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中心”时代的文学定位及应对策略

其实严格地讲，在文学由“政治中心”走向“经济中心”那天起，不少作家或学人就从全球化范畴来观照生成于中外古今纵横交叉坐标体系上的当代中国文学，对此进行定位，并采取应对策略进行着调整。这种调整尽管是初步的，存在着不少“夹生”的现象，但它毕竟有相当的成效。它不仅使文学由原来的单一僵硬走向现在的多元活跃，而且也为今天及将来文学的更大调整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因此，在粗略地探讨了文学在经历转型的不同阶段之后，有必要对此作专门的分析。

那么在“经济中心”时代，文学为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它作了哪些调整，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归纳一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进行了文学与经济的跨学科交融，逐步改变文学与经济的二元对立及其恐惧心态，对经济逐渐给予了理性的认同。报刊杂志上经常刊登文学与经济关系的文章，探讨经济全球化语境中文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作家普遍增强了商品意识，部分文人下海，成为新儒商。一方面，文人从商改变了原有经济的结构，提升了经济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反过来，文学（文人）也因得到经济的支持而改变了以往简单狭窄的单维政治视角，并因有文化的介入作为中间环节而生成了一种新的“经济-文化-文学”形态。尽管也有人站在“抵抗”立场排拒经济，坚守“纯粹”其实不无封闭的创作观，把文学向经济开放看成是“投降”，但这只是少数。大多数读者对此还是给予认同，并普遍增强了文学入“市”——文化市场的观念。特别可贵的是，作家也一改过去抑“经”扬“文”的思想，不仅按审美规律而且也按商品原则进行创作，追求艺术的民主化、大众化。将雅俗共赏、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作为理想的创作目标。像过去那样只讲政治作用不讲市场效应的做法，已不复存在。

（二）进行了中西跨文化交流。文学已从过去长时期的封闭隔绝中走出，更注意在全球化大交流、大冲撞、大融合中缩短彼此之间的时间差和空间差。迄今为止，我国已翻译出版了大量外来文学名著和理论。从尼采、卡夫卡、弗洛伊德、柏格森到海德格尔、詹姆逊、福柯、博尔赫斯；从后启蒙、后先锋、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到后乌托邦、后人道、后古典主义；各种各样的流派应有尽有，传播速度之快，令人咂舌。西方那里的“新”主义刚刚出来，我们这里很快就流传开来。规模之大，模仿借鉴和研究的积极性之高，均是前所未有的。中西作家和学者有了更多机会直接对话，共叙一个话题。每年召开的各种研讨会，其范围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机关到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不可胜数。诸如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等名词，对作家而言不仅耳熟能详，而且都有大量相应的文本尝试。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作家那里，更是比比皆是。早些时候，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马原、余华、苏童、北村等十几位。他们不仅真正认识而且相当深刻地理解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并身体力行地贯彻于自己的文本实践之中。之后，就连原来惯用现实主义手法写作的王安忆、史铁生、朱苏进等，也常常有意在其作品中尝试、借用西方各种流派的创作手法和策略。更为典型的，是近些年来活跃于文坛的“新生代”作家，如韩东、朱文、李锐、邱华栋、阿来等新人。我们在惊异于他们对各种创作理念纯熟运用的同时，也不难发现这些青年作家对前卫又深奥的理论情有独钟的原因：一方面，在新的社会文化形态下，地球任何一端的人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自由选择自己认同的创作方式；另一方面，消费文化的迅速蔓延和权威话语的严重失语，使新一代的文学青年只有在先锋文化中才能找到适合表达自我的理论依托。由此可见，在新的环境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自觉性加强了。置身世界文学主潮，并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已成为新一代作家急切的创作愿望。

（三）与上述两个调整相适应，作家自身的知识结构也进行了调整和充实。80年代中期新方法论讨论和文化热的出现，对作家单一的人文知识进行了革命性的冲击。90年代电脑的普及，以及纳米技术、克隆技术、生态学等的出现，更是将作家置身于一个无比宏阔又瞬息万变的崭新空间中：电脑网络等高科技的应用，使文学一改文字符号单元单维的创作渠道局限而变得立体生动起来；借助于网络和信息的高速传播，将产生新的文体形态，使文学真正得以大众化，令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得到最大发挥，人人当作家的梦想成真。来自新事物的挑战和神秘魅力，无不让作家认识到自身知识结构调整的迫切，甚至产生深刻的危机感。另一方面，学界开始高度重视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进行古今打通、中西融合。特别是90年代，随着现当代文学学科向明清及传统文化转移和“国学热”的兴起，加强古代文学修养，改善原有民族文化素养不足的状况，已成为文坛的共识。不少作家进入到对深层次文学史的成因关系、过程的清理和阐释工作中去。他们自觉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源头的文化语境、生产过程及其与古代文化传统的联系，并从民族精神、地域文化、传统审美意识乃至文体方面汲取营养，将其纳入知识体系之中，作为现代性的重要资源。

（四）最重要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调整，文学界形成了一批颇具实力的中青年作家群体。与老年作家相比，他们固然有自身的局限，但由于长在观念开放的新时代，加上知识体系和结构比较新颖，故往往有不俗的艺术成就，创作的起点相对也较高。只要克服浮躁和较为强烈的名利意识，调整好心态和做好创作准备，是大有作为的。这使人想起上世纪初沐浴欧风美雨又饱浸国学传统而成长起来的一代大家。西方不竭的异质文化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丰富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确立一种更加开放开阔、多元立体的文学价值观，传统文化的积淀和潜移默化亦成为其创作的源流。虽然具体的社会形态和细节有所不同，但两代人面对外来信息的大量涌入，同样都经历着传统与现代的磨合，同样都肩负着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引领向新世纪的责任；并且以全球化为参照和以民族化为底蕴，表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多重关系，书写当下生存境遇中个人存在与整体历史沟通的人生意义。从新一代作家富有创造性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不管环境如何改变，只要人类还需要精神情感，文学就永远不会消亡，有它应有的一席之地。而上述一系列的调整变化，正是文学主动向新的生活靠近的明证。

当然，不必讳言，全球经济和信息一体化也给文学也带来了负面效应。在这之中，西方国家凭借经济和科技的发达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大肆推销他们的文化，从而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的文化交流，也许有必要引起注意。以中国电影为例，据零点公司近年在北京、上海、广州、厦门、重庆五大城市调查，钟情于国产影片的观众仅占调查人数的9.45%，而偏好欧美、港台“大片”的观众，占到了90.55%。这些“大片”通过高科技手段获得的视听奇观，强烈地冲击着观众的日常经验，无论是在艺术效果还是在市场效益的竞争中，都具有得天独厚的明显优势。随之而来的是，大片中充斥的异质意识形态和行为模式，乃至个体欲望宣泄、表达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中国的庞大观众群。当然，就中国文学自身来说，经济信息一体化给文学带来的最突出的负面效应，主要还是文学的物化、商品化、模式化，从而造成其整体水准的下滑和下降。不少学者结合当下文坛的实际，对此做过分析，此处就不再重复了。这里只是想指出：我们不能由此及彼地导致对经济的非理性的否定，用道德的愤怒来代替对历史的评定，将文学中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经济。这种情况，在人文精神讨论中曾程度不同地出现。这种观点比较突出的代表是张承志、张炜。他们认为在物质主义追求下精神普遍堕落，由体制造成的经济、利益矛盾构成了丧失精神品质的俗界和反人道的恶魔世界，因此高喊“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相信“穷人是美丽的人”，并认定苦难世界中的人性更加质朴、纯洁、健康，最苦难最贫困的地方有着最真诚、最执著的理想主义追求，如果缺乏这些品质，那就要被开除出这个高尚纯洁世界之外，甚至成为敌人。这就太片面了，不足为信。

其实经济与文学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决然对立，它们还有互为激励、相互促进的另一面。且不说经济实力可为作家的人格独立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同时它也为文学对人性的深度揭示提供了很好的描写契机。巴尔扎克正是因此，才写出金钱对人性的异化，而成为大师的。可惜的是，我们的作家未能有效把握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性嬗变及其矛盾痛苦，作好人性被经济、金钱异化这篇文章，不少的认知观念尚停留在一般的对经济道德愤怒的层面上。这就未免太滞后，需要引起重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