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早期管理思想

有管理实践活动就必然会产生管理的理论。人类关于管理的理论思考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对此很难做出准确的回答。但是，从世界几大文明古国已有的文字记载来看，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对管理活动规律的探索，在管理实践活动的基础上，通过一些思想家的思考、总结、归纳，开始形成零星管理思想。其中一些管理思想，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我国早期管理思想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早在五千年前，中国已经有了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组织——部落和王国，有了部落的领袖和帝王，因而也就有了管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和许多影响深远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这些理论和实践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和管理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中国历代出现的伟大的军事家孙子，思想家孔子、庄子等，他们也可称得上是伟大的管理学家，其中形成的有代表性的各家思想主要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孙子的兵家思想及商家的经营管理思想。尽管我国历代的管理思想浩如烟海，但由于受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这些管理思想还比较零星分散。

（一）儒家管理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广泛影响。儒家的特点是关心人生、社会问题，在伦理道德方面建立了相当完整的思想体系，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政治管理及人事管理思想。孔子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仁”是孔子人生哲学的核心，也是其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仁”在这里可理解为同情心。在“仁”的思想指导下，孔子把人类社会各种关系概括为五种，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仁”居于道德“五常”之首。《大学》中规定这五种关系的道德规范，即“五伦”：“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礼记·礼运》指出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孔子还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政治与伦理结合起来，把国家、家庭与个人联系起来，构成了社会管理系统。从管理的角度来说，儒家思想重视人的问题，认为人是最根本的资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要互敬互爱互信。管理者要重视人才，以人为本，要对人才“任而能信”，同时要对下属宽容，这样下属方能拥护领导，更好地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管理者在对待下级时，要本着中庸之道，适度地进行管理，既要有严格的管理，又要体现人性化的关怀。

孟子是孔子之后最大的儒学者，在《孟子》中，他提出行“王道”、施“仁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民贵君轻”、“和为贵”、“仁义”等思想，发展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管理思想，他指出管理社会、治理国家民心向背很重要，鼓励人们“舍生取义”。“性善论”与“性恶论”也是儒家探讨的问题之一。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孟子的王道仁政还包括“民贵君轻”思想，即重人民，强调民主，他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并且还有“禅让”的进步主张，甚至大胆提出君主也可举贤，大胆地向以血统关系世袭的君主承袭制提出了挑战。孔子的仁爱主张在孟子这里得到了全面的发扬光大，从而进入了“王道”的阶段。与孔子的仁爱比较，其基本精神虽然一致，内容却更加丰富全面。孟子的许多设想要比孔子细致精确很多，在王道境界中，俊杰在位，赏罚分明，赋税徭役适度，人民丰衣足食，于是对国家也就出于内心的拥护：“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儒家思想实际上不仅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至少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已越出国界，传播到了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国。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成长达数千年的超稳定的组织的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既不应全盘否定，也不能全部继承，应批判地继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结合时代的发展，古为今用。

（二）道家管理思想

道家创始人是老子，他的《道德经》（俗称《老子》）蕴藏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既有“治国”，又有“用兵”，既有宏观调控，又有微观权术，是道家的经典著作。道家在战国后期的发展形态之一是“黄老之学”，其中则不乏独到的经济管理思想。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道”本义指道路，后来引申为法则、规律的意思。老子把道作为宇宙的本原，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道派生出来的。老子说“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老子的宇宙法则，自然界无为，道法自然也是无为的，人循道便也要无为，“无为”就成为道家管理思想的最高原则。

老子的“无为”普遍适用于任何管理过程，如政治管理、经济管理、军事管理或社会文化管理；“无为”在宏观管理上，意味着国家对私人的活动采取不干预、少干预的态度，也即采取放任的态度；“无为”要求人的行动及其指导思想必须顺应自然，必须符合自然的要求，而不是主观随意地蛮干、胡为；“无为”教人做事要非常认真、审慎和严格，“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无为”作为管理方法，要求管理者要善于抓大事，把具体的工作分配给具体的机构和人员去做，无须事必躬亲，通过分工协作，权责分明，各展其长，各尽其力，使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取得最佳效果，正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还包含政策要有稳定性、不可朝令夕改的意思，“治大国若烹小鲜”。从“无为”的原则出发，老子提出了一整套以弱胜强的道家管理策略。

（三）法家管理思想

很久以前，法家的管理思想就已经出现了。早在周穆王统治时期就命吕侯制定了《吕刑》，国家机构和法律制度比前代更趋完善，建立了一套宗法等级制和分封制结合的管理体系。法家思想代表人物的出现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涌现了一批代表人物，包括李悝、吴起、慎到、商鞅、韩非子等，其中韩非子是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法家学说认为儒家、道家想以人类自我的道德来约束自身的行为是根本行不通的。像韩非子、商鞅这类的法家代表人物都受到了荀子“性恶论”的影响，认为只有通过刑赏之法才能劝禁臣民，才能让人们约束自己的言行。

韩非子博采众家之长，自成刑名法术之学，形成了以专制主义为特色的管理思想体系。韩非子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3年时间纠正3个错误。韩非子说这个办法不可取，“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反对“人治主义”或“贤能政治”，主张“立法为教”，认为只要“法不败”，就能保持政治的常轨。但是虽有善法，如果“主无术以知奸”，也还不行，所以，韩非子认为人君要有善于驾驭臣下的“南面之术”。法既立，术亦备，如果缺乏“势：即强制势力”，即使有法也会无效而不可依，有术也难保证群臣会服从管理，因此，法的执行还得靠“势”。在法、术、势三者之中，法是中心，术与势是行使法的必要条件，这就是韩非子的法、术、势三者结合的法治理论。从管理的角度讲，法家都是为君王服务的，以成文法或不成文法作为标准，以赏罚为手段，进行比较简单的管理，一般不重视教育工作，不重视道德方面的培养。

总结这三大管理思想可以用几个词来概括：“顺道”、“和谐”、“重人”、“谋略”、“法治”、“有度”。具体说来，“顺道”是指要顺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管理者要分析国内国际的大形势，顺道而行；“和谐”概括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境界“和为贵”，万事要求和，与人和，与事和，和气才能生财，才能兴邦；“重人”是指要以人为本，任用人才，信任人才，重视人才，以人的发展来推动整个组织的发展；“谋略”指要有周密的计划，制定了正确的目标后一定要有一份详尽的计划来具体实施；“法治”指赏罚要分明，依法治国，依规管理，规则的制定一定要讲求公平、公正，而又不失人性关怀；“有度”是指管理的过程中要张弛有度，管理者不要过分地参与操作者的工作。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制度，财政赋税的管理、官吏的选拔与管理、人口田亩管理、市场与工商业管理、漕运驿递管理、文书与档案管理等方面，历朝历代都有新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管理人才，在军事、政治、财政、文化教育与外交等领域，显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积累了宝贵的管理经验。战国时期著名的“商鞅变法”是通过变法提高国家管理水平的一个范例；文景之治使国家出现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万里长城的修建，充分反映了当时测量、规划设计、建筑和工程管理等的高超水平，体现了工程指挥者所具有的高度管理智慧；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将防洪、排灌、航运综合规划，显示了我国古代工程建设与组织管理的高超水平；丁渭主持的皇宫修建工程堪称运用系统管理、统筹规划的范例。还有许多令人赞叹的管理实践都体现了中国古代人们高超的管理智慧。

综观中国古代管理实践可以看出，管理与行政和当时的条件、社会环境基本融为一体。实际上，我们所了解的古代管理实践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管理者或决策者的素质高低。管理者的个人知识、能力和经验越丰富，越有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活动，否则，管理就可能缺乏成效，甚至失败。因此，中国古代管理实践是和个人经验分不开的，是一种典型的经验管理，这是由当时的条件和时代决定的。

二、国外早期管理思想

国外的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古巴比伦人、古埃及人以及古罗马人在这些方面都有过重要贡献。

管理故事

《圣经》中有这样一则著名的故事。希伯来（今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在率领希伯来人摆脱埃及人的奴役而出走的过程中，他的岳父耶罗斯对他事必躬亲的做法提出批评，并建议：一要制定法令，昭告民众；二要建立等级、授权和委任管理；三要责成专人专责管理，问题尽量由下面处理，只有最重要的政务才提交摩西处理。这则故事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古代西方分权、授权、管理层次和管理权力划分的管理思想，是国外有关管理思想的最早记载。

在古埃及，最高统治者为法老的金字塔式的管理机构是值得称道的管理实例。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对管理也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例如苏格拉底提出了管理的普遍性思想；亚里士多德不仅指出了管理一个家庭与管理一个国家的相同之处，而且研究了国家制度的问题，提出了国家制度的各种形式。古罗马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其统治延续了几个世纪，罗马帝国的巩固，主要依靠的是严格的体制、权力层次以及与各军政机构之间的具体分工。

从公元6世纪到18世纪，欧洲正处于奴隶社会末期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产生了所谓的“重商主义”。到18世纪末期，英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以及工厂制度的发展，使社会的基本生产组织形式从以家庭为单位转变为以工厂为单位，生产组织日益复杂，工厂的组织和管理迫切需要解决，传统的管理方式和手段受到极大的挑战。于是，在长期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产生了早期的管理思想，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对管理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也被称为“管理理论的萌芽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亚当·斯密、查尔斯·巴贝奇、罗伯特·欧文等。

（一）亚当·斯密的管理思想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是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研究涉及主要领域包括政治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等。1723年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曾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和牛津大学（Colleges at Oxford），1751—1764年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过逻辑学和哲学教授，还负责学校行政事务。这一时期，亚当·斯密出版的《道德情操论》获得学术界的极高评价。而后于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国家康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该书于1776年出版，一举成功。

《国富论》的出版可以说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该书驳斥了重商主义学说以及重农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劳动的基本重要性。亚当·斯密认为，繁荣的基础是劳动分工，正是有了屠夫、面包师和手工艺者，其他的人就可以去做那些他们最擅长的工作，因此可以让生产率和我们的收入实现最大化。

亚当·斯密列举制针行业的例子来说明。一个人即使十分勤劳，也很难一天做出两根针来，更不可能一天做20根了。但如果现在把制针的工作进行分工：一个人拔丝；另一个人拉直；第三个人切断；第四个人磨针尖；第五个人抛光；另外制作针头需要两到三个工序……这样，制针作业被分为18个不同的工序……只有10个工人，但按此方式生产，一天就可以做出48000根针来。如果按人计算，相当于每人每天可以生产4800根针。

亚当·斯密将劳动分工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原因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增加了每名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每个行业的分工将原本复杂的工作变得更为细致化，作为一名工人，又长期在反复重复着一种十分简单的工作，他的熟练程度当然得到增强，因而对于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省了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当人们进行工作时，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从这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或者从正在使用的工具转换为另一种使用的工具，这期间需要浪费掉一些时间。分工可以很好地改善这一状况，工人只从事一种工作，大大缩短了转换工作的时间。

第三，便于发明节省劳动时间的机器。由于分工，普通工人都从事着非常简单的操作，自然比较用心去寻找完成工作迅速的方法。例如最早的蒸汽机，当活塞上升或者下降时，需要一个人交替着关闭或者打开汽锅与汽缸之间的通道。有一个喜欢与朋友玩耍的男孩发现，用绳子把开闭这个通道活门的柄系在机器的另一部分上，活门就能自动开闭，他就可以自由地玩耍了。自从蒸汽机发明以来，最大的改进之一就这样由一个男孩发现了。

（二）罗伯特·欧文的人性化管理思想

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 1771—1858）是19世纪初最有成就的实业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管理先驱者。在工业革命时代，机器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在发展的同时也隐藏着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早期对工业革命带来的管理问题和社会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办法的人并不多，罗伯特·欧文是其中非常杰出的一位。

1800—1828年间是罗伯特·欧文一生最辉煌的时期，这期间他在苏格兰自己的纺织厂内进行了空前的试验。他倡导在企业管理中要重视人的因素，反对将人视为机器或机器的附属物。他提出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提高工资，改善住房，强调人性化管理。他建立了绩效考核的雏形。当时，为了检查雇员的工作表现，欧文特意在机器上安装了一块用白、黄、蓝、黑四种颜色涂成的木板。每天将对应的工作表现用颜色表示，以此来反映工人在前一天生产中的表现。其中白色表示优秀，黄色表示良好，蓝色表示一般，黑色表示差。部门主管根据工人的表现进行考核，厂长再根据部门主管的表现对部门主管进行考核。刚开始实行这项制度的时候，工人表现恶劣的很多，而表现良好的却很少。但是，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中和自尊心理的驱使下，表现恶劣的次数和人数逐渐减少，而表现良好的工人却不断地增多。为了保证这种考核的公正，欧文还规定，无论谁认为考核不公平，都可以直接向他申诉。这种无惩罚的人性化管理，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罗伯特·欧文的试验表明：重视人的作用、尊重人可以使工厂获得更大利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欧文是人事管理的创始者，于是，人们尊称他为“现代人事管理之父”。

（三）查尔斯·巴贝奇的管理思想

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 1792—1871）是英国数学家、科学家，他对早期管理思想的贡献是最大的。他在1832年出版的《论机器与制造业的经济》一书，是管理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在该书中，他对专业化分工、机器工具的使用、时间研究、批量生产、均衡生产和成本记录等问题都做了充分论述。他还提出了以专业技能作为工资和奖金基础的观点，主张鼓励员工提合理化建议，并对有益的建议给予奖励。

1．劳动分工使生产率提高的原因

在亚当·斯密劳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查尔斯·巴贝奇对专业化问题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分工使生产率提高的原因：

第一，节省了学习所需要的时间；

第二，节省了学习期间所耗费的材料；

第三，节省了从一道工序转移到下一道工序所需要的时间；

第四，经常从事某一工作，肌肉能够得到锻炼，不易引起疲劳；

第五，节省了改变工具、调整工具所需要的时间；

第六，重复同一操作，技术熟练，工作较快；

第七，注意力集中于单一作业，便于改进工具和机器。

2．工资加利润的分享制度

查尔斯·巴贝奇还提出了一种工资加利润的分享制度，以此来调动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该制度认为，除了工资外，工人还应当额外得到按所创造利润的百分比分配的奖金。他认为，这样做的优点是：

第一，每个工人的利益同工厂的发展及其所创造利润的多少有直接关系；

第二，每个工人都会关心浪费和管理不善等问题；

第三，能促使每个部门改进工作；

第四，有助于激励工人提高技术和品德；

第五，工人同雇主的利益一致，可以消除隔阂，共求企业的发展。

巴贝奇在对制造业的研究中采取了科学分析的方法，认识到为争取工人的合作必须提供新的刺激，他努力寻求在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建立新的和谐关系，所有这些使他在管理方面成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

总之，早期的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对管理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和发展，但总体来看还是不系统、不全面的，仍处于传统的经验管理阶段，没有形成系统的管理理论和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