荡、深沉、风起云涌，且更加充满了跨世纪的危机和困惑，前途未卜，忧心忡忡。但对一个思想家或文学艺术家，这局势倒是件好事。因为“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孟子语），这“作”是作为，创作。
光1900年这一年便是够重要的了。当然这是巧合：它既是20世纪的曙光，也是原子世界大门被开启之日，因为普朗克在这一年提出了量子概念，悄悄宣布了原子能世纪的到来；紧接着便是1905年相对论提出，以及一系列划时代科技成果的涌现，包括塑料、农业革命、电视、电脑、火箭、卫星和登上月球。人类在20世纪所取得的科技成就远远超过了过去五千年的全部总和，但也正是这些巨大成就的异化有可能会导致全人类的毁灭，我指的是核战争和全球生态平衡被破坏。
另一方面便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我有幸在1993年参观过这两次战争的欧洲战场和阵亡士兵的墓地，感慨万千）；俄国1917年革命和1991年年终岁末苏联解体，斧头镰刀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的上空徐徐降落……都是世界性大事。记得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有个画面打出了一段字幕：“俄国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夜是寒冷的。”70多年过去了。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掉落下来的那个夜晚，也是寒冷的。两头都是寒冷。冷的终点回到了冷的起点，这难道就是历史的运动方式和结构吗？那么，历史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从今以后，必将有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的长长时间，世界上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和历史哲学家要一再谈论这段颇有点悲壮色彩的苏联历史。1917—1991年，当然还有中国的十年“文革”。“文革”的色彩可不是悲壮，而是恶心和愚蠢，加上荒诞。
今天，有关以上事件的历史著作合在一起估计不会少于一万零一种，我没有必要在这长长的书目名单后面再新添一种。在《交织鸣响》这本著作的有关部分，我只想提出两个课题来讨论：
（一）对战争的本质作哲学思考，比如从人性，从生物学角度去探讨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或可以避免。目前，核危机并未消失。一场局部战争迅速升级为核战争（当然还有大规模的毒气战）的危险正在猛增。在六、七十年代美苏对抗时期，我们至少还知道谁可以用手指按一下发射核武器的按钮。现在不知道了，可核武器还存放在原处。这种局面比以前更危险。
（二）世界秩序结构问题；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谁是这些世界性大事件的同时代人，活着的见证人，他就可能拥有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可能有大福。（本世纪西方一些哲学流派的兴起，如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存在主义和语言哲学等，也是世界性事件。）之所以说“可能”，因为仅仅是同时代人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把这一系列的大事件主动地予以哲学概括，将它们哲学化，并提升为普遍世界的观念、原理和原则，这些事件才能真正转化为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这正是我今天萌念撰写《交织鸣响》一书的动机。
对于我，写作这样一本著作，概括一个世纪的风雨雷电，自然是件很过把瘾的事；这是同世界本质的一次交谈，推心置腹抱膝长谈——20世纪作为一方，我作为另一方——是我对生命的一声真挚感激，当然也是我的潇洒走一回。
今天，一切有作为的学者、思想家、文学艺术家和文化创造者，理应选择自己特有的眼点和侧面，对行将结束的20世纪作一回顾、总结和概括，展望下个世纪，否则就辜负了世纪交替的丰富、曲折和深永。——世界大无外，细无垠；天地万物，纷然杂陈，仅供看客、评论者一目。这是何等的潇洒！那么，作曲家就没有这份潇洒吗？不。在西方音乐史上， 1788年莫扎特写下的《朱匹特》交响曲便是迎接未来的号角，是19世纪到来的先声。多庄严、辉煌啊！很遗憾，我们的作曲家欠缺冲动，去写一部告别20世纪的交响曲。
在本质上，我要撰写的这部著作是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请注意，是历史哲学书，不是历史书，更不是百年大事记，不是编年史。关于20世纪的历史书已经太多太多，而有关它的历史哲学的书则又太少太少。所谓历史哲学，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老实说，在我的书桌上就放着一本德文的鸿篇巨制《20世纪编年史》（Chroni des 20.J ahrhunderts）,1984年第 6 版，Bodo Harenberg主编，1247页，重约4公斤，从1900年编起，直到1984年，图文并茂，其中百分之五十的照片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当然，编得很出色，重大事件几乎一件不漏，并附有照片。不过最大遗憾是：没有思想，没有历史哲学观念在闪烁。仅仅是一堆事实，排列得极有序，整齐，就是欠缺一根历史哲学的金线将这些重大事实串联起来。
打个比方：那只是一团血肉，却欠缺骨架子和一个大脑，还成不了一个会走路的人。
或者说，那只是一堆放得很整齐的建筑材料：砖头、木板、铁钉、水泥，但还不是幢大厦，因为没有一个建筑师到位。
若是我们写本告别20世纪的书，还能写成编年史吗？能超过我桌上的那本重4公斤的“航空母舰”吗？
对这部德文版的编年史，我是肃然起敬的。这也多少说明德国的文化之发达。投放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啊！这是我们出版界的短处。光上万张历史照片我们就望尘莫及。于是我们只好扬长避短，走用哲学观念取胜的道路。历史哲学的要害是在一些基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哲学概括，上升为揭示世界生成的脉络，上升为历史哲学智慧的洞察，上升为世界精神。19世纪德国杰出物理思想家克劳修斯（1822—1888）就把热力学广大领域的纷然杂陈的基本事实概括为两条自然哲学的智慧，上升为宇宙间的绝妙义理，给我极深刻印象：
宇宙的能量恒定不变；
宇宙的熵趋向最大值。
今天我要问：在面对行将结束的20世纪，我们也能从中抽出几条类似这样的绝妙义理吗？也能抽出哲学智慧吗？电脑、火箭、卫星……只是一堆了不起的知识。不错，知识即力量。但“力”是有善、恶，破坏或建设两个方向的。没有方向的知识是可怕的。智慧则为知识指出了方向。
我交代过，我深知撰写《交织鸣响》一书之难度。作者须兼有才、识、胆、力，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比如，无识而有胆，则为鲁莽，为无知，其言必背理叛道。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黑白颠倒，是非混淆。
只有将才、识、胆、力四者集于一身，才能从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梳理出世界历史发展的律动、节奏和规律性；看出世界的意义，历史的目的。（即便没有意义，那也是意义；即便没有目的，那也算是目的。）
撰写这本书的实质，是担负起哲学概念思维的艰苦工作。比如，当代美国国际关系专家、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便认为今后的世界可能不再有意识形态的冲突；21世纪的世界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几大文明的相互撞击和互相影响：西方文明、儒家学说、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和斯拉夫东正教等。——这便是文明哲学的概括。当然这仅仅是一家之言。不过东西方文明的撞击毕竟是下个的世纪的重要课题。
别了，20世纪，不单单是告别或回顾一百年，同时还要展望下个世纪。凡是有点头脑的人都在展望，都在思考。
距2000年只有5年；谁也不知道主宰21世纪的将是什么。当有一天，在我们的日历上突然出现了“2000”这串数字，我们会陌生的。我们好像失去了坐标，失去了依托。就我个人来说，幸好，我还有莫扎特和贝多芬可以继续依托下去。
即便是上帝死了，天使失踪了，莫扎特和贝多芬还活着。
《交织鸣响》一书不可避免地有未来学的成分和章节。
写这本书有两个不尽相同的立场：
中国人的立场；世界公民的立场。
我选择后者；因为20世纪是全球的，不是某个地区的。也许，最好站在外星人的立场来审视一百年的风风雨雨便更为清晰、冷静、客观和公正。全书分三编：1．人与自然；2．人与社会；3．人与人性。
在关键性的时刻来到这个世界毕竟是幸运的。
的确，就面临跨世纪难题的质量和数量而言，过去的世纪统统叠加在一起同今天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今天的每一个难题都关系到人类的生死存亡。命中注定要我们怀着世界忧心和世界痛苦走向21世纪。
世界范围的忧虑暂且不说，这里先说中国的困境。比如人口。不错，家庭联产承包制刺激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市场化程度，但也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生育动机，导致了农村人口增长。可见，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等经济政策同计划生育政策是相矛盾的。
最近几年，农村人口大量过剩，涌向全国各个城市，使这些城市不堪重负。在上海，我就日夜亲身感受到了这压力之巨大。我经常同来自河南、山东、安徽、江西和苏北的农民交谈。他们告诉我，一家生三五个孩子不稀奇。在广大农村，如今是有钱的买着生，有权的明着生，胆大的抢着生，没钱没势的偷着生。在有的地方，超生要罚款两千元。农民说，花两千元买个儿子，合算！
中国人口增长失控所造成的一系列危机将严重影响21世纪中国社会的格局。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成为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长期动荡的根源之一。因为人口过剩和狭小生存空间的尖锐矛盾，会严重威胁着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社会、政治、经济三大秩序的稳定。也许，今天卢旺达的灾难就是21世纪30年代中国的灾难。
1993年秋，我“有幸”在德国莱茵河沿岸难民营体验过七天七夜的难民生活。在今天世界上1800万国际难民中，流落在德国的难民算是非常幸运的。当然，内战是人们背井离乡的重要原因。
过去是各国之间交战，今天（在世纪交替之际）却是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混战。波黑、苏丹、卢旺达、莫桑比克、安哥拉、菲律宾、利比亚、阿富汗、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阿塞拜疆已成了危机的策源地。（我祷求上苍保佑中国，不要让内战降祸在中华大地，永远不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平民受难者仅百分之五；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百分之五十；到了现在，在被战火席卷的地区，受害者中平民比例已高达百分之九十！（这是人间最大的恶。）
这是严重倒退。在科技发达方面，人类越来越聪明，但在伦理、道德和正义方面，却越来越愚蠢。民族冲突当然在大愚蠢之列。波黑塞族、穆族和克族之间的混战已使270万居民在国内颠沛流离；加上120万波黑难民逃往国外，共计390万人。
生态难民也将加剧世界难民危机，威胁21世纪。例如，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后，许多人逃离家园；孟加拉发生大水灾，人们无家可归；哥萨克因干旱而逃离咸海地区；印度每年因洪水使2500万人受灾，造成“国内大移民”。据估计，到世纪末，世界的“国内移民”人数将达到3～5亿。
世界忧心来自人类危机；世界痛苦来自地球危机。对某些人，这也许是件好事。因为只有世界忧心和痛苦才有可能造就世界哲学。
我明白，撰写《交织鸣响》一书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涉及诸多学科，必将动员、驱迫我的每一个脑细胞。不过不能面面俱到，不能“全线进攻”，只能是“重点突破”。分清人类的一大堆聪明和另一大堆愚蠢是我仰观俯察、发表剧评的眼点和主旋律。所以，我要动手写的这本书的书名又可以叫做《20世纪的聪明和愚蠢》或叫《20世纪的时代精神》。
忧祸乱，悲时日，怀远道，一一触类而起，旁见侧出，皆我胸襟寄托。
在关键时刻登上舞台或在台下有意寻找一个角落做看客，写剧评，都是幸运的。不过最为重要的是：内心要有股冲动和激情。
当然这也可以是一套丛书：《回顾20世纪丛书》。
打头的第一部应是纲领式的，黑格尔式的鸟瞰：《20世纪的聪明和愚蠢》。由此引出下面许多分册，如：
《20世纪的数学》; 《20世纪的物理学》; 《20世纪的生物学》; 《20世纪的农业》; 《20世纪的音乐》; 《20世纪建筑艺术》; 《20世纪国际关系史》; 《20世纪战争与人》; 《20世纪人与自然》; 《20世纪医学哲学——中西医哲学背景比较研究》……
作者必须先要有激情，有灵感和创作冲动；有童心最为重要。撰写这类书不是有泪才悲，而是有悲借泪以出。
估计全世界不少有识之士都会想到以上题目。“题目是众人的，文章是自己的，故千古有同一题目，无同一文章”（明末清初学者廖燕语）。此话说得极是。
于是，1995年酷暑的夜半，我躺在唐新公寓的阳台上，看着满天的星星，想起我的人生使命：
站在世纪潮头
将哲学概括思维的长鞭
直指世界的本体
抽出世界的构成方式
听出它的
节拍 起伏 律动
也是
一种潇洒
一种富有
一种威风
最后，我想要说明一点：
历史发展是连续不断的。在两个世纪的一夜之间，并没有一条鸿沟。1999年12月31日深夜一过，2000年元旦那天黎明便是另一个世界。不，不会这样。
在一个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对地球上的整整一百年作一综合性的回顾，对欧美人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
我从没有见到过，1900年前后，有个西方人站出来回顾整个19世纪。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人还没有足够的世界意识，全球或世纪意识。因为当时还没有覆盖全球的广播、电视和报刊。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堂堂正正地站出来，把整个20世纪作为自己哲学概括的对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骄傲和自豪，当然也是一次百年一遇的良机。
最后我想起18世纪法国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的死。他的心脏装在一个盒子里，上面写着他生前的一句话：“这里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这是哲学家的风流。
是的，18世纪的欧洲精神正是伏尔泰的精神，康德的精神。
那么，人类20世纪的精神呢？我想至少要有以下几个人的英名：马克思、列宁、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海森堡、希尔伯特……当然远不止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