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乡村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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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乡村传播学的研究意义本节内容已在《中国乡村传播学》(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二章第55—62页中有所涉及,这里进行了修订、补充和更正。

一、认识中国当代乡村社会系统的综合视角

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革始于20世纪初年,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乡村占据绝对的优势,即使对于整个近现代史而言,近代化或城市化进程,其本质上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20世纪中国历史变革的走向、规律及其独具的特征,如果不从乡村社会研究入手,就很难真正获得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认知价值的认识王先明:《开展20世纪的中国乡村史研究》, 《光明日报》2000年12月1日。。因而,如何从各个角度来相互补充从而更好地解剖中国乡村社会便既具有学术意义又具有实践意义。传播学在中国乡村社会中发展状况的研究,其意义由此展开。

(一)厘定乡村概念的意义

信息是一种现代社会各个层面都在使用并从不同视野里界定的概念,信息理论的广泛意义成就了各种关于信息社会的现代意义上的看法,这种观点的优劣姑且不论,至少在一个层面上说明了信息对现代社会的含义。

乡村传播学的研究意义,从信息学的角度便是首先可以用信息的概念的模糊性来重新看待“乡村”这一概念,“乡村”:在我们的视野里的日常含义是什么?在规范化的世界里,“乡村”又是什么概念?经验意义上,乡村是相对于城市的概念系统,相对于城市的开放、现代、繁荣和发展而言,乡村是封闭的、保守的、落后的和停滞的。在社会化的视野里,乡村是一种地理区划的概念,有人文的传统和特定的文化传承;对于现代的市场经济发展而言,乡村正在成为或者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惯常使用的品牌了;而在学术视野里的研究意义的变迁,同时也提供了认识乡村概念的不同的角度。

通过界定乡村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乡村传播学在中国的传者和受众所持有的立场首先是中国乡村社会的立场,这种立场的选择使得其他一些无论是工业化还是非工业化、城市与乡村在地理和人文上的区分变得不重要了。就传播学的视野而言,乡村是一个与“我们”所拥有的城市主位立场完全不同,它是“我们”所生存的传播生态和信息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它是一个独立运作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社会系统中的人群以及他们的所固有的观念、行为、文化、意识及其制度干预和历史传承共同构成了传播学视野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中的“乡村”这一传播学意义上的概念,与之相关联的是乡村社会这一传播系统。传播学视野下的“乡村”进而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这一完整的社会系统。

(二)阐释中国乡村社会系统变迁的传播学角度

从传播学角度对于中国乡村概念的厘定,无疑拓展了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视野,换言之,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乡村社会的系统变迁,其意义不仅仅是学术上,更多的是现实层面的。当代社会学学者在关注中国乡村发展现实的同时,已经逐渐将视角延伸到“日常生活”和“下层民众”,乡村传播学的学科积淀本身就是日常化的和民众化的,对于认识中国当代的乡村社会及其组织机构的形态更能提供比较现实可行和真实性的研究视角。

因此,乡村传播学在中国的研究意义在这里转换为如何更好地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问题。从乡村传播学的视角,利用传播学的模式和认识规律来重新划分中国乡村社会的各种信息系统的发生发展和历史演变过程和现实的逐渐转型过程,并结合中国乡村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缓慢地瓦解而又保留的原有特性,对传播的每一个环节加以剖析,这样的研究视角既有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也同样具有历史学、文化学和政治学的意义。

这种意义上的探寻,不仅对乡村传播学学科发展有广泛的促进,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也会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三)认识中国乡村社会阶层和系统的传播学视角

在乡村传播学的视野里,中国乡村社会的形态是一种传播形态,这种传播形态涉及到的主要是传播过程发生的各关节的不同群体和个体,乃至不同组织之间的关系和行为模式。也就是说,关于中国乡村社会阶层的传播学研究对于人群的划分和界定标准都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体现在:首先其前提与其乡村社会研究视阈的设定不同,传播的理念植根于大众文化的主要精神中,其核心是关注如何给予个体和不同的社会群体平等的获取相同的信息的机会和渠道,对于这种公平的机会和渠道的构建是传播学对社会发展应有的一种学术理念和学术精神的贡献,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次是立足点不同,乡村社会研究领域的阶层是针对整个乡村社会的社会形态而言,乡村传播学界定的则是整个乡村社会的信息传播系统,其立足点始终是受众和信息,而不是社会框架。

因此,对于社会人群的划分而言,乡村传播学遵从的是受众为本位的研究模式,因而对于人群的划分,不是给予经济文化和社会地位,或者是指职业类别,而是基于他们本身对于信息需求的要求来划分的,同时根据不同人群所拥有的传播渠道加以辅助来认识在乡村传播学意义下的中国乡村社会阶层和系统结构,从另外一个角度给学术研究者和公共政策的研究者,提供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依据,给受众提供了解中国乡村现状的新视角。

(四)分析中国乡村社会信息发生系统的渊源及意义

与从信息和受众角度来分析中国乡村社会的阶层和系统相关联的问题是,乡村传播学的在中国研究意义,体现在对于中国乡村社会信息发生系统的渊源及意义研究上。

中国的乡村社会与中国的历史演变进程一样,在漫漫的历史进展中,经过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统治经济和文化变迁,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在中国乡村信息传播系统的发生机制中留下了怎样的痕迹,这种痕迹又是如何作用于当代的中国乡村社会的信息传播机制,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乡村传播学的研究意义便可以显现出来。

(五)对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组织系统的演变和现状研究的启示

“国家与社会”的研究的兴起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引人注目的现象,它很快席卷各个学科,并形成一种研究思潮。在这种研究思潮中,所界定的和所提出的议题各不相同,但在关于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的话语空间,它被看作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研究框架,对于乡村传播学而言,则是信息的交流和传播的组织机制问题,或者说涉及到我们可以称之为“乡村政治传播学”的问题。乡村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必然将会对如何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组织形态和行为模式上提供自己的独特视角。换言之,因为乡村传播学关注的是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组织与个体、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传播机制和运作形式,并探寻这种传播机制的最佳运作状态,对于了解和更好的理解中国乡村的政治制度和组织形式有着独特的意义。

(六)探寻和发现中国乡镇精神的一条途径

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论及美国民主时认为,乡镇自由是美国人公德观念与爱国心生成的重要条件,并指出:居民依恋乡镇是因为乡镇是强大和独立的,他们关心乡镇,是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的管理……他们将自己的抱负与未来都放到乡镇上了,他们使乡镇发生的每件事都与自己联系起来。正如后来的马克斯·韦伯在美国发现了新教伦理这一特殊的资本主义精神,托克维尔很早就在美国发现了乡镇精神这一美国式民主的灵魂。新教伦理和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自由企业制度相结合,造就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而乡镇精神则与公民权利基础上的民主制度相结合,创造了美国自由民主的神话。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在美国,乡镇不仅有自己的制度,而且有支持和鼓励这种制度的乡镇精神……”〔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4页。所谓乡镇精神,大体是说乡镇居民对本地公共事务的参与、决定以及对乡镇的依恋、热爱。托克维尔说:“新英格兰的居民依恋他们的乡镇,因为乡镇是强大的和独立的;他们关心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运。”〔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6页。这样,乡镇生活可以说每时每刻都在与自己休戚相关,每天每日都在通过履行一项义务或行使一项权利而实现。这样的乡镇生活,使社会产生了一种勇往直前而又不致打乱社会秩序的稳步运动。包刚升:《乡镇精神:美国民主的灵魂》, 《世纪中国》,2001年6月13日,www.cc.org.cn。

那么,什么是中国的乡镇精神?是否在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中已经积淀了这种具有特色的乡镇精神?在中国乡村社会不同时期的转型期,乡镇精神的演变如何?在当代的乡村社会中我们还拥有怎样的乡镇精神?又或者已经衰落?回答这些问题依靠中国乡村传播学的构建和发展是不可能的,但是从此引导出一条探寻和发现之路来,未尝不是不可能的。

这种探寻的可能性在于:中国乡镇精神是以中国乡村社会的基层单元—单个的人为基础的,乡村传播学考察的正是作为乡村社会中一个基本分子个体在信息接受和传播中的位置,具有怎样的心态、怎样的文化背景、怎样的区域和传统差异性。当然,这种考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需要不同的社会学科,尤其是通过政治学、社会心理学、乡村社会学的共同研究才可完成,这里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可以在这种发现和探寻之旅中为中国乡村社会乃至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一种我们正缺少的精神。

二、构建城乡之间平等的互动系统的传播学意义

乡村传播学的研究,不仅可以从综合视角更好地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系统,还可以为城乡之间的互动和发展提供很现实的依据。乡村传播学的关注点是对等的话语世界的人群,也唯有在这种意义下的城乡互动研究才是有意义的。

(一)研究城乡互动的作用形态的意义

首先,乡村传播学的研究可以为认识城乡互动形态提供新思路。城乡互动是在一种循环体系里发生作用的,这种循环体系的构建基于对于弱势环节的足够重视,在以往的研究视野里,乡村是一种被动的受动环节,是一种被动形态下的运作,而忽视了对于这个环节本身运作体系的研究,更加难以提及对于城乡互动的研究。对中国乡村传播学的构建而言,乡村传播系统作为主要的研究视点呈现出来,这种呈现是平等的,因此互动的研究才是有意义的。

其次,互动式相互反馈的形式,而不仅仅是城市对于乡村的灌输,乡村对于城市所给予的信息的反馈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尽管这种反馈或者只是在很狭窄的意义上起作用的。研究乡村传播学的目的之一便是在互动的形态中,将中国的乡村传播系统与作为主流的城市的信息传播机制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很和谐的中国当代社会的形态。

最后,研究乡村传播学可以为研究城乡互动提供理论上的依据。通过对乡村传播系统演变历程的阐释,解构中国当代乡村传播体系,分析在中国乡村社会的信息运作系统,可以更好地为城市的信息向乡村的输入提供最佳途径,同时,乡村对于城市的反馈形态和作用层面则会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认识。

(二)对城市化进程的促进意义

对于城市化进程的促进的认识,其前提是存在城乡差别。如何认识城乡差别?在我们对城乡差别的认识中,往往更多地局限于物质形态,但就城乡差异而言,还远远不惟如此。文化和心理的差异,具有更加深层的、根深蒂固的渊源。要消除以至弥合这种差距,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研究:一是城市如何以更多的空间和宽容的心态接纳农民;二是农民如何以自身的能力、素质、文化和心理适应城市;三是政府如何为这种城乡之间的融合提供制度保障和服务安排。杨以谦、王春侠:《文化与心理:换一个视域看城乡差别》,武汉:中国农村研究网2005年5月17日,www.ccrs.org.cn。在乡村传播学的立场上以信息为核心的城乡差别,其实质是一种文化心理层面的差异,这种差异的背后即是信息的非公正性和非平等性。消除这种在信息传播方面的差异性,可以从深层结构上改变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异。因此,乡村传播学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还在于:可以间接或者直接的促进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