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如何理解“重写文学史”的“历史性”

一 “重写文学史”的当下性和文化内涵

让我们从一个文化事件谈起。2000年，《收获》第2期“走近鲁迅”专栏刊发了三篇文章，分别是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林语堂写于1937年的旧文《悼鲁迅》。这三篇文章虽然风格各异，重点不一，但都有一致之处，那就是对鲁迅的“经典形象”进行一种解构式“重写”。冯骥才开篇就点出鲁迅的“成功”之处在于“独特的文化的视角，即国民性批判”，但是随即笔锋一转，认为：“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他的国民性批判源自一八四零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可是，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的分析里所埋伏的西方霸权的话语。……由于鲁迅所要解决的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不是西方的问题；他需要借助这种视角以反观自己，需要这种批判性，故而没有对西方的东方观做立体的思辨。……可是他那些非常出色的小说，却不自觉地把国民性话语中所包藏的西方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了。”王朔则直言“鲁迅的小说确实写的不错，但不是都好，没有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鲁迅写小说有时是非常概念的，这在他那部备受推崇的《阿Q正传》中尤为明显”，“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林语堂以同代人的身份对鲁迅的定位是：“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战士。战士者何？……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这三篇文章一俟发表，立即在文化界引起很大反响，反对者有之，赞成者亦有之，但大多秉持某种道德化立场，真正有价值的观点并不多，所以有人指出：“从1999年底刮起的一股‘批鲁风’，实际上是1998年文坛‘断裂’事件的延伸和继续。如果不认真研究导致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并加以妥善解决，而单就鲁迅论鲁迅，那就会纠缠不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这一深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联系到冯骥才的另外一篇文章，或许能看得更清楚一些。1993年，在一部分学者提出“后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之际，冯骥才发表了《一个时代结束了》一文，提出“新时期文学”已经成为一种“历史”，是到了“应该自我保存”的时候了。冯骥才列举的理由有四：第一，“新时期文学”已经完成了挣脱“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使命；第二，“新时期文学”已经完成了“文学回归自身”的使命；第三，“新时期文学”的读者群已经涣散；第四，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文学的使命、功能、方式，都需要重新思考和确立。从“走出80年代文学”到“新时期文学终结”，再到“批鲁风”，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文化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90年代以来因中国社会转型而要求对80年代建构起来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经典进行再一次的重写。很明显，在冯骥才、王朔等人看来，要走出80年代文学（新时期文学）就必须走出鲁迅的神话，只有解构了鲁迅的神话才有可能解构80年代文学的神话。这里凸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作为80年代文学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冯骥才和王朔都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80年文学”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文学”的激活和建构的基础之上，并最终确立了以启蒙为主导的现代化文学话语叙事。正如贺桂梅在其博士论文中所论述的：“80年代前中期，对五四传统的理解在思想文化界大体是一致的。批判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因素、倡导世界性文化眼光和肯定普遍意义上的‘人性’，都被看作是五四时代没有完成的现代文化建构工程，而在80年代得到继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被看作是直接继承了五四传统，以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历史时期。”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冯骥才、王朔等人对鲁迅的批评，绝不仅仅是对作为单个作家的鲁迅的批评，而是对80年代以来所建构起来的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化文学话语的批评。在此我无意辩驳这一文化事件的是是非非，只是想指出一个问题，当冯骥才们试图“重写”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与其说他们面对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历史的存在，不如说他们面对的是经过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建构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话语的存在。实际上，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文化事件，如“人文精神”大讨论、“断裂问卷事件”、经典大师排位、《收获》事件等等，他们的诸多话语方式、知识资源和行为逻辑都与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密切相关，“从某种角度看，这可以看作‘重写文学史’历史逻辑的延续”。它们一方面沿袭了“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某些知识资源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又通过一种断裂的方式反证了80年代（包括“重写文学史”思潮）不仅是一种“过去时”的存在，更内在于我们当下的文化构成之中。这些当下的话语事件以后发的方式进一步凸显了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在应对、推动、型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话语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它使我们意识到，在一个更开阔的历史视野和知识语境中回过头来重新审视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史）叙事，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需要，同时也是回答当下困扰我们的诸多文化问题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