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家和文学家——《司马迁》第六章

伟大的著作

司马迁从公元前一〇八年（元封三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公元前九三年（太始四年）全部写作计划基本完成，共经历了十六年。这是他的著述事业的主要阶段。在这十六年中间，他主持了改历工作，随后“遭李陵之祸”，虽然因此耽搁了一些时间，但实际上这种特殊的工作和不幸的遭遇却成为鼓舞和推动他写作的一种巨大的力量。在这之前，从公元前一二六年（元朔三年）到公元前一〇九年（元封二年），由于漫游、扈从和奉使的缘故，他的读书时间好象很少，但实际上这种不断的漫游、扈从和奉使，却成为他后来写作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在这之后，即在公元前九二年（征和元年）以后，他除了担任中书令一职，经常在皇帝和尚书中间传达事务外，在晚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对于他的全部著作的修补或加工。司马迁生命的过程，就是他的著作事业的准备、创造与完成的过程。司马迁和他的著作事业是不可分的。

司马迁一生用血汗换来的著作，大家都知道，就是继《春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书”，也就是汉末灵、献以后大家习惯称呼的“史记”。

《史记》记事，开始于黄帝，终止于汉武帝太初（公元前一〇四—前一〇一年）年间，首尾上下，包含汉族三千年发展的历史。它的全书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它是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五种不同体例，并通过它们之间的互相配合和补充而组成它的完整系统的。它就象一座伟大的建筑，由各个不同的部分组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是科学和艺术的制成品。

《史记》这部伟大著作，是否是司马迁的独创呢？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虽然《史记》的《大宛列传赞》引《禹本纪》、《三代世表叙》有“余读《谍记》”、《十二诸侯年表叙》有“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卫康叔世家赞》有“余读《世家》言”、《伯夷列传》又有“其传曰”云云，虽然《世本》一书，其中也有记、世家、传和谱，虽然古代典籍中早有所谓《尚书》，但是所有这些事实，只能说明《史记》的五种体例是有渊源的，并不足以减损《史记》这种完整系统的独创性。《史记》是一种历史著作，它不能凭空地创造起来，必须利用已有的资料，因此采用某些现成的体例，也是很自然的。司马迁的独创性在于他能够“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把三千年的历史，作一次通盘的清理，并使之纳入于一个庞大而完整的系统。这是大家共见的事实，不容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