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问题一直到战国也还有人讨论。道家以为宇宙间万事万物，本来的样子就很好。无论政治、人生，都只该顺其自然——顺着它们本来的样子，不要再加一点儿什么花样。加了是徒然。比方圣智、仁义、巧利等等，对于人总算是些花样了，然而这些花样哪能够装饰人生呢？所以还不如守着本来的样子——就是所谓“抱朴”（道家讲的自然、朴，涵义都相当于儒家讲的质）。法家的守法，与道家的守道在精神上不二，同样的可以得到无为的政治、人生。无为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干，只是不故意玩弄那些花样就是了。对于那些花样，道家以为只是浪费精力，用不着；法家以为徒然愚惑人心，没有用。他们虽然都反对花样，在态度上却有这样的区别。从质一方面讲，道家以为本来的样子很好，所以用不着花样；法家以为如果本来的样子很好，那也就用不着花样。他们虽然都重视本来的样子，在理论上却又有这样的区别。墨家的领袖墨子，据说出身低微，他根本不能欣赏什么花样，如儒家所谓礼乐等等。他只以为一个人勤苦恭俭总是应该的，什么花样都不必需，没有用注5。他要保持他那乡下人的本来的样子。儒家的荀子，是一个极端的装饰论者，他以为本来的样子无足重轻，装饰才是必需的；所谓礼乐等等，都是人弄的花样来装饰人生的。人之所以可贵，也正因为人能弄这些花样。

注5 禽子（滑釐）问于墨子曰：“锦绣纻，将安用之？”墨子曰：“恶，是非吾用务也。古有无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宫室，损薄饮食，土阶三等，衣裳细布，当此之时，黻无所用，而务在于完坚。”（《说苑·反质篇》）

战国时代，作为装饰意义的“文”字，用以形容一种有目的的说话，是极普通的现象。原来这是游说家鼓其簧舌唯一得意的时代。游说不是随便谈了玩的；正相反，各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要借着说话来达到那目的。所以说话要技巧，要说得有花样，使对方觉得悦耳动心。春秋时代，说话对于人是一种装饰，态度偏重在人。战国时代，说话的本身，需要一种装饰，态度偏重在说话。战国时代的文献里，“文辞”的“文”，只涵有装饰的意义。“文辞”可译为“装饰的语言”，与春秋时代所谓“文辞”在意义上广狭不同。

战国又是个大辩论的时代，百家都在那里“横议”，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因此，说一件事，或者讲一种理，如要对方心悦诚服，单用游说家“文其淫说”的本领是不够的。这时代的学者们，大抵都在研究一种说话的方法，即后世所谓“名学”。说话的基本条件，是事理的称谓，这叫作“名”；事理叫作“实”。“以名举实”, “名闻而实喻”, “名定而实辨”，事理的确定，还待称谓的确定。所以讲究说话，第一步就得讲究“正名”。“正名”的主张，最初是孔子提出的，但当时他的高级门人如子路都不能谅解。因为春秋时代，说话的形式并不重要，只要能在情感上过得去，说话的目的即可达到，所谓“正名”，就是要求一切事理的称谓与其所称谓的事理刚好合适。称谓的符号叫“字”, “字”即是“名”，这时代管方块字叫“名”。连缀了“名”叫“文”——这是“文”字的新涵义；后世管那用方块字组织起来的语句叫“文章”，溯其来历，当自此始。

战国时代，各家发表宏论，看那口气，仿佛各不相容。然而无意中却彼此互相影响。这从他们用字的涵义上，就可得到明证。荀子受法家思想的影响，他所谓“礼”，就涵有法的意味。礼的内容是装饰人生的，荀子将“礼”与“文”变为同义词，这不算新。但因为涵有法的意味，他让“文”字也涵有法的意味，就“文”字讲，却是一个新涵义。韩非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所谓“法”，就涵有“道”的意味。他解释道，也比道家——至少比老子讲得清楚。他提出“道”与“理”两个原则，“万物各异理而道尽”——这就是说万物同道而异理，万物共同的原则是道，万物个别的原则是理。道不可言，理亦复不可言，他用“文”字形容那一物之所以为一物的理的表现；用“文章”一词形容那万物之所以为万物的道的表现。这样用“文”字或者“文章”一词，描绘那不可言而可思的意义，便给了“文”字或者“文章”一词，一个新的也是最高的涵义。

《易》传中有“文明”一词；“文”早有“明”的意思，到了战国时代，“文明”结成了一个词，也是自然的发展。不过文涵有刚健的意思，却是一个新的涵义。又有“天文”一词, “天”谓自然（风雨阴晴日月星辰时令等等）, “文”谓现象，一切自然现象叫“天文”, “文”的意义，又扩充远去。又有“人文”一词，谓社会现象（包括文化的各方面），是文化总成绩的名称。至于现代流行的“文艺”一词，初见于《吕览》，原是称赞那名射手养由基的。

（1946年11月《文讯月刊》新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