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佛教与儒教
佛教与儒教有着直接继承的关系，特别在心性论这个问题上，儒教是接着佛教讲的。正因为佛教、儒教有这种内在的继承关系，所以佛教经过儒教加工改造后，好像被打败了，衰落了。实际上，佛教的宗教修养方法，特别是心性之学的修养方法在儒教中合法化，成了主静、主敬，禅定成了静坐，“克己复礼”成了“存天理、灭人欲”。《尚书·大禹谟》的十六字真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宋儒按照佛教的宗教修养的标准，进行注解，完全变成了儒教修心养性的咒语。
研读中国哲学史的人，都会发现宋、元、明理学家们，如周、程、张、朱、陆、王诸大家，在青少年时期都有“出入于佛老”的治学经历。已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不少的书也曾提到过，如朱熹的“理一分殊”的概念，“月印万川”的比喻，来自佛教，有的指出来自佛教的华严宗。陆象山指斥朱学近“道”（道教），朱指斥陆学近禅（佛教）。王夫之也指出朱熹的学术来自佛教。王夫之自己以儒学正宗自居。王守仁也自称得自孔孟真传。这些相互攻击和自我标榜，都表明理学家们对于佛教、道教持反对立场。
如果仔细考察，会发现宋、明诸儒并没有真正反对佛教，倒是可以认为他们是佛教的直接继承人。也可以说，他们是接着佛教的一些中心问题，沿着他们的路线继续前进的。
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中华民族在认识世界的道路上不断把哲学发展推向前进。试作粗线条地回顾，我们可以说，先秦哲学的世界观偏重在宇宙的构成论。好比人类幼年时期，对一件事物不了解，出于好奇，总要问一个是什么做的？有的哲学家回答是水，是火，是地、水、火、风，精气，元气。古希腊的哲学是这样，中国哲学史也差不多是这样走过来的。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视野又有所扩大。秦汉哲学构筑了宇宙构成的总模式。以阴阳五行说填充了人类世界，把天地构成、人物化生、社会结构、政治治乱、人性善恶，都力图纳入一个总模式中，用五行模式统摄世界，五方、五行、五味、五德、五色、五情、五声，都给安排在一定的地位。中国哲学史进入了完整的宇宙论阶段。
人类认识不能停留在宇宙论的阶段，于是进而发展为“本体论”的阶段。魏晋之际，产生了玄学。玄学的中心议题是探讨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提出了本末、有无等重要范畴。玄学的出现，标志着人们的认识又向前发展了。不但要求认识事物大、小、方、圆，而且要求追问大、小、方、圆之“所以然”。这个“所以然”的提出，比秦汉时期的宇宙论阶段。显然又深入了一层。
认识的过程，总是从外到内，从物到己。先认识世界外部，然后反观自己。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也恰好证明了这个道理。由考察宇宙万物的本体，进而探索人类自身的“本性”（人的本体）。
这也是从认识自然，进而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认识人性的必然过程。关于人性善恶的探讨，先秦、秦汉都有不少流派谈到了。但他们停留在表面观察、简单地分类（如人性是善、是恶、是有善有不善、无所谓善不善，后来又有“善恶混”、“性有三品”等），还没有进一步探究，善、恶有没有起源，善、恶之间能否转化，如果能转化，是靠外因还是内因？善恶有没有生理的基础和心理基础？这些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有过相当充分的讨论，并且成了南北朝时期的“佛性论”的中心议题。当时关于成佛问题，实质上是为善、去恶，成圣、成佛对每一个人是否有同等的资格，有同等的机会？南北朝时期的“佛性论”，就是“人性论”、“心性论”。
由南北朝到隋唐，佛教创立了许多宗派。影响较大的有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等。三论宗、唯识宗为时甚暂，影响不远。这些宗派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也是引起社会上重视的问题，是佛性问题，即心性论。
隋唐佛教讨论的心性问题，涉及的范围既深且广，它涉及人类心理活动、感觉经验、道德观、认识论、社会观、本体论的综合心理训练，宗教实践（修养方法）。所谓“明心见性”、“即心即佛”、“性体圆融”、“无情有性”，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建立的各宗的心性论，并在各自建立的心性论的基础上构造各自的神学体系。这是各宗各派的学说共同的思潮和趋势。各个宗派之间有很大的分歧，有的接近中国传统的性善说，有的接近于性恶说，也有游移于两者之间的。心性论曾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恶”的来源的解释上。止恶，向善，遏制欲望，发明本心，也是众多佛教宗派共同探讨的热门问题。
抓住了这个大的潮流和总的趋势，我们再看宋明理学所关心的许多问题，以至他们所提出的重要范畴，就不准发现他们接过佛教在隋唐三百年来反复讨论的心性论，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宗教哲学。社会上叫做理学，元朝人称为道学，西方学术界称为新儒学，以区别于孔孟的儒学，我称它为儒教，讲的都是一回事。“存天理，去人欲”，朱熹说“人之有生，性与气合而已。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则性主于理而无形，气主于形而有质”。宋儒区别“人心”与“道心”并建立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学说。宋儒自认为“有补于后学，有功于圣门”。如果查一查隋唐诸宗派的心性论，这些议论似曾相识，并不生疏，俯拾即是。至于“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理一分殊”的说法，那是明显的来自佛教，证据确凿，就不必多说了。
图为孟子像。
佛教与儒教有着直接继承的关系，特别在心性论这个问题上，儒教是接着佛教讲的。正因为佛教、儒教有这种内在的继承关系，所以佛教经过儒教加工改造后，好像被打败了，衰落了。实际上，佛教的宗教修养方法，特别是心性之学的修养方法在儒教中合法化，成了主静、主敬，禅定成了静坐，“克己复礼”成了“存天理、灭人欲”。《尚书·大禹谟》的十六字真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宋儒按照佛教的宗教修养的标准，进行注解，完全变成了儒教修心养性的咒语。
不应停留在字句上找儒与佛的异同，要从他们共同关心的思想方法、修养目的、修养方式，以及他们研究的问题上着眼，更容易看到宋以后，三教合一的思潮已深入学术界的各个领域。三教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最后成为一个三教合一的整体。儒教以自己为主，吸收了佛教及道教。佛教、道教也走上三教合一的道路，向儒教的纲常名教靠拢，共同为封建宗法制度服务。
唐宋以后的哲学家中，不但唯心主义者继承了佛教，唯物主义者如柳宗元、刘禹锡、王夫之、戴东原也都是佛教心性论的继承者，只是他们的讲法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已被世界所公认；儒教是不是宗教，国内外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说儒敦是宗教的，又有两种理解：一派以孔子为儒教的创始人，孔子是教主；一派认为宋明理学为儒教，孔、孟创立的是儒家，先秦儒家是学派，不是宗教。对后世以至当前的社会生活仍在起作用的，并不是先秦的儒家，而是宋明以来的儒教。对孔子的研究已引起全国的关注，恢复孔子的本来面目，并不难。对儒教（或称为宋明理学）的研究似乎还未引起重视，而且难度也较大，有些准备工作要做，现在条件还不大具备。困难是困准，它却直接关系到我们现代化的命运。远的且不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与孔子无关，却不能说与儒教无关。这篇不是能把文章说得清楚的。儒教的兴衰功过，我们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宋以后几卷，将有充分论述，这里不能深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