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我和罗豪才教授曾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主编过一套《现代行政法论著系列》。该《系列》共出了二十多部专著，这些专著都是有关现代行政法前沿问题的研究成果，一本本都透着新时代公法的气息。这套论著的作者大多是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年轻博士，其所著大多是他们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所进行的再创作。这套书虽然不能说每本都是精品，但其中确实不乏精品。

现在，我们又一次与北大出版社合作，出版一套新的公法论著系列《宪政论丛》。《宪政论丛》与《现代行政法论著系列》是公法论著系列的姊妹篇，主要出版中青年学者研究宪法和宪政前沿问题的最新成果。

宪法与行政法是公法的两大支柱。行政法是规范行政权运作，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关系的法律部门；宪法则是规范整个国家权力的运作，调整国家与人民的关系的法律部门。行政法是构建法治的基本法律部门；宪法则是构建宪政的基本法律部门。法治是宪政的构成要素之一，但不是唯一要素，宪政的构成要素除了法治以外，还包括民主、人权、对公权力的控制、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司法独立与分权制约等。毫无疑义，宪政离不开法治。没有法治，宪政不可能实施。但同样毫无疑义，法治也离不开宪政。因为宪政是法治的灵魂，是法治的保障。没有宪政，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

“文革”结束后，我们就开始探索建设法治，也开始探索建设宪政。但直到“孙志刚案”、“齐玉苓案”、“身高歧视案”、“乙肝歧视案”、“种子案”、“夫妻看黄碟案”等一系列宪法或宪法性案件发生和我国宪法正式确立“依法治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原则以前，我们一直没有过分地看重宪政，没有真正重视宪政建设。“文革”的切肤之痛，使我们开始对法治（而不是宪政）有了比较深切的认识，故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开始制定《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试行）》等法律，并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口号。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推出的法治还并不是完全意义或真正意义的法治，因为它很少或较少有宪政的指导，很少或较少贯穿宪政的精神。直至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经济体制开始根本性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开始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此种转变才促使和逼迫我们较多地思考一些宪政问题：对于政府的权力，即使是人民政府的权力，是不是也要进行适当的限制和控制？政府的权力，即使是人民政府的权力，如果不加限制和控制，是不是也会侵犯人民（包括工人、农民，也包括企业主、个体劳动者等）的权益？是不是也会成为市场的障碍和经济发展的阻力？人民政府如果侵犯人民的权益，人民可不可以向法院告人民政府，要求人民政府赔偿？作为这种思考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我们出台了很多重要的法律，如确立“民告官”制度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确立国家向人民承担赔偿责任的《国家赔偿法》，确立政府行为应遵守正当法律程序规则的《行政处罚法》，确立公务员行为规则和公务员制度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确立对整个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监督制度的《行政监察法》，等等。由此可见，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法治显然已经贯穿了若干宪政精神了，是已经有相当法治味的法治了。但是，尽管如此，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法治还不能称为完全的和完善的法治，因为直至20世纪末，中国的宪政还很不健全，我们的国人，即使是法律学人，甚至是宪法学人，对宪政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尚很少有人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市场经济建设的激情和干劲去推动中国的宪政建设。法律学人、宪法学人中也较少有人以研究法制、法治和宪法文本、宪法具体制度的劲头去研究宪政。

从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情况开始逐步改观。首先是一系列宪法或宪法性案件陆续发生，如“田永案”、“刘燕文案”、“孙志刚案”、“齐玉苓案”、“身高歧视案”、“乙肝歧视案”、“种子案”、“夫妻看黄碟案”，等等。其次是1999年和2004年两次修宪：1999年修宪确立了宪政的一项基本原则，即“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并为培育宪政环境确立了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即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修宪确立了宪政的另两项基本原则，即“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并为培育宪政环境确立了另外两项基本的经济制度，即财产征收、征用补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正是这些宪法或宪法性案件以及由此推动产生的这些宪法修正案，促使国人，特别是法律学人、宪法学人，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的宪政问题：中国的宪政之路应如何走，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搞一个宪法修正案，还是应全盘考虑，整体设计？中国的宪政应包括哪些内容，哪些要素，是全面移植西方的制度，还是全面创新，或者是有借鉴有创新，且借鉴、创新之选择完全取决于“制度的作用”（能否为人民带来福祉），而不是取决于“制度的颜色”（是否符合某种意识形态）？中国宪政的主体和宪政的设计师应由谁担当，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还是法学专家、宪法学专家，或者是全国人民？总之，中国人在新世纪开始思考一系列宪政问题了，而不是停留在对法制、法治、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等问题的思考，法制、法治、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等问题是20世纪后期涉及中国前途、命运的问题，而宪政问题则是21世纪涉及中国前途、命运的问题。

我们组织编辑、出版这套《宪政论丛》，其目的就是要汇集、归纳、梳理国人对宪政问题的思考，推动国人对中国宪政之路的探索，促进中国宪政制度的建设。这套《论丛》的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其一，对宪政理论的宏观研究。主要探讨宪政的基本概念，宪政的构成要素、宪政产生、发展的条件、环境，宪政形成、发展的一般阶段，宪政的功能、作用，宪政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世界各国宪政的不同模式、各种不同模式宪政的特征，以及世界各国研究宪政的不同学派、学说，等等。

其二，对中国宪政道路和宪政制度的宏观研究。主要探讨中国宪政的特色，如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形式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遵循中央统一领导与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原则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和国家特别保障少数民族权益的民族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保护私有财产，等等。

其三，对中国宪法和行政法具体制度的中观、微观研究。此包括研究现行立法制度、选举制度、监督制度、司法制度、国家机关的设置及相互分工与制约、政务公开、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的发展与国家权力向社会转移，以及一国两制、特别行政区和国家结构形式等宪法或宪法性的中观、微观问题。在行政法方面，则包括有关行政主体制度、公务员制度、行政许可制度、行政征收征用制度、行政给付制度、行政强制制度、行政裁决制度、行政处罚制度、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等与国家宪政密切相关的各种中观、微观制度问题。

其四，对实际宪法和宪法性案例的研究。包括研究已作为“过去时”的历史性典型案例，介绍这些案例发生的历史背景，探讨其所创立的重要宪政原理、原则，揭示其对于宪政发展的重大历史意义和对于我们今天宪政发展的现实意义。当然，也包括研究作为“现在时”和“将来时”的今天正在发生以及明天将要发生的各种有宪政意义的典型案例。之所以包括“将来时”，是因为我们的《论丛》刚刚开始，它无疑还要继续到明天、后天。《论丛》对作为“现在时”和“将来时”的宪法与宪法性案例的探讨，将着重揭示我国宪政发展过程中的困难、问题，产生困难和问题的原因，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对策，以探寻中国走上宪政道路的适当路径。

其五，介绍西方宪政先行国家宪政发展的经验、教训。本《论丛》也将有选择地介绍西方宪政先行发展国家的宪法和宪政制度，包括传统的控权分权制度、代议制度、政党制度、人权保障制度、言论自由制度、结社集会游行制度、司法审查制度等。同时，《论丛》对西方国家宪政制度的介绍自然也包括现代宪政制度，如信息公开制度、正当法律程序制度、参与式民主制度、非政府组织制度、督察专员制度、放松规制制度、公法契约制度、行政指导制度，等等。本《论丛》在介绍西方宪政先行国家的这些传统的和现代的宪政制度时，将对这些制度进行必要的分析，探究其利弊得失，总结其经验教训。而且，《论丛》还要对相应制度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历史传统等背景进行适度地考察，以区分这些制度的普适因素和特定的乡土因素，以为我国借鉴或移植这些制度时提供若干辨识和选择的参考材料。

总之，这套《论丛》是一套主要以中国宪法、宪法性法律和宪政制度为素材，同时参考国外、境外的宪法、宪法性法律和宪政制度的相应材料，研究宪政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中国宪政建设提供理论指导的学术丛书。我国学界对宪政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研究成果很少，有分量、有深度的研究成果更少，但愿我们这套《论丛》能推动我国宪政研究向前发展一步，为改变我国宪政研究的落后面貌有所贡献。

是为序。

姜明安

于北京八里庄公寓

2005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