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交易费用理论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解释

一、交易费用理论的解释

交易费用理论（the transaction cost theory）被大量的学者用来解释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问题，是目前运用得最多、最热门的理论。早期的交易费用观来自内部化理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跨国公司市场进入模式的不同，实际上是公司控制与所有权的形式不同。当公司进入一个市场时，公司的资产与公司的控制和所有权会存在某种联系。例如Anderson and Gatignon（1986）认为，进入模式的选择是由进入者的控制程度决定的，最有效率的进入模式是一个关于控制与资源承诺相互取舍的方程。当公司需要控制并维护母公司在外国分公司的特定资产时，它往往选择一种高控制的模式，如独资形式；而当公司在国际化扩展中需要获得外国某种互补性的资产时，公司会选择低控制形式，如合资形式。在这一过程中，根据经济学的假设，公司必将强调成本费用的最小化与效率的最大化。例如，公司选择合资形式时，要考虑技术泄露、搭便车（商标与商誉）等风险。合约与合资协议的不完全性也会使合资伙伴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使公司不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的资产。因此，公司在选择进入模式时，必须很好地权衡这些成本费用。

后来的研究则将交易费用视为一种因素，与其他非交易费用因素（non-transaction cost factors）结合起来对折中理论进行补充。其中非交易费用因素包括政府管制、东道国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以及战略因素（Gomes-Casseres,1990; Hill, Hwang, and Kim,1990; Kim and Hwang,1992; Delios and Beamish,1999）。例如Chi and McGuire（1996）就创建了一个非常精细的模型来研究交易费用与战略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对公司是否选择合资形式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的交易费用理论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分析基础。威廉姆森（1975）在一篇与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相关的文章中曾经指出，跨国公司不选择授权或其他进入模式而选择所有权高、控制力大且风险较大的直接投资形式，其主要原因在于交易费用过高。1985年他又指出，当企业向海外市场扩张时，会权衡利弊，采用一种组织结构——市场或层级制组织，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交易费用。跨国公司一方面可以通过层级制或组合的进入方式来保护其知识产权，降低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组合方式的控制费用（Erramilli and Rao,1993; Hennart,1989）。由于存在这些费用，组合方式未必比市场方式更优（Hennart,1989）。因此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会权衡组合方式的益处与其带来的控制费用，从而确定其进入模式。Davidson and McFetridge（1985）也认为，由于存在市场失效，因此内部化是会带来收益的。然而，这种收益必须与其费用相比较，其中包括管理、运营等费用。

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论是以资产专用性与机会主义为分析基础的。在进入模式问题中，资产专用性会导致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产生合约风险。当合作的一方通过卸责（shirking）、搭便车（free ride）或技术传播过程从另一方所依赖的事物中获取利益时，机会主义行为就会发生了（Hennart, 1991; Hill, Hwang, and Kim,1990; Gatignon and Anderson,1988; Williamson,1985）。为了保护专用的资产不被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困扰，公司往往会选择高控制结构，如独资方式（Makino and Neupert, 2000; Hennart, 1991; Gatignon and Anderson,1988）。当公司拥有较少的专用性资产时，也就不会太注意机会主义行为与技术保护，而是更为关注进入模式的效率问题。交易费用理论认为，当机会主义的威胁降低时，合作的进入模式效率更高。也就是说，具有高资产专用性的投资，倾向于选择独资形式，而低资产专用性的投资，则倾向于合资的形式。

在威廉姆森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认为资产专用性、行为的不确定性与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带来两种主要的交易费用：市场交易费用与控制费用（Williamson,1985; Hennart,1989; Williamson and Ouchi,1981）。威廉姆森等（Williamson,1985; Williamson and Ouchi,1981）认为，相互作用的频度也会影响交易费用，但是在进入模式的研究中，交易是连续的，分开测量频度因而被排除在外（Brouthers and Nakos,2004; Brouthers and Brouthers, 2003; Erramilli and Rao,1993）。在运用交易费用解释进入模式的文献中，一般对三种维度——资产专用性、行为的不确定性与环境的不确定性进行衡量，从而达到衡量交易费用的效果（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

二、相关解释的发展

在该交易费用理论的基础上，后来的一些学者，如Brouthers and Brouthers（2000）、Delios and Beamish（1999）开始拓展原有的交易费用理论，最明显的就是加入了制度与文化因素。

（一）制度因素

North（1990）曾经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必须与制度相结合，因为制度提供了一个交易的前提条件。Delios and Beamish（1999）认为，将制度因素加入到交易费用理论中是合理的，因为“它们（制度因素）是指决定产权的条件，并且提升了风险”。例如，一些国家的制度会对公司的进入实行不同程度的管制，其中就有外方对合资公司的所有权不得超过一定限度的法律规定。另外，Meyer（2001）认为，公司在选择不同进入模式时，是根据不同制度框架下的交易费用来进行调整的。从中央计划系统转向市场经济会导致一个制度框架上的变更，因而具有不一致性与不稳定性，这显然会带来较高的交易费用。跨国公司进入一个国家时必须根据当地的制度调整战略，并且减少过多地暴露在高度不完善市场的机会。他还分析了公司因转换而带来的费用是如何影响进入模式选择的，并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制度会影响进入模式的选择。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结合制度观对进入模式进行解释的还有Yiu and Makino（2001），他们利用交易费用理论与制度理论作了一个以364家日本公司海外分支机构为样本的分析。分析的结论支持了他们的论点，即加入了制度因素后的交易费用理论，其解释力增强了。

（二）文化因素

学者们认为文化的影响应分为两种：一种是母国文化特征的影响，被称为国家特征理论（national character theory）；另一种则是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的影响。

国家特征理论的代表人物是Erramilli（1996），他从原有交易费用理论中“交易费用决定控制模式”的思路出发，认为来自特定国家的公司对一定水平的所有权具有内在特定的愿望，因而传统的交易费用理论假设下的所有权水平、市场模式代表了默认的选择是不够严格的。为了验证这一假设，Erramilli检验了国家文化对所有权水平的影响，他运用了两个由Hofstede（1980）发展出来的国家文化指数——权力差距指数（PDI）与风险厌恶指数（UAI）进行分析。后来Makino and Neupert（2000）对日本与美国公司所作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Erramilli的国家文化特征理论。

另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不是国家文化特征，而是文化距离影响了进入模式。Hennart and Larimo（1998）检验了不同文化背景条件下（日本与芬兰）的公司在美国投资时会选择独资还是合资。他们检验了国家文化指数UAI及PDI的影响，以及芬兰与日本相对于美国的文化距离指数。日本比芬兰有更高的UAI及PDI。日本与美国的UAI及PDI比起芬兰与美国的UAI与PDI更为相近。与此同时，Hennart和Larimo还用文化距离的程度来代表在东道国获取知识的难度，并将它作为一个关键的变量。他们认为，当文化距离增加时，公司通过实践获取当地知识会更为困难，费用也就更高。因此，公司更倾向于建立一个合资公司，以便从当地合作伙伴那里获取知识。与Erramilli等人的结论相反，Hennart和Larimo发现，在美国，日本公司比芬兰公司更倾向于采用合资公司模式。文化距离比起国家文化更有解释力，而在国家文化特征观中，母国的国家文化对企业的所有权模式有内在的本质影响这一观点则是站不住脚的。至于文化的影响到底有多深，在这些研究中都没有定论。Hennart和Larimo的研究还表明，文化距离对进入模式的影响较大，而文化特征的影响则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他们不能够肯定的是到底是文化距离的影响还是政治风险的影响对进入模式的选择发挥了作用。另外一些研究则表明，交易费用因素对于推测公司选择合资还是独资非常有效（Makino and Neupert,2000），不用考虑公司的国别。

值得注意的是，用文化距离来解释进入模式陷入了一个困境，那就是同样强调文化距离的作用，但学者们常常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1）文化距离越大，公司越倾向于合资

Anderson and Coughlan（1987）发现美国的制造业公司在与其文化距离较大的日本与东南亚，倾向于建立合资企业。Kogut and Singh（1988）也发现，文化距离越大，到美国投资的公司越倾向于建立合资公司。Erramilli （1991）考察了服务业的一些公司样本并发现随着文化距离的加大，公司越发倾向于选择合资的进入模式。Chu and Anderson（1992）的研究则表明，美国到拉丁美洲与日耳曼语系国家投资的制造业公司更偏爱采用合资的进入模式。Kim and Hwang（1992）的研究也发现随着文化距离的加大，美国的制造业公司更倾向于采用合资的方式。Erramilli and Rao（1993）在考察了美国服务业的一些样本后也发现，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加，服务业公司更倾向于“控制分享方式，而不是完全控制方式。”Fladmoe-Lindquist and Jacque（1995）的研究支持了Erramilli与Rao的观点。Gatignon and Anderson（1988）以及Agarwal（1994）在对制造业的相关研究中也发现在文化距离大的市场中，合资模式更受青睐。

（2）文化距离越大，公司越倾向于独资

与持上述观点的学者不同，另一些学者认为文化距离越大，公司越倾向于独资。这是因为以下因素会提高合作的费用：第一，东道国环境的易变性会使公司无法预见所有的偶然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交易费用会上升。（Sutcliffe and Zaheer,1998; Klein et al.,1990; Hennart,1989）第二，东道国市场的易变性也会阻碍公司履行协议，从而增加交易费用。（Sutcliffe and Zaheer,1998; Klein et al.,1990; Hennart,1989）第三，东道国难以寻找到合作的伙伴，投资公司因为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而增加了机会主义行为，带来交易费用。（Erramilli and Rao, 1993; Hennart, 1989; Anderson and Coughlan,1987）第四，内部的不确定性使得公司难以评估合作伙伴的绩效，而公司选择独资雇用员工可能更利于监督（Erramilli, 1991; Hennart,1989; Anderson and Coughlan,1987; Bowen and Jones,1986）。

还有一些研究不支持上述的任何一种观点，例如Contractor and Kundu （1998a,1998b）在对酒店业的研究中，并没有发现社会文化距离与进入模式选择具有明显关系。上述截然相反的研究结论使得对文化距离的研究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局面，因此，Brouthers and Brouthers（2001）与Shenkar（2001）认为当前对文化的相关的实证研究是模棱两可，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三、评述

持交易费用理论观的学者们认为，交易费用是影响跨国公司进入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后来的学者们在交易费用的基础上加入了制度与文化这两方面的内容，其中对文化的讨论最为激烈。不管他们的结论如何，这一现象都是值得注意的：为什么对交易费用进行分析离不开对文化的研究？实际上，文化本身就是需要解释的“现象”，人们无法确定文化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由文化的模糊性决定的。当理论上的解释遇到困难时，人们往往喜欢把无法解释的现象都纳入到文化范畴之内，所以文化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包含有丰富内容的概念，而其中的内容恰恰才是解释问题的关键。文化不是一个最终的元素（或概念），我们必须研究“文化内”的东西。Brouthers and Brouthers（2000）对此作了有益的尝试。他们认为，之所以要将文化因素加入到交易费用理论之中，是因为文化因素会影响管理费用与对目标市场的风险衡量。他们把文化差距与风险结合，试图解决目前文化差距研究中结论相互矛盾的问题。他们考察了西方公司在中东欧的投资情况，发现合资或独资进入方式确实与文化差距有关，但这取决于目标国的投资风险水平。公司进入一个低风险、文化差距大的国家往往倾向于选择合资的进入方式，与此相反，公司进入一个高风险、文化差距大的国家则往往采用独资的进入方式。由此他们认为自己找到了解释不同学者关于文化差距的研究存在矛盾的原因，投资风险的加入能够缓解文化差距解释力不足的问题。

交易费用理论提出后，也受到了部分学者的抨击。一些学者批评这一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公司投资的所有权模式选择（Gatignon and Anderson, 1988; Palenzuela and Bobillo,1999）。Parkhe（1993）则质疑交易费用理论假设的经济人倾向与机会主义行为，他认为经济人对信任的倾向会因不同国家的不同战略伙伴而不同。同样，Shane（1994）也认为不同国家的不同信任水平会影响交易费用，从而影响国际化与进入模式的选择。对交易费用理论质疑最多的是持资源基础观的学者，例如Madhok（1997）比较了交易费用理论与组织能力理论，认为从“费用”的分析框架转为“价值”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公司的边界才是合理的。国内学者张一弛、欧怡（2001）在一篇关于市场进入模式的研究述评中总结道，国外认为交易费用理论“对解释制造业的公司和服务业的公司，尤其对于解释公司纵向合并非常正确”，不足之处是“它忽略了公司战略对决策的影响，不能解释单个决策本身并不能达到交易成本最小或效率最大的结果”，但他们在最后总结“目前市场进入模式的研究分支和未来发展方向”时，又写道“运用现有的选择理论研究某国企业进入其他国家市场的模式，大多数的研究使用的是交易成本分析的模型”。

本书认为，尽管交易费用分析模型目前仍然是研究一国企业进入其他国家市场选择模式的主流理论，但大多数学者依然沿用的是威廉姆森所发展的以资产专用性与机会主义为分析基础的交易费用学说。由于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范围较窄，所以其解释力存在局限。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学者们一般在运用交易费用分析进入模式时会引入制度、文化与风险变量。本书将放弃这种狭义的交易费用理论，从广义的角度来对交易费用进行分析，即在张五常定义的交易费用框架下进行研究，避免出现“威廉姆森式交易费用学说”的不足，延续科斯-张五常交易费用学说中的合约角度进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