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今日古典儒家政治哲学为何仍然相关

1.中国哲学在现代的重要性与对中国哲学的哲学进路

对我们中国哲学工作者而言（这里“中国哲学工作者”指的是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人），中国哲学是一个丰富的、应该给予严肃对待的传统。但是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是，不管中国哲学传统有多丰富，如果中国还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上不重要的国家，中国哲学就不会被这么认真地对待。[1]这不等于说中国哲学家只是在并只应当搭中国崛起的便车。中国是在崛起，但是一个崛起的中国所要带来与传播的文化信息又是什么呢？难道中国人与西方的殖民主义者、资本主义者、玩弄现实政治或权力政治（realpolitik）的政客是一路货色，只是比他们更会玩他们的游戏？也就是说，难道中国人只是一群没有自己特色的、被国家利益与经济利益所左右的动物吗？更糟糕的是，中国所要做的是不是要先富强再复仇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自我认知、自我重建，以及世界对中国的接受等等都有着重大意义，它也恰恰是中国哲学家可以对中国崛起起到建设性的角色的地方。成功的经济本身是不能保证中国哲学家能扮演这个角色的。传统中国哲学本身的丰富是中国哲学家能扮演这个角色的保证。

但是，传统中国哲学有那么丰富吗？孔子与《老子》作者的思想是在他们生活的政治与社会环境里生发出来的；他们没有见过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所见过的那么多样的政体；他们从来没听说过自由民主与人权。所以有人会说他们的思想在今天不可能还有太大的相关性。但是，这么说的人忽略了下面这个关键的问题：作为哲学的——而不是作为某个特定时代、地域与人群的意识形态的——中国哲学是超越时间（时代）、空间（地域）与特定个人或人群的局限的。这一超越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它所处理的是哲学问题，即那些也许来自于却又不局限于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哲学家的问题。[2]比如，希腊城邦绝不是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但孔子与柏拉图都面临着派阀分裂（factions）与家族（私）对国（公）的威胁的问题。这个共通的问题就使得比较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法变得有趣与重要。[3]又比如，春秋战国也许与近代欧洲迥然不同，但它们却可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中的一个是基于出身的封建等级制度的消逝与对能直接管治地域日渐广阔、人口日渐众多的新政体之需要的出现。就这个及其他共享问题，这两个不同时代与地域的一些哲学家也提出了类似的政治主张。[4]

对古代中国哲学的现代相关性问题，我们也可以诉诸冯友兰提出的一个区别。他区分了两种讲授、研究中国哲学的进路：照着讲与接着讲（冯友兰1999，200）。接着讲的前提是将中国哲学当成一个在不断变换的情境下的活的传统。如《诗经·大雅·文王》里所讲，“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这里并不想否定更“小学”的（classicist）、更历史学的与社会学的“照着讲”的重要。但我采取的是更哲学的对中国哲学的“接着讲”的方法。这是因为后一种方法对显示传统中国哲学在当代全球化世界中相关性起着关键的作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小学进路与哲学进路间的区分只是程度上的区分。坚持小学进路的纯粹要预设两个形而上学的信条：第一，原作者有一个客观与确定的理念，这个理念被弗雷格称为“意义”（sense）或“思想”（thought）。[5]这个理念是柏拉图理念的内在化。第二，小学家有获得这个客观意义或思想的途径。但维特根斯坦与蒯因等哲学家有力地挑战了这两个信条。另一方面，坚持哲学进路的纯粹有可能导致哲学家对原作者的随意阅读。哲学家的这个阅读自身有可能是有趣的，但我们很难说它是基于对原作者的学习上的。

很明显的是，对待中国哲学接着讲的哲学进路在根本上是比较的。这是因为我们要回答当今时代对中国哲学的种种挑战。在这本书里，我自己的关注焦点是早期儒家，尤其是孔子的政治哲学。对与我有类似关注和采取类似进路的人来讲，我们要问的是这样的假想问题：“孔子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会对民主与人权有什么看法？”，“如果孔子读了《理想国》的话，他会说什么？”，等等。通过让古典儒家对当代问题“进行评论”，通过让他们与西方有同等重要性的思想家进行“对话”来互相解释、评论、批评，我们会澄清和揭示隐藏起来的儒家思想，并将其发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