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雅俗文学的流变与重构

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的重新洗牌，固然缘于文学评价标准的变化，但其更深层次则是反映了中国文化格局的变迁。

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一直不绝如缕地潜存着由俗入雅的流变。一部中国文学史，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有一个由俗入雅的变化过程，即中国文学是从民间艺术走向文人艺术的。《诗经》中很多作品都是民歌、民谣，经过文人的搜集、整理、改编，升格为雅文学，进而被后世视为中国文学的源流。由俗入雅的升格同样表现在乐府词曲、话本小说的发展流变过程中。虽然俗文学一直为雅文学的发展提供养料，是雅文学的“不登大雅之堂之母”，可一旦雅文学以正统自居时，就表现出了对俗文学的蔑视，称其为“下里巴人”的东西。就连在文学史中的待遇也很不同，一部分本身为俗文学的作品因其经典性的成就被雅化升格为雅文学进入文学史，比如《西游记》、《水浒传》等；一部分虽则俗文学的定性没有改，但其成就太过突出无法忽略而被纳入文学史，比如《聊斋志异》。但其他很多在俗文学领域有突出贡献、其成就并不在进入文学史的雅文学作家之下的作家，在文学史中就被略而不论了。

虽然雅文学对俗文学的歧视由来已久，但这种局面似乎到了20世纪以后更加变本加厉。就目前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来说，这种文学史似乎更确切地应称之为中国现代雅文学史或纯文学史。因为在这些文学史中，主要论述的只是纯文学的发展流变，通俗文学要么被避而不谈，要么仅仅作为点缀追加在章节最末，其应有的地位并未得到阐释和说明。事实上，通俗文学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功不可没。五四文学革命掀起的“白话文运动”和取得的文学实绩，以及鲁迅《狂人日记》“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的殊誉，很容易让人产生现代白话文写作是从《新青年》开始的误解。而实际上，通俗文学大家包天笑于1917年创办的《小说画报》才是中国第一本“全用白话体”的文学期刊，并力主“小说以白话为正宗”，就连“短篇小说”这个名称也首先出自当时为新文学激进派所嗤之以鼻的鸳鸯蝴蝶派。从这个角度看，假如没有五四文学运动，中国文学也会朝着白话文的方向发展，只是可能不会产生五四那种反映人物深层心理的新的思维模式罢了。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从文化思潮动态来看，宋元之后直到20世纪初，通俗文学一直是文学的主流，并以其自新的能力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变异调整，而五四新文学作为一种充满激进色彩的新生力量仅是在北大、在《新青年》杂志发出的反抗的声音，一度根本未曾得到文坛的重视。陈思和教授就曾将这两股文学力量分别称之为20世纪初中国文学的“常态”和“先锋”。那么五四这种“先锋文学”又怎么演变成了后来的文学主流呢？

或许我们首先需要区分一下雅俗文学的概念和评判雅俗文学的标准。按照通俗文学研究专家范伯群先生的研究，以“通俗”起家的文学大树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有所分工之后，分成了雅文学和俗文学两个枝杈。俗文学经过发展流变，至今形成了四大子系：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曲艺文学和现代化音像传媒中属于大众通俗文艺的部分。我们在此所讨论的俗文学则主要指其中的通俗文学子系，其在历史上一直以长篇章回体小说为特色，发展到现代则有了长、中、短篇等不同体制，但其基本特征仍然未变：语言上要求平易晓畅，审美情趣上要符合普通市民读者的需求，价值体系上要遵守传统道德规范，形式上继承传统小说体制，功能上侧重娱乐性、趣味性。雅文学则与此相对，不以大众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为基准，而注重精神追求，是作家个人性的对人类精神层面的深入探索，艺术上追求创新性。事实上，这种概念只是一个相对的界说，雅俗文学之间很难有精确的界限，至于说如何对雅俗文学进行区分，古今则有不同的标准。“中国古代雅俗文学以作者身份为区分标准，中国现代雅俗文学则以文化标准加以辨别。”在古代，凡是文人创作的文学即可归入雅文学一类，市井之声则是俗文学。这个标准到了现代失去了意义，比如包天笑、张恨水等虽为文人，但其作品却被归为俗文学，赵树理这个“文摊作家”的作品却被视为雅文学。因而在评判20世纪文学时，我们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的准则。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这种文化准则又是什么呢？对于20世纪以前的传统文化来说，它本身有一种自新的能力，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发展走向。比如古代文学由诗歌的兴盛到小说的繁荣，就深刻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迁。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的出现，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民族的危亡等，传统文化在外力的刺激下丧失了自新的本能；与西方先进文化相对照，不可避免地流露出衰败的颓态。而此时在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下产生的包含强烈的革命性内容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则因强调与传统的断裂性，输入大量西方的文化、欧化的思想，成为社会的先进性力量。它将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认定为中国现代化的理想模式，并希望中国社会可以按照它的理想形态发展演变。这种理想本身或许有着全盘西化的偏颇，但至少它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站到了时代变化的前沿，提出了一批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并且预示着社会发展的未来。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革命思想逐渐在社会变革中获得成功，五四所开创的新文学传统也逐渐由一家之言变成了社会的正统思想，由偏激的“先锋文学”演变成了“主流文学”。

这不仅仅是雅俗文学的轮流坐庄，这种文学姿态的变化也深远地影响到了文学的评价标准。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受外国文学的影响颇深，其文学传统的确立与外国文学模式和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而从五四之后，我们在讨论新文学时采用的都是外国文学史的分类概念，如文学体裁或者文学思潮等，将新文学分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这些主义就成了一种新的文学评价标准，并用这些标准去衡量其他时代的文学。前至晚清，后至整个20世纪文学，凡是符合五四新文学思想的都得到尊崇和抬高，如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与五四新文学特征无关的文学则都被看做是无意义的，从而被忽视，如通俗文学。但如果我们按照古代小说的分类来研究通俗文学，就会发现其门类非常齐全，社会、言情、武侠、侦探应有尽有，涵盖了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前所说，这些通俗小说发展到近代，自身已经蕴涵许多现代性的因素和可能。王德威甚至指出狭邪、公案、谴责、科幻等晚清小说“已预告了20世纪中国‘正宗’现代文学的四个方向：对欲望、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如何叙述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的形式性琢磨”。但这些现代性因素却随着五四文学的发生、发展而被压抑了。实际上，如果我们将新旧文学的分界暂时悬置，不以五四的文学标准来衡量文学的发展，就会发现，这些“被压抑的现代性”并没有消失，它仍以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常态”的发展。比如五四之后的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以及张爱玲、沈从文的小说等。甚至到建国后，在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之下，这些文学因子也在曲折地表达自己，比如《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战争小说中所蕴涵的武侠因素，样板戏中所内含的“民间隐形结构”，无不彰显着通俗文学的存在。

这样一种视角也有助于我们认清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发展流向，即与古代文学由俗入雅的过程不同，它的发展趋向是雅俗文学逐渐合流并进而带来了雅俗文学的重构。

20世纪初新文学产生之后，通过向西方的学习，展现出诸多不同于传统文学的特点，尤其是许多传统文学没有的优点。比如对社会生活的深入剖析、心理描写的引入、叙事方式的多变、叙事技巧的多样等等。这些优点一经引入就引起了通俗文学作家的注意，并且注意向新文学学习和借鉴，开始了俗文学向雅文学的趋向。比如由传统小说的写事为中心向新文学的写人为中心转变，由传统小说的情节模式向新小说的情调模式靠拢，由向壁虚构到注重观察等。其典型可以张恨水为例。张恨水2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在情节中就融入了很多情感性，开始注意表现人物的内在思想过程，不再以情节为中心而是以人物情绪为中心。这相对于传统小说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30年代创作的《啼笑因缘》更是把社会压迫和人的命运引入了通俗文学的创作，显示了通俗文学向雅文学的靠拢。与此同时，雅文学也有向俗文学的借鉴。新小说作家虽然批评通俗文学过于注重情节，但在创作实践中，他们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情节模式的青睐。如鲁迅，虽然王富仁认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需要和鲁迅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状况的关注，导致了鲁迅小说的故事情节的弱化”，但从其创作整体来考察，情节模式还是比较明显的。如《阿Q正传》、《祝福》、《药》以及《故事新编》等都有着较完整的情节结构。再如老舍的创作中，一直含有比较强的世俗性，有着鲜明的市民文化气息。及至三四十年代，雅文学中融进通俗文学因素的情形愈加明显，如在无名氏、张爱玲等人的创作中，雅俗文学的界限已经相当模糊了。他们往往善于在一个通俗的故事中融入新颖而深刻的主题，在对世俗的表现和体察中表达自己对精神和人性的深入探求。在40年代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雅俗文学也不再互相排斥，更多地是在同一阵营的认可基础上客观分析彼此的优劣，表现出相互借鉴融合的意向。建国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控制，雅俗文学的发展均受到很大阻碍，知识分子写作逐渐转为地下状态，通俗文学的创作更是销声匿迹。然而在许多“红色经典”中我们却可以发现民间性的文学因子，有人将其称之为“民间隐形结构”——如《沙家浜》中“一女三男”的模式，《红灯记》中“魔道斗法”的结构等。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通俗文化具备的强大的生命力。

如果将视野扩大，我们会发现在大陆中断的文学传统在港台文学中得到了继续发展，比如琼瑶、金庸等人的文学创作。特别是金庸，以自身的新文学根柢对通俗文学进行了全新的观照，并大幅度地提升了通俗文学的品味。北京大学的严家炎教授就曾明确指出：“金庸小说实际上是以精英文化去改造通俗文学所获得的成功”，“如果‘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进入文学的宫殿”。他们文学创作的成功显示了雅俗文学合流这一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向。

这种合流在20世纪80年代大陆文学复苏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较为明显地有80年代中期俗文化的雅化过程。比如“寻根文学”就是一部分知识分子以精英文化的视角烛照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重建现代中国的文化灵魂，其中展现了大量的民俗民情和传统的审美情趣，但这些世俗性的成分却因为被淡化了其社会性、强调其文化性而走向了雅化。80年代后期，新写实小说的突起再一次张扬起市民大众文化的视角，其重故事、重趣味、重世俗的特点在新时期打破了雅文学历来普渡众生的高贵姿态，初步显示了商业文明支撑下的大众文化的崛起。20世纪90年代以市民文化为基础的文学主潮更是呈现出雅俗文化的调和。凌力的“百年辉煌”系列、二月河的“落霞”系列、唐浩明的《曾国藩》等一系列的长篇历史小说采用大文化或大人文视角，在对传统文化的协调和融合中凸现人性的价值。王朔的“痞子文学”以市民阶层为依托，传达出浓厚的世俗生活气息。王安忆的《长恨歌》、贾平凹的《废都》、莫言的《檀香刑》、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小说也莫不是在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构建人生传奇。此外还有大量新兴的官场小说，也都是在中国特有的文化环境和人文氛围中展开对人性的挖掘和批判。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们都注意兼顾雅俗两方面的要求，既有文学性的追求、艺术性的开拓，注重作品的精神内涵和思想容量，又有通俗性的故事、传奇性的人物，追求作品的可读性。通俗的阅读趣味和严肃的文学理念相结合，显示了近年来文学创作的双重价值追求。

这些创作实绩表明，在商业化、全球化日益加剧的当代社会，雅文学已开始有意识地向通俗文学倾斜。通俗文化的价值一再得到阐扬，通俗文学的内涵也得到了扩大；过去对雅文学和俗文学的界定已经很难适用于今天的文学现状，雅俗文化的重构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更是出现了“身体写作”等商业气息浓厚的文学现象，代表了新一代作家在市场机制下对文学创作的重新定位。文学的功能不仅仅是对大众进行启蒙，其娱乐功能也开始受到重视。重新掀起的张爱玲热、金庸热以及对许多通俗小说家在文学史中位值的重新估定和对通俗文学在现当代文学中地位的重新厘定，都说明旧有的雅俗文学评价体系开始失去效力。雅的不一定代表文学成就就高，同样俗的也不说明品位就一定低下。从这一点上来认识王一川的“重排大师”，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茅盾的“出局”显示了当前文化趣味对雅文学创作中过于凝重的政治理念的摒弃，而金庸的“入选”则意味着对俗文学价值的新的认可。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的重新洗牌正是雅俗文化重构的集中体现。

文化和文学的发展现状更是表明雅俗的交融和互动是当前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向。因此近年来，文坛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构建都开始重新厘定雅俗文化的价值。雅俗文化的重构对中国文学格局的调整具有非凡的意义。首先，它将改变中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将过去只注重雅文学的“半部”文学史补充全面，以雅俗文学两条线索将中国文学的发展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次，对通俗文学的重视将有助于弥补五四以来雅文学评价体系的僵化和不足，雅俗融合将使中国传统文化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在交融互审中获得一体性，将那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排除，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既尊重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又尊重人性价值要求的文学形态。并且通俗文学的生产机制、传播机制和接受机制对雅文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如何发扬雅俗文化各自的优势，弥补各自的劣势，使雅俗文学的要素更好地融合为一体，将是重铸中国文学精神、再创中华民族文学辉煌的关键。因而对这一重大命题的研究虽已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但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和探索。

（董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