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乡村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脉络

晚清以降，中国乡村社会系统、文化系统、政治系统乃至组织系统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民国以来的中国社会进程实际上是中国农村经济崩溃的过程，是中国广大农民贫穷化的过程。旧时代的矛盾依然存在，新的社会矛盾又闯了进来，再加上外国侵略和天灾人祸诸种因素，农村问题遂成为引人注目的大问题。到20世纪30年代，“农村危机”、“救济农村”成为非常强烈的呼声；“复兴农村”、“乡村建设”、“农村改进”、“改革土地制度”成为一股强劲的浪潮。那时在几乎所有政党政派的政治纲领中，都有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主张。

换句话说，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之一。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既承负着现代化进程也承负着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双重困厄，因而乡村社会变迁更多地表现为危机的加剧、交错和寻求解脱危机的步履维艰。在20世纪上半叶急切探求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出路同时也是探求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讨论中，学术界、政界、思想界、文化界、舆论界等各以自己的认识和思考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所谓重农主义派、重工主义派、工农并重派、农村复兴派、都市建设派、资本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民生主义派、放任主义派、统制经济派、合作运动派、交通建设派、生产建设派等都试图在自己的学理论证框架中提出改造和建构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任何模式都有其学理层面的价值，也有其现实试验的意义。

1949年之后，基于对乡村社会传统组织力量的体认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政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渗入和控制基层社会各个领域，重新组织了基层社会。因此，乡村社会的转型是在打破传统组织力量，建构一种社会主义权力结构中进行的。

改革后的乡村现代化进程对传统组织力量的改造过程说明了一个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乡土传统浓厚的国家，重构现代化进程的政治基础关键在于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平衡点。“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力量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干扰而已。”建国后的前30年，“可以说是传统与变迁找不到一个平衡点的时期，其原因在于以‘运动’为特点的‘规划的社会变迁’对传统给予过分的否定，而对‘速度’过于重视。”

但是，无论是在怎样一种意义下进行和规划的社会变迁，1978年以来，中国的乡村确实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民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并释放出大量劳动力；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使农民走上致富之路，而且支撑起中国经济的半壁天；小城镇的崛起，既成为乡村与城市的连接部，又成为中国乡村都市化的动力等等。但这种描述仅仅是从制度和组织形态出发、以政策和理论的演进和描述为基础而得出的。中国乡村社会在20世纪以来的变迁过程，因为其历史背景和社会系统在不同区域的复杂性，即使是规划性的社会变迁也只是在结构和社会表层进行的。一旦这种规划的动作结束了，乡村社会在不同区域的文化特性和社会组织形态便重新趋向它们原有的形态，并结合现实性形成了不同的特色，如何认识这种种复杂的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过程，不同的利益群体做出了不同的探索和回答，因而便有了从各个视角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关注。

概括而言，自近代以来，社会各界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关注便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热点，在一个多世纪的乡村发展中，积累了对中国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特征、信息传播网络、信息传播模式及效果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领域主要是围绕乡村社会的发展而兴起的，并伴随着相关的社会运动和事件。这里分两个部分进行论述。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性人物有：费孝通、毛泽东、乡村建设派中的学者们，他们对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观点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得到详尽的论述。

一、围绕乡村社会发展的研究领域的兴起

最初对乡村社会的关注，是从乡村社会学的传入开始的。20世纪初，乡村社会学传入中国。早期的中国乡村社会学主要是引进和移植。最早的乡村社会调查是1918—1919年由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库尔普（Daniel Harrision Kulp）指导的广东潮州凤凰村调查。其内容涉及地势、人口、种族、经济、治理、风俗、社团、教育、美术、娱乐、宗教等方面，是一次完整的农村社会调查，调查结果于1925年在美国发表，书名为《华南农村生活》（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1924年顾复的《农村社会学》出版，是中国第一部乡村社会学著作。20世纪20年代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农村进行了一系列社会调查，著名的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6）、《兴国调查》（1930）, 《才溪乡调查》（1933）。并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于1934年创办了刊物《农村中国》。40年代以后，中国乡村社会学会强调社区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吴景超、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其中费孝通的《乡土中国》（1948）和《江村经济》（英文版，1939）影响较大。1949年之后，乡村社会学曾一度中断了在学科意义上的研究。1979年其研究传统得以开始恢复。1986年，华中农业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乡村社会学专业。

乡村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很宽泛，包括：乡村区位结构研究、乡村社会结构研究、乡村社区体系研究、从乡村角度研究城乡关系、乡村生活方式和水平的研究、对乡村社会问题的研究、对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包括变迁过程和发展趋势，导致和制约变迁的各种社会、心理因素，乡村发展的目标模式和乡村现代化等。乡村社会调查在乡村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并建立了一系列乡村社会调查指标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有农业生产调查、乡村人口调查、乡村家计调查和乡村教育卫生调查。

正是基于上述的历史情境、社会发展背景和学科建设，改革开放30年来乡村社会学无论在学术建设还是在社会发展中都做出了大量的很有价值的实证研究。同时，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其他相关社会学科的复苏，以及学科交叉性和边缘性的现象的出现，围绕乡村社会研究的学科领域越来越多，如农村发展、乡村治理等等。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非农化与城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内容，它既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导引的必然结果，又进一步推进了我国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乡村社会学研究者始终关注着非农化与城镇化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历史、现状及未来的趋势进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一批重要成果。其中较著名的是费孝通于1983年发表的《小城镇大问题》，以及大量的围绕小城镇问题的研究。

（二）农村社会组织机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结构、劳动力结构的变革引发并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分化重组。乡村社会学对组织结构变迁中的两个问题研究较为集中，一是因旧体制惯性作用与新体制尚不健全双重原因派生出的一系列问题；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中出现的新型社会组织。

（三）农民分化与分层研究：农民分化从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就开始了，但是分化的速度极其缓慢。改革以来中国农民的分化明显加速，其结果一是大量农民从土地上分离出来、从农业产业分化出来而转向非农产业；二是原先具有相同农民身份的人们分化为带明显阶层特征的群体。这一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他们对农民分化的前提与途径、结果与现状、未来趋势与社会影响作了深入探讨。

（四）乡村及乡村人口迁移研究：乡村人口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趋势日渐明显，关于乡村人口流动化的研究包括：当前中国农村的人口流动的基本状况和总体特征、农村人口流动的组织化问题、农村人口流动化的影响、农村人口流动与城镇化等。

（五）20世纪90年代开始围绕村民自治而兴起的农村政治体制研究。

二、与中国乡村传播学相关的事件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政府及各阶层人士不仅在政策层面着力关注中国乡村的发展问题，而且伴随着这些政策性口号采取了系列社会行动。这里从乡村传播历史事件的角度对此类社会行动做简要的描述。

（一）民国大西北开发运动：一场自上而下的乡村传播运动

1928—1930年，陕甘宁一带连续三年特大干旱，泾渭诸河水涸，可以行车，粮食无收，哀鸿遍野。政府机关和民间慈善团体拨款、募捐，进行救济。但面对这样严重的旱灾，似不能止于临时性的救济，应有进一步措施，因此国民党政府提出开发大西北。当时说的开发大西北，实际是开发大西北的农业。农业开发要依靠农业科学，可是那时西北地区竟无一所高等农业学校，因此开发大西北必须从兴办农业教育入手，为此决定筹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于武功。威胁西北农业最主要的是旱灾，兴修农田水利当然更刻不容缓。陕西籍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提出“十年万井”计划，即在西北广凿水井，用以灌田。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则在陕省当局支持下，全力以赴地兴建大型水渠以解决引水灌溉的问题。

兴办农业教育是开发农业的基础工作，1932年筹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至1934年部分校舍建成，开始招生。首先招收的是水利系本科预科各一班，又招收职业学校的农科、林科各一班。到1936年全部校舍建成，设水利、农艺、林业、园艺、畜牧兽医、农经六组，全面招生。抗战前夕，西部地区的高等农业学校除成都的四川大学农学院和上述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外，尚有规模很小的两所，一所是兰州学院1932年增设的农业专修科，另一处是重庆的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农业系。

1937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成立。1939年边区政府在延安南三十里铺开办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设农艺、园艺、畜牧三部，校内附设边区农业试验场。这些设施标志着边区政府注意到用近代科学来开发边区农业。1941年，该试验场并入前一年在延安杜甫川建立的光华农场。光华农场是以饲养奶牛、种植蔬菜果树为主的保健产品农场，边区农业试验场并入后，光华农场改称“光华实验农场”，其任务在于集中技术力量，从事作物及家畜的品种改良和耕作饲养技术的改进等实验。

（二）农民运动讲习所：乡村传播机构

1924年7月3日，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林伯渠创办。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39次会议通过农民运动的实施方案，根据林伯渠建议，决定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共办了6届。它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称为“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委派彭湃担任广州农讲所主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每届时间定为1个月，毕业后选派为农民运动特派员。在兴办过程中，讲习内容不断丰富，讲习时间也逐渐延长。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任务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才，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 “尤其是养成坚忍卓绝之农民运动战斗员。”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规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的报考条件是：“中国国民党志愿从事农民运动者皆得报考。”因此，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之取材，在第一二届，则以中国国民党员，志愿从事农民运动，而身体强健能忍苦耐劳者为合格；第三四届，则专招农民协会会员或佃农子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共办了6届，培养出772名毕业生和25名旁听生。前五届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改称为“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七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培养810名学员，比前七届学员的总和还要多。这些学员毕业后先后被分配到全国各地领导农民运动。这七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名义上是由国民党开办的，但是领导人、教员以及学生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这七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影响下，地方性的农讲所也建立起来了。这些农讲所的学员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农会，成立农民自卫军，为农民协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毛泽东1924年在湘江学校开办“农村师范部”,1925年回韶山开办18所农民夜校，1926年在广州主持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对农民进行革命启蒙教育。

（三）新生活运动：一种间接的乡村传播模式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宣布发起新生活运动。随后又相继发表《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3月5日）、《力行新生活运动》（3月11日）、《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目的》（3月19日）、《再解释新生活运动》（3月26日）等一系列演讲。为了推行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决定运动分三项进行，先以宣传，继以指导，后以纠察。宣传方面，利用报纸、通讯、杂志，发行小册子、传单、标语、电影、广告，并召开市民大会，举行提灯大会，请名人演讲等；指导方面，除召开各团体代表大会，加以详细指示外，并组织指导队，进行实施指导，请各学校选派学生，利用星期日挨户指导；纠察方面，由行营、政训处、省市党部、宪兵团、民众教育师资培训所、中国文化学会南昌分会、青年会会员等，组成17个队，分布全市各地，实行纠察。以上工作纲领确定后，运动即渐次展开。3月11日，在南昌市举行了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18日夜又举行了提灯大会。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发纫后，各省市县纷起响应，相继成立7分会支会。为了统一思想，蒋介石亲自制定了《新生活运动刚要》（以下简称《纲要》）。根据《纲要》,1934年7月1日，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介石自任总会长，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任总会主任干事，邓文仪为副主任干事。总会设调查、设计、推行3股，并聘请何应钦、陈果夫、张群等33人为指导员，李焕之、李厚微等22人为干事。同时迁移了会址，补充了专职人员、制定了各项规章，编印了刊物。自此，新生活运动进入自由发展时期。

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内容是：①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礼为四维之首，就是规规矩矩，不犯上作乱；② 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做起。规定要拔上鞋跟，扣齐钮颗；走路靠左，胸部挺起；和洽邻里，同谋公益等；③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标准。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绝对统一，绝对团结，绝对服从命令；④ 以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特别是军事化为目标。随时准备捐躯牺牲，尽忠报国。

1934年7月至1937年新运总会由南昌迁到南京，又增设妇女指导委员会，以宋美龄为指导长。抗日战争中，“新运总会”先后迁到武汉、重庆，其工作也转向全力支援抗战，开展战时服务。1945年后日本投降后，新生活运动总会于当年10月成立南京办事处，并由前军委会战地服务团服务总队，就近协助甫经光复地区的新运工作。1949年随着国民党的溃败，历时十余年的新生活运动也宣告结束。

（四）乡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传播运动

从西周开始，中国便有了“乡学”的名称，其后又有乡校、社学、村塾之设；清末民初，张密又在南通试行过“村落教育”。这些无疑都属于乡村教育，然而远未构成运动。形成社会运动的则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乡村教育运动，其旨在从教育农民着手以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

1919年，余家菊在《中华教育界》上，先后发表《乡村教育之危机》、《乡村教育运动的涵义和方向》两篇文章，首先倡言乡村教育。其后，在美国研习乡村教育的留学生博葆琛、赵叔愚归国，将美国、丹麦等国家的乡教理论和实效进行介绍，乡教运动也逐渐转入筹备试验的行动阶段。乡村教育形成运动是在1927年以后。其标志是晓庄师范（全称为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8年8月改名晓庄学校），由陶行知所创办。1928年5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通过了多件有关乡村教育的提案；而普设乡村师范的建议，后来也为政府所采纳。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自1923年10月由晏阳初任总干事后，主要在城市从事平民识字运动，后来由分析文盲数量而注意农民，因研究农民教育而移往乡村。1926年该会选河北省定县为华北试验区，特从翟城村入手，进行平民教育、农业改良、社会调查等工作。至1929年该会才集中全力以县为单位在定县进行实验。他们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来进行生计、文艺、卫生与公民“四大教育”，企图解决他们所谓中国农村的“四大病”，即：贫、愚、弱、私；并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建设”。由于得到美国民间募捐的资助和国民政府的支持（批准在定县设立“县政研究院”），发展很快、影响很大。1939年因局势原因结束定县的实验后，又转至湖南、四川继续展开。1949年后，晏阳初的乡村教育实践，甚至推展到国际范围。

梁漱溟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及其头面人物于1929年在河南筹创了“村治学院”；又于1931年在山东成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除指导研究生和训练乡村服务人员外，并在邹平、菏泽两个实验县办理乡农学校、乡学村学。这种学校是把中国宋朝、清朝曾推行的“乡约”制度加以修改补充，以学校为外貌，由乡“村领袖”（地主绅士）“学众（农民）”和“有志于乡村运动”的知识分子（教员）组成。这实际上是“政教合一”的组织，是政治、经济、教育、自卫的综合体，既对农民进行宗法思想教育和地主武装训练，又行使一乡（村）的行政权力。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附设有农场，供本院学生进行农业实习，又是实验县农业推广的场所。

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26年曾在江苏昆山徐公桥设立乡村改进区，推行社会教育，改进小学教育。他们的目的是：提高文化，培养新农民，使农民有自治能力，同时改进农业。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陶行知于1926年主张以乡村学校作为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强调要教育农民有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本领，能自立、自治、自卫等，并筹办晓庄学校，于翌年春开学，成为乡村教育运动的重要阵地。他企图用教育来改造乡村生活，带有空想的成分，但他反对封建传统教育和，教育，这是有进步意义的。晓庄学校被国民党政府封闭后，陶行知又创办山海工学团，注重培养农民在军事、生产、科学等方面的能力。

20世纪30年代期间，以高阳为代表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设有研究实验部，在无锡设了惠北实验区、北夏实验区等，进行乡村成年民众教育、电化教育、农事教育，实行改良蚕桑、养鱼植树开荒，增加农业生产等。

除了江苏无锡、河北定县、山东邹平等处和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在巴县开展乡村教育运动外，还有上海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的工学实验；浙江湘湖省立乡村师范学校的农工试验班；大夏大学民众教育实验区民生本位的教育实验；燕京大学设立的农村建设科及清河试验区以及南开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与“平民教育促进会”曾合组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等，都曾进行过研究实验及训练工作。“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于抗日战争时期移至贵州定番，改称“农村建设协进会”，下设乡政学院，训练各校学生。重庆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是在四川乡村建设学院的基础上建立的，该院于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巴县等地进行乡村建设的研究实验工作。晏阳初也于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附近的歇马场创办乡村建设育才院，后改为乡村建设学院。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乡村教育系于抗战后改为乡村建设系，在该系任课的教师主要来自定县、邹平和无锡；该系曾编辑出版《华西乡建》刊物及《乡农报》等。1934年《民众学校规程》颁行后，民众教育的名词逐渐占了上风，乡村教育逐渐沉寂。究其实质，各县的民众教育馆及民众学校，依旧是面向乡村及农民的。

（五）土地改革：由外及内的乡村社会的整体传播

1949年10月以前，全国大约有1.19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这主要是抗战以来中共所管辖的地区。1949年冬天，在中共新解放的一些地区，主要是华北的一些城市的近郊和若干地区，加上河南的一半地区，总共有0.26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将来在南方新解放区，必须“首先有步骤地层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一二年后“实现减租减息的任务，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1949年9月的“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将“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南方新区土地改革的启动是在1950年6月。当月14日，刘少奇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提出1950年冬天完成土改的地区大约一亿农业人口，1951至1952年是1.64亿农业人口的大部分地区，余下0.2亿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暂不进行土改。土地改革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路线，也是它获取农民支持的基本手段。建国以前的土地改革，被作为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现在，民主革命大致结束，新区土地改革的推行，已经不仅为了最后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且被当作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必要环节。

（六）农业合作化运动：乡村内部的传播活动，以外部推动为特征

农业合作化是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业集体化。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9年10月至1953年，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地党委试行。此后，各地党委加强了领导，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到1952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到830余万个，参加的农户达到全国总农户的40%，其中，各地还个别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3600余个。

1952年冬至1953年春，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为纠正这种倾向，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8日发出了《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五年计划的指示》，于3月26日发表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并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4月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阐述了“稳步前进”的方针。10月15日、11月4日毛泽东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提出互助合作运动是农村中一切工作的纲，是农村工作的主题，说“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2月16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此后，农业合作社从试办进入发展时期。

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二阶段，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和发展。1954年春，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9.5万个，参加农户达170万户，大大超过了中央提出的数字。为了吸引更多的农民入社，国家从各方面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同年秋，全国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13万多个，加上原有的共22.5万多个。

1954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了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决定到1955年春耕以前，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到1955年4月，合作社发展到67万个。由于发展速度过猛，不少地方又出现了强迫命令、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的现象。中共中央在1955年初发现了上述问题，发出了一系列通知和采取措施纠正偏差。1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各地停止发展，集中力量进行巩固，在少数地区进行收缩。3月上旬，毛泽东提出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即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停止发展、实行收缩和适当发展。到1955年7月，全国原有67万个合作社，经过整顿，巩固下来的有65万个。1955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华东区、中南区和河北、天津、北京等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6月中旬，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关于到1956年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的计划。

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时期。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到1958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到1956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参加高级社的达总到农户总数的87.8%，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

（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种乡村文化传播模式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5月20日，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党内传达。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又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后十条”贯彻“前十条”的指导思想，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又指出了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政策。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规定将两个“十条”印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并在党内外宣读。此后，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从1964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社教工作进入到问题最严重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夺权斗争成为主要内容，广大基层干部受到冲击。这期间，从中央和各地领导机关组织了大批工作队，主要领导干部亲自蹲点，并且采取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到一地开展社教，在这些地方，社教工作由工作队领导，在许多地方组织了贫农协会代替基层组织乡基层干部，原来的干部大部分被赶下台，而清查的内容也由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为主的“小四清”转为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的“大四清”，许多干部受到伤害，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形成许多冤、假、错案。并且出现了混乱、动荡的局面。

为总结社教运动的经验，纠正这一时期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研究讨论社教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会议制定出了《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纪要》，其中规定了社教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将社教运动（包括城市和农村社教）一律简称为“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取消了城市“五反”运动的名称；会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截止1965年12月，全国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县、社进行了“四清”。

（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城乡传播的互动机制的创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历史因素相联系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有一定的困难，而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却是巨大的，全国合作化仅会计一项，就需要几百万人。

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首次公开提出动员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的问题，理由是：“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1955年8月30日，北京郊区五名青年杨华、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向北京团市委提出要求发起组织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申请，北京团市委批准了他们的请求，组织了一支60人的垦荒队。当时，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团中央书记处肯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勇往直前、战胜困难。同时又指出，组织大量的高小、初中毕业生到边疆去的条件还不具备，他们大多数家庭在农村，应在自己家乡为社会主义出力。毛泽东在1955年9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发出号召：“组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在正式公布的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首次明确把城镇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称之为“下乡上山”，说：“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这是党和政府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

20世纪60年代，单一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另外我国人口呈几何比例上升，城市就业的问题更是积重难返。同时，60年代又连续出现灾荒年，经济进入了空前的困难时期，再加上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经济出现低谷。为了缓解城市的压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项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长期工作被确定下来，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这一作法逐渐成为调节城乡劳动力的重要一环。

从1962年秋到1966年夏，4年共计下乡知青129万，它适应了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要求，减少了城镇人口，支援了农业生产和边疆建设。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编者按语，在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事迹后，引述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即在全国各地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到了农村劳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以及“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和“广阔天地炼红心”是这场运动的典型口号。

（九）农业学大寨运动：从理想到现实，一幅乡村传播的浪漫场景

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第一次代表中央概括了大寨精神：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了学大寨的号召：“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周恩来在报告中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将周恩来的这个报告下发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从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农业学大寨”五个字也就成了毛泽东的语录。“文化大革命”中，凡是报纸上和书籍中引用毛泽东的原话，都要用黑体字，以示格外重视。“农业学大寨”五个字也被用黑体字突出出来。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发[1980]83号）。这是农业战线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文件，它对持续十几年的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了总结和检讨。83号文件的转发，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盖棺论定，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发展模式的终结，预示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衰落。

（十）从新农村运动到新农村建设：乡村成为传播中心

理论界正式提出“新农村运动”概念的，是1999年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1999年林毅夫教授在一个小型讨论团体——“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的一次发言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就在同一年，他提出应该不失时机地进行“新农村运动”。政府对新农村运动目标的正式说法是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因而，由我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化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地区和生活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来启动广大的农村市场。

2006年2月21日新华社受权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文件指出，“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的关键时期，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取得突破进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

文件全文共分八部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切实加强领导，动员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因而，全国各个领域开始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从政治、经济、文化、金融、医药卫生、媒介等等领域展开了关于新农村建设理论上的探讨和实践上的典型之路的探索，至今仍在热潮中。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乡村的自上而下的一种传播机制的变革开始发生。至于这种传播机制对于中国乡村历史及现状的影响，乃至对于中国整个社会转型的作用还有待历史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