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1982年师从季镇淮先生读研究生后，常聆听教诲；1991年为选编《来之文录》，曾细读过季师大半文章；且于其病逝后，又辑成《季镇淮先生纪念集》——凭此经历，自认为对季先生的学术生涯已知之甚深，编此集乃是易如反掌。谁知并非如此。

季镇淮先生最重要的学术“关节点”，如西南联大时期成为闻一多先生的研究生，复员北上后受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员，1952年院系调整后来到北大，出版有《司马迁》、《闻朱年谱》、《来之文录》、《来之文录续编》等著作，以其学术成就与声望，曾任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会长、韩愈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近代文学学会顾问等，凡此，在学界早已为人熟知。不过，若落实到“学术年表”，需要仔细辨认季先生留下的每一步足迹，作为后学的我，却常因无法填满其间的诸多空白而深觉遗憾。这里固然有“文革”十年的荒废，即使此前的17年，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也应该牵扯了先生很多精力，极大地妨碍了其学术工作。因此，这些不在年表里的内容其实是不可忽略的。

1940年1月，还在大学三年级读书的季先生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老子>文法初探》。此文移用瑞典汉学家高本汉著作《<左传>真伪考》的语言比较方法，将《老子》与《论语》、《孟子》的文法进行抽样比对，从而得出了“《老子》和《论语》《孟子》是一个文法系统”、“《老子》这部书，以时间说，应成于战国晚年，不能比《孟子》早；以空间说，应产生于齐鲁，不能出自楚国”的结论。此文以新思路与新论证，支持了梁启超1922年提出的“《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是在战国之末”（《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说法，在当年诸多名家的论争中，贡献了一位年轻学子的意见，无怪其文会赢得系主任、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的格外赞赏。

凭借这一起点甚高的良好势头，在“以最优成绩录取”（闻一多1941年10月24日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信）、成为闻一多先生的研究生后，季先生又曾与导师合作，撰写了《“七十二”》一文。他先完成初稿，闻先生看后，引发兴趣，又同助教何善周讨论，“分途再搜材料”。在这“一次‘集体考据’的实例”中，闻先生自谦“只多说了些闲话，并当了一次钞胥”，却大力肯定“主要的材料和主要的意见，还是镇淮的”，褒扬研究的结果“更足以坐实这问题意义之重大，和镇淮的解释之正确”。此文在《国文月刊》发表时，闻、季、何相次而下的作者排名，也凸显了季先生在其间的分量。

由于家庭负担重，经济压力大，季先生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读书时，除兼作半时助教，也在昆明的五华中学任课。由此获得的新鲜的教学经验以及对中学国文教材的反省，在《教书杂记》中有生动而深入的表述。因该文发表“在很有影响的由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主办的《国文月刊》上”，且有切身体验，“意见中肯”，据学弟吴宏聪先生日后回忆，当时此文即“引起社会关注”, “绝大部分语文教师认为很有参考价值，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季镇淮的名字不胫而走，有人到处打听季镇淮是何方神圣”（《留在我心中的记忆》）。这一情节也尽可让我们领略季先生当年之意气风发，风头甚健。

当然，过多学业外的操劳，也使得季先生无法集中精力完成学位论文，此诚为一大憾事。不过，从朱自清先生的日记中，我们还是可以得知，这篇拟名为《魏晋以前观人论》的大作，起码已经写出《春秋时代的观人》、《战国时代的观人》诸篇；并且，对于第一篇，朱先生也有颇高评价，认为“季文有独到见解与道义之力量”（1943年2月26日日记）。此语自不轻易夸奖学生的朱先生口中说出，应能代表西南联大中文系教师对季先生的普遍印象。

而直到1946年秋，来到在北平复校的清华大学任教后，季先生的学术才华才得到了尽情舒泻。此后两年，在为遭暗杀的导师闻一多撰写年谱之余，季先生也在朱自清先生主持的《新生报》“语言与文学”副刊发表了多达13篇文章。与此同时，他也成为《平明日报》副刊“读书界”器重的作者。这些可称为“学术随笔”或“学术杂文”的精彩论说，以其先前的研究与积累为根基，上自先秦的隐士（《儒道与隐士》、《隐士的时命》），中涉唐代的诗人（《陈子昂断想》、《贾岛断想》），下及当代的学界（《现实和历史》、《书外杂谈之余》），纵横议论，一发而不可收。此外，一篇考证“文”字之意义变迁史的长论《“文”义探原》，也在顾颉刚主编的《文讯月刊》上刊出。

受朱自清先生指派，季先生此时还与研究生同学范宁、王瑶一起，各自领受一部著名学者的重量级学术新著，加以批评。季先生挑战贺昌群的《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即运用了早先练就的字词分析法，从贺先生对阮瞻回答王戎问孔、老宗旨异同的“将无同”一语的误解入手，引王若虚《滹南集·谬误杂辨》之说，论证“‘将无’是魏晋人用以表示反问的语气词，不能拆开来把‘无’字当为名词解”，从而以小破大，有理有据地解构了贺著在儒家的“中”与道家的“无”之间建立的“儒道乃同归”这样意义重大的联系（《评<魏晋清谈思想初论>》）。

引人注目的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季先生显然基本放弃了先前的研究方向，而另辟新途。对如此巨大的调整可以有两种理解：拓宽学术领域与寄托不同情怀。就前者而言，1950年代前半期，季先生关注的重点是《史记》，后半期则转向韩愈。1954年完成、次年出版的《司马迁》，以及1958年连续发表的《韩愈的基本思想及其矛盾》与《韩愈的“古文”理论和实践》，可视为标志性成果。在这之后，便是个人兴趣和集体项目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季先生对韩愈研究一直不曾放手，1960年代完成的《韩愈传》，因为“文革”的骤起而未能印行。而1958年后，接连加入1955级文学专业学生们的《中国文学史》写作、《近代诗选》编注、《人境庐集外诗辑》汇录，以及随后参与主编与撰写一卷本《中国文学史大纲》与四卷本《中国文学史》，都让季先生投进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由此开启的近代文学研究，则成为季先生晚年最牵挂的事业。

“文革”结束后，季先生先是出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近代文学”分支主编，再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文学通史”14卷本中《近代文学史》的主编一职，后又应邀以总编辑委员的身份，介入上海书店规划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编选。在上列每一大型集体项目中，已经年届六七十岁的季先生都是亲力亲为，身先士卒。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了17个词条，有些条目甚至长达七千多字。为酌定《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总共12集30卷的编纂体例、选目与各集《导言》，季先生以通信的方式，写下了将近二万字的建言，并成为大系《总序》的三名作者之一。与这两项结局完满的工程不同，《近代文学史》不幸半途而废，但责任实在合作者（包括我在内）的拖拉，至于分属季先生执笔的部分，如预定的“晚清文学概说”、“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以及新增的“前期的王国维”、“前期的鲁迅”，都已如数交稿。

对于两位恩师闻一多与朱自清，季先生也始终如一地保持着敬意与关切，力所能及地参与各种纪念活动与研究工作。关于二人最早的年谱均出自季先生笔下（后合编为《闻朱年谱》），均是在两位导师离世两年内撰成。“文革”结束后，他又率先与何善周、范宁等组成《闻一多全集》整理小组，为1993年出版的12册本全集做好了前期准备。他主编过《闻一多研究四十年》，为《闻一多集外集》写过序。闻先生殉难周年、三周年、五周年，他分别撰写了《一多先生的精神》、《闻一多先生论大学教育》与《回忆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病逝一个月后，从家乡回来不久的季先生也迅速写出了《黄昏前的大踏步——佩弦先生片断》的深情回忆。即使已经步入晚年，在诸如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闻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的纪念研讨会，以及全国首届闻一多研究学术讨论会举办时，季先生也以一名老学生的身份，亲临会场，并提交论文。而其平生所写的最后一篇大文章，即是1994年11月9日定稿的《纪念浠水先师闻一多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整个写作过程也令人感动。据其子女记述：

当时父亲已是81岁高龄，他认为参加纪念闻先生的研讨会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全力支持。为撰写文章，他从9月就开始收集资料，做准备工作。由于紧张劳累，喘病时发，又因视力不济，他是在佩戴深度眼镜加放大镜的困难条件下，历时两月完成写作的。……大会召开时，父亲由于气力不济，只念了一段讲稿，后由其他同志代为发言。……会后父亲病倒了，经过两个月的医疗修养才得恢复。父亲说，他的文章都是用力写的，其实有些则是用命拼来的，这次就是一例。（季和子等《怀念父亲季镇淮》）

如此终身不变的坚持，应该说，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师生情义，而代表着对一种学术传统自觉的承继与阐扬。

季先生的研究具有历史与现实交汇的特征，这对于一位专治古代文学的学者来说颇为难得。强烈现实感的注入最初确实直接受到了导师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刺激，在随后发表的《汉末的人物批评》、《司马昭杀嵇康的年代》、《嵇康之死辨闻》、《竹林故事的结局》等一组学术杂文中，借古讽今的笔法与鞭挞暴政的用意清晰可见。闻先生由诗人到学者、进而为斗士的生命历程，也为季先生树立了楷模。而这一关切现实的人生追求落实在学术著述中，便成为贯穿其间的情怀与寄托。借用1948年写作的《书外杂谈之余》（一）的表述，季先生把“研究的态度”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与“批判”（“议古”）四种。他最赞赏的是“批判”，并引朱自清先生的话，肯定研究者不应“只以解释为满足”，而要进一步“去批判它对人民的价值”。而此一“人民的立场”也为闻一多先生所持有（见季师《闻一多先生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因此，“人民性”作为一种终极的价值判断准则，亦同样呈现在季先生所有的著述中。《司马迁》之关于“褒贬尺度的人民性”与“人民性的来源及其局限”的讨论，《韩愈的基本思想及其矛盾》对于韩愈的复古思想“既反映着唐王朝统治者的主观幻想，也反映着广大阶层人民的善良愿望”的论述，正是这一研究态度的具体实践。

就学科分类而言，季先生乃是以古代文学研究为本业。不过，自起步阶段始，受闻、朱二位导师的影响，其研究已呈现出对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他曾概括闻先生的研究“总是自辟道路，直探本源”, “从根本作起，彻底解决问题，以便进一步创造”（《闻一多先生事略》）,《“七十二”》一文即是初试笔墨。而在朱先生“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的治学方式启发下，他也曾搜集金甲文与先秦典籍中的“文”字，写成《“文”义探原》（见《纪念佩弦师逝世三十周年》）。即使在当时喷涌而出的学术杂文中，这一品格也得到了彰显。1947年5月11日《隐士的时命》于《平明日报》“读书界”发表时，编者特意加按语指称：

来之先生是一位中国文学的研究者，然读者一看文章，就知道像他这样的中国文学学者是不多的。古代的经籍他读得烂熟，但他并不就以能背唐诗宋词为已足，或以指出一二情调与声韵技术为学问，而是研究文学作品后面的思想。换言之，他的着眼是全盘文化的。

编者对此大为推崇，甚至以为“我们敢于以此文同当今讲中国文学的任何作品相比”（《编余》）。这的确是一个极高的评价。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季先生的文学研究中，对历史背景与思想内涵的阐释总是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他早年批评《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以“百代之流”、“当今之变”与“清谈思想”三篇分述，“把它们彼此之间错综关联的全图毁坏了”, “没有把思想的发生和现实环境密切关联起来”，虽自承不免“求全责备”，却正好映现出其努力的方向。上引关于韩愈的论述，即是将韩愈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代表，认为其出现“符合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现实要求”。其中的结论，如“以韩愈为首的复古主义运动，在贞元时代，它即是唐德宗力求恢复和稳定王朝统治的有效的思想宣传，而在元和时代，它就成为唐宪宗决心削平藩镇的思想基础”，便言之有据，令人信服。而其已经完成的《韩愈传》最终没有付印，也与季先生晚年意欲重写，将韩愈的创作放在唐代文化的阔大背景下来论述有关。试想，从头阅读《全唐文》，对于一位七十岁的老人来说，需要多么大的决心与毅力！之所以如此执著，乃是因为季先生始终坚信，“只要它是文学作品，就是历史，是种特殊形式的历史”（《司马迁的传记文》）；“只要这些历史背景弄清楚了，文学的现象与问题就容易了解了。至于一篇作品的艺术欣赏，也不可能离开历史内容而得到抽象的美的享受”（《略谈文学史研究中的问题》）。

虽然注重历史内容，但论文写作在季先生看来，仍然应该具有文学性。套用清人的说法，就是在“义理”与“考据”之外，还要讲究“词章”（参见笔者《几代人的事业——季镇淮教授谈文学史》）。最明显的例证是《“文”义探原》，这样一篇纯粹考据性的长文，读来却轻松流畅，绝无此类文字通常所有的艰涩窒碍。原因即在季先生把大量考辨与材料放在了注释中，而只在正文中推进论述。如关于“文学”与“文辞”的区别，他写道：“文学是古代传留下来的鉴戒文件，文辞是适应目前需要的应用文件。自然，文辞保存久了也便成了文学。至于文学在种种场合中，代替了文辞的作用，譬如赋诗，却是春秋时代的特有现象。”短短一段话中，原本含有两条注解。而把论文作为文章来经营这一写作风格，在以非专业读者为主要对象的《司马迁》一书中，更得到了自觉贯彻。如此追求，明显得益于朱自清先生的教诲。朱先生本人“对学术性的研究文章也无不注意于文字的表达锤炼”,《经典常谈》的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即是典范；而他为学生“看文章总要注意文字”，这种态度也给季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见《纪念佩弦师逝世三十周年》），从而在自己的论著中有意追摹。

即使是他在1949年以后逐渐明确的文学史研究目标，也与闻、朱两位先师有关。季先生多次忆述，闻一多先生“在遇害前几个月，表示要写一部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学史”（《闻一多先生事略》）；朱自清先生“主张考据批评的概念，显然是为构造中国文学批评史创造条件的”（《回忆朱佩弦自清先生》）。两位导师未竟的事业，也成为季先生最大的心愿。尽管面对的是具体的作家作品或某一时段的文学，季先生的用心指向却是全史的构建。他所采取的步骤、策略也同样取法于闻、朱二师：闻先生研究传统文学，开始于杜甫，“由杜甫研究而扩及到全唐诗的研究；由唐上溯六朝、汉魏，直到古诗的源头《楚辞》、《诗经》”（《闻一多先生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朱先生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先“从小处下手，弄清楚每一个批评概念的来龙去脉”（《回忆朱佩弦自清先生》）。因此，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季先生选取了位于首尾与中间部分的先秦两汉、唐代与近代为主攻方向，并分别以司马迁、韩愈与龚自珍这三位具有全局性影响的作家为重点，左右扩展，上下勾连，以求打通整个文学史脉络。虽然受制于各种因素，此宏愿未能最终实现，但其思路仍颇具启示意义。

实际上，小至对于作家的选择，季先生也未尝不与导师先入为主的评鉴暗合。闻一多先生对韩愈有一独特的评价：“唐朝的韩愈跟现代的鲁迅都是除了文章以外还要顾及国家民族永久的前途；他们不劝人作好事，而是骂人叫人家不敢作坏事。”季先生认为这个见解“非常正确”（《闻一多先生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而他之看重韩愈，固然是因为韩愈“是司马迁以后最大的散文作家”（《韩愈的“古文”理论和实践》），却也在文章之外，与闻先生同样欣赏韩愈的“人格”。即便不完全赞同斗士闻一多斥责陶渊明、谢灵运的闲逸与游乐诗作“多么无心肝，多么该死”，但既然认定“闻先生所持的批评标准（引者按：即“人民的立场”）是无可非议的”（《闻一多先生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在自己的研究中，这些作家于是也不在其观照中。何况，青年时代的季先生已经在《隐士的时命》中犀利地揭露过汉代隐士与统治者之间“暧昧的因缘”：政权稳固之后，“朝廷需要的是装饰品”, “往来朝野之间平正的儒家，独居野处无所谓的道家供应了”这一需求；而如同严子陵与叙旧的汉光武帝同床共眠时的情景一样，“隐士们都想要压着皇帝的大腿的！不过这也无关大体，光武仍得自称曰‘朕’，子陵仍然称他‘陛下’，主客身分，总算表示得清楚”。如此理解隐士传统，难怪季先生对隐逸诗人提不起兴致。

在我的记忆中，季先生是位温厚长者，不善言辞，但他内心其实非常有激情。闻一多先生遇害后，季先生写信给同时受枪击的闻子立鹤，语气之激越为我从来未曾亲耳听到过：

你用身体掩护已被击倒的爸爸——这就是你用血肉来捍卫民主正义。你这一勇敢的行为，是我，以及大多数青年永远的楷模。闻先生不单是你的爸爸，也不单是我的先生，而又是全国青年的导师，和全国人民的代言者。他的血债不单是你和我会记住，全国青年、全国人民都会记得的！（闻立鹏《怀念季公》）

而他所选择的司马迁、韩愈与龚自珍，其人其文无不具有一种郁勃之气，恰与闻一多先生的激荡情怀相通。季先生对这三位古代作家的偏爱，以及对闻先生始终如一的崇敬，也应与阅读所带来的快意以及律动的合拍相关。至于其集注于古代散文的治学取向，则可谓有意识地回避了两位导师的研究专长，而另辟新地。自然，这也不能排除季先生对文章写作别有心得。

从对导师的尊重，已足可见出季先生品格中的忠信本色。有件往事亦有助于理解此说：季先生本是1949年1月即已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但因任民盟领导，身份保密。“文革”中，造反派曾勒令党群分别列队，已经“身份暴露”的季先生先是听从旁人的提醒，站到了党员行列中，很快却又转到群众一边，他的考虑是：“不论什么情况，党组织没有正式决定公开我的身分，我就不能以党员身分公开活动。”（倪其心《季师轶事记趣》）如此固执的坚持与守护承诺，也使他对自己的学生以及有益大众的学术工作充满责任感。在北大中文系的老教授中，他应该是参与集体项目最热心并且真正身体力行的一位。尽管这些组织与撰写活动大量挤占了其个人研究的空间，多次的文学史写作也规限了季先生的思考与笔墨，但他仍然无怨无悔地投入其中。毕竟，在他心目中，这样的书写距他向往的构建中国文学全史的理想是更近了。

季先生一生著述不算丰厚，但正如其自言，“文章无论长短，也无论关于古人或今人，在我都是用力作的；每写成一篇，即使只有千把字，也是一次战斗的结果”（《<来之文录>后记》）。这样用力写出的学术文章，已经成为今人必须正视的文化遗产。《司马迁》一书经上海人民出版社两版印行了至少145000册后，又竞相由北京出版社、香港中华书局于2002年推出新排本，即是明证。而其晚年倾心经营、努力开拓出的近代文学研究领域，在季先生本人可谓为“衰年变法”，对于中国文学史学科，则是一份绝大的贡献。以此功绩，季镇淮先生已可声名不朽。

此次编选，编者在校对引文上颇花力气。一些由于当年文字抄写辨认不清或笔误造成的讹错以及资料不准确处，在整理时为避免烦琐，已径行改正，目的是提供一个尽可能完善的文本。这一点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夏晓虹

2010年2月2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