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根据对传播学定性研究的特性，我们知道，定性研究的逻辑基本是归纳性的，即试图通过对日常的、个别的现象的研究归纳出一定的规律来。

具体来说，定性问题的来源大致可有以下三种：

1．公共议题

公共议题是涉及公共领域的问题。在现代公民社会中，公共议题涉及社会的多重成员。社会成员就与各自利益相关的目标、地位、资源和权利等进行交流和协商，于是便形成了公共议题。交流和协商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相反，往往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不满、斗争和妥协的。交流和协商过程中的这些“问题”，就构成了定性研究的问题来源。

近些年来，北京市政府为出租车费价格问题，举行了多次听证会。出租车费是一个涉及北京市众多市民之利益的议题。听证会可以给相关社会成员提供一个就该议题进行交流和协商的场所和方式。出租车费听证会邀请了市政府的有关管理机构、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司机和乘客的代表参加。这些成员代表了有关问题的不同利益，他们可以通过听证会厘清问题的焦点，表达自己的主张和不满，最终达成妥协，形成合意。

类似的听证会，从它的发起，到代表的比例的确定和选拔，到具体议题的设置，到讨论的程序的确定和实施，到辩论的过程和决议的形成等，都可以是传播学研究的课题。就出租车费听证这个问题来说，我们不断地听到公众对它发出置疑和不满，如，认为听证会参加者的选拔，特别是代表司机或乘客的参加者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是具有一定特征的，比如，司机往往是各个出租车公司的劳模。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他们被认为并不能代表广大司机的利益。如果我们把听证会看做一个传播行为，我们就可以提出如下的问题：在这种传播行为或活动中，谁是行为的发起者？谁有地位和权力确定传播行为（听证）的参与者？传播中的议题是谁设定的？在传播（辩论和形成决议）的过程中，有哪些主导的因素，有哪些干扰的因素，是否有议题的转化？如果有，是如何发生的？最后，媒介（如果将媒介的报道等同于舆论的话）对听证会的召开是如何反映的？媒介的报道（如时机、规模和形式等）对决议的形成是否产生了影响？

2．学术研究

许多传播学的定性研究问题来自学术研究本身的需要，其研究不一定具有短期的功利效果。寻求此类课题的关键是从本学科的理论体系出发。

每一个学科和学科分支在特定的阶段，都有其关注的有待回答的问题。下面就以媒介的受众研究为例，来说明在这个领域中可能有待回答的问题：

——理论之间的矛盾和差异：旧有的理论受到新的现象和新的理论解释的挑战。媒介受众研究中，媒介的强效果理论与之后的有限效果理论在对媒介的影响和受众对媒介的使用等方面，有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解释；而更后的受众的文化研究则是在发现和否定先前理论的弱点的基础上提出的。

——理论的不完整：比如，在关于电视在家庭环境中的使用的理论中，兄弟姐妹之间使用电视过程中的互动，可能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归根结底，定性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发现”那些还不完备的，或未被研究的领域。

——某种未被解释的现象和行为：比如，已有的研究和理论揭示了电视受众是如何解读电视广告中的明星形象和他们所代言的产品的。但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受众解读的方式和结果可能更多样化，出现一些新的模式。定性研究的实地考察方法可以细致地捕捉到这些“新”的现象。

——方法上的探索：与定量研究方法相比，定性的方法更具有灵活性。在实施中，研究者可以根据实际进展，随时调整研究计划。因为，归根结底，定性研究是从研究实际出发，总结归纳出具有概念和理论意义的结论。具有“实验”和“创新”特点的研究方法，可能会对理论的建构作出贡献。传播学的许多成果，都是由于应用了新的方法而取得的。

3．组织需求

研究课题的另一个来源是社会组织的需要。政府、企业等社会组织基于不同的社会功能和目标，需要发展自身，不断地制定和修正政策和策略。国家制定有关传媒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依据、媒介的市场研究和调查等，都属于此类研究课题。通常，我们可以将此类研究称为政策研究或经营管理策略研究。

组织需求类的课题都具有应用性强、短期成果显著的特点。因此，这类课题比较容易得到组织的支持和经费上的赞助。在实际的研究中，此类课题的数量要大大地超过其他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