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由“断裂”引发的思考

“断裂”问卷调查事件虽已落幕，但这次事件本身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其一，“断裂”问卷设计不够科学、合理。朱文共设计了13个问题，单独从这些问题而言，“你认为中国当代作家中有谁对你产生过或者正在产生着不可忽略的影响？那些活跃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文坛的作家中，是否有谁给予你的写作以一种根本的指引？”“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你的写作有无重大意义？当代文学评论家是否有权利或足够的才智对你的写作进行指导？”等等诸如此类，回答者几乎只能用“是”或“否”来作答，问题带有一种强烈的预设性和指引性，并没有给予参与回答者太多的思考和发挥的余地，因此所答之词缺乏真实和科学性。朱文曾经在工作手记中说：“我的想法是，愿意参加就参加，不愿意参加绝不勉强。”但我们从问题的设置看，似乎有一种众口调和、拉帮结伙的嫌疑，而且从参与回答的对象来看，他们仿佛都是在为自己一伙摇旗呐喊壮声势，有点故作姿态的意味。

其二，“断裂”及“断裂者”的盲目性。朱文曾在问卷说明中指出：“我的问题是针对性的，针对现存文学秩序的各个方面以及有关象征符号。”由此看，他们的“断裂”的目标是现存的文学秩序，希望能够与之分野，不断革命和创新。那么，现存的文学秩序究竟是什么呢？显然这是一个动态的难以定义的概念，涵盖之丰富，很难明确界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自身从事的工作及身份，就是现存文学秩序构成中的一部分，纠缠于如此错综复杂的交叉关系中，他们又如何反抗或“断裂”呢？韩东曾说：“实际上这一行为要划分的是一空间概念，即在同一时间内存在着两种水火不容的写作。”这里“空间”也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韩东、朱文们所存在的空间究竟如何，没有明确的划定。因此，“断裂”作家们在与谁“断裂”、如何“断裂”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混乱性。

其三，“断裂”的话语及态度过于偏激，缺乏一种深刻和理性。关于探究“断裂”行为的目的，韩东的话掷地有声：“我们的行为在于重申文学的理想目标。重申真实、创造、自由和艺术在文学实践中的绝对地位，它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秩序本身的存在和个人的利益功名。”韩东等一再强调他们的行为并非要重建秩序，而在于重申文学的理想目标。在文学几乎成为社会政治工具的这样一个时代，韩东们想让文学回到自身，追求文学的真正内质，无疑是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们在实现这一理想目标的过程中，带有颇强烈的否定性和进攻性。李小山觉得那些活跃于50至80年代文坛的作家“长得又矮又小，躲在政治家的石榴裙下，显得智商很低”；谈到大专院校里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刘立杆语出惊人：“饭店里的苍蝇觉得自己比茅厕里的苍蝇优越，实际上还是苍蝇。大专院校里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我的影响，就像只苍蝇对我的影响一样”；朱文评价“中国作协是一具在办公桌前还在开会、做笔记的腐尸”，“《读书》是政府特辟的一小块供知识分子集中手淫的地方。《收获》的平庸是典型的、一望而知的”。谈到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吴晨骏直言“这两个奖是装潢比较考究的粪池”。相对而言，对于一向以来作为思想权威的鲁迅，这些“断裂”作家们虽无意奉其为思想权威或写作楷模，但给予了相对较为谨慎、收敛的评价，这次问卷的发起者朱文就给了这么模棱两可的一句：“让鲁迅到一边歇一歇吧。”总之，如此充满强烈“火药味”的话语，把当前的文学体制、秩序、权威、理性、阵地等因素都划入一个全盘否定的圈内，固然有一时的发泄式的痛快淋漓劲儿，但是，“这种痛快淋漓却也同时毫无掩饰地暴露出一种文化上的贫瘠和苍白来。他们的不可一世的进攻勇气，竟原来是由一种逼仄的文化和精神视野给培植和骄纵出来的”。

如此高调的姿态被有些评论家们指责为过于激烈，自视太高。对此，韩东认为：“我们的确是‘偏激’的，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失之偏颇，有欠公正和准确，是缺乏理性和盲目的。偏激并非是任性而为的结果，它是行为的一部分。我们的目的在于明确某种分野，使之更加清晰和突出，我们反对抹平和混淆视听，反对圆滑的世故态度。”“‘偏激’并不是‘矫枉过正’，仅仅是为了明确分野，直指人心。作为一种语言它是尖锐有力的，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当然，它还恰当地表达了我们的愤怒、直率和年轻的情感态度。在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平庸的文化环境里，真不知道除了‘偏激’我们还可能采取怎样的姿态。”韩东们把偏激的态度直接归因于当代平庸的文化环境，勇气和胆识固然可嘉，但这种反叛里充满了强烈的情绪化冲动，缺乏面对文学和文化的深刻和理性。

其四，“断裂”群体的“自我保护”问题。对于韩东、朱文们而言，个体是最重要的存在，许多公共性存在的组织、团体似乎都是毫无意义的形式上的包装，大专院校里的研究、作协都是如此。在这种个人性精神文化选择的前提下，一些伦理道德、理性良知、责任义务、法规守则等等就统统成为没有必要理睬的东西了，留下的只有作为自我的这些个体。在谈到中国当代作家中对他们的写作产生影响或指引的人时，朱文被提到两次，韩东、朱朱各一次，这些新生代作家们被提到了如此具有影响力的位置。暂且不论其真实如何，却给人一种“地方保护”式的狂欢的感觉。“这基本是一场‘家庭卡拉OK'——自家人给自家人鼓励喝彩。这没有办法，他们的阅读热点就是他们自己。这就是他们的文学、文化视野。他们把最大的热情都留给自己了。”这被称为一种典型的“文化虚无主义”，也许这就是韩东、朱文这群青年人的独特姿态选择吧！

当然，对于作家而言，他们这种“自我保护”最需要以文本为证，文本才是最真实的、最有力的武器。继问卷之后，1999年3月，韩东主编了“断裂丛书”的第一辑（收楚尘的《有限的交往》、吴晨骏的《明朝书生》、顾前的《萎靡不振》、贺奕的《伪生活》、金海曙的《深度焦虑》、海力洪的《药片的精神》），随之，2000年10月，楚尘又主编了“断裂丛书”第二辑（韩东的《我的柏拉图》、朱文的《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张旻的《爱情与堕落》、鲁羊的《在北京奔跑》）。当然，对于作品到底如何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也是众口难调，但总给人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

韩东、朱文们发起的“断裂”问卷调查事件，究竟是情绪化的产物还是一种市场炒作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与检验。虽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带有一些游戏、过激的心理，有尚需斟酌和考量之处，但他们能够勇敢地向现有文学秩序举起挑战的大旗，在当前的文学和批评界引起不小的“骚动”和“警觉”，其价值和意义也不容抹煞。

“断裂”作为一种现象，其在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上留下了一串大大小小的印痕和标记。“断裂”作为事件已经结束了，但是所提出的问题直到今天还以隐性、显性或变体的方式继续着、存在着。“断裂”事件看起来是一次文化事件，仔细审思，背后却有其必然性。“断裂”之后的文化现象与文学思潮呈现出多元、复杂的断裂与不断裂交织的现象，折射出世纪之交以及新世纪的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文化状态。“断裂”可以说是一次文学表演，但任何姿态的表演都必须有厚实的作品作为支撑才能使文学成为文学。以“断裂”为标志，文学涌现了新的走向和态势，包括“断裂”一代的文学实践成果以及“断裂”之后出现的一些新生代的作品，也是韩东、朱文们的“断裂”壮举之后的一次文学成果呈现。

（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