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重写文学史”与学科的重构

毋庸置疑，80年代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叙事与“重写文学史”思潮密切相关。首先，“重写文学史”思潮建构起了一种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学科形态，正是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发生和展开过程中，一种完全不同于前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被叙述和确立起来。经典作家谱系的更替大概最能见出这种变化的幅度，1951年，以陈涌为首的北大文学研究所主要从事现代重要作家的研究，他们首选的八位作家是：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丁玲、巴金、老舍、赵树理。到了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鲁迅、郭沫若、茅盾各单列一章，巴金、老舍、曹禺三人合为一章。到了198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单列一章的经典作家是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赵树理。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变化的幅度更大，樊骏根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的文章作了专门的统计，以1989年为界，前十年关于鲁、郭、茅、巴、老、曹的文章占了作家作品研究的半数以上，而近十年则缩减为四分之一；张爱玲、沈从文、萧红、林语堂、徐、冯至、穆旦的研究文章明显增多，有关闻一多、赵树理、夏衍等人的文章显著减少。而且，不仅是经典的秩序被重写，即使是对于地位没有变化的经典作家，研究的角度也明显不同。以鲁迅为例，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中，鲁迅从前此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战士的、现实主义的鲁迅变成了一个启蒙的、现代主义的鲁迅，与此相关的是，以前遭到忽略的《野草》等作品获得高度的肯定和评价。再比如对沈从文和张爱玲的发现，也决然不仅仅意味着发掘或者“平反”一些被掩埋的作家作品，而是在这种经典谱系的更新中，蕴涵着一种新的文学史的评价标准和准入原则。正如王瑶所总结的：

针对长期以来存在的“以社会主义文学的标准衡量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强调了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提出要以是否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倾向，以及这种倾向表现的是否深刻、鲜明作为衡量和评价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基本标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反帝反封建”的标准本身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提出了“文学现代化”的概念。它包含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作品思想内容的现代化，作家艺术思维、艺术感受方式的现代化，作品表现形式、手段的现代化，以及文学语言的现代化等多方面的意义，并且把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倾向和艺术表现、形式统一为一个有机整体；应该说，它是把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特质包括在内，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揭示中国现代文学本质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是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它使我们研究工作的重点由注重现代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他意识形态的共性转向了现代文学自身的个性。

在“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推动下，区别于“政治标准”的“文学性标准”、“审美标准”逐步得到确立，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并重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性质。“我们首先在理论上明确了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它既属于文艺科学，又属于历史科学，它兼有文艺学和历史学两个方面的性质。”这种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性质的确认，直接影响到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认识和研究：

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学科建制或创建……包含了对“文学”基本观念的重新理解，以及新时期文学实践的性质等更为核心的问题。关键问题之一，是“当代文学”性质的变更。……其中发生的微妙变化，则是“十七年时期”处于“边缘”或“非主流”位置的文艺观点和作品，渐次地转为“主流”。……新的“主流”文学指示的方向，不仅扭转了“文革”时期趋于极端激进的革命文艺实践的路径，而且在《讲话》和“五四”的承接关系上也更接近后者。

也就是说，对当代文学学科性质的重建，是建立在对现代文学学科性质重建的基础之上的，这两者基本上是一种同构的关系。没有对现代文学学科的“五四性质”和“启蒙意义”的重新确认，就不可能把当代文学从“社会主义性质”中“抽离”出来，而这两个学科的重建则统一于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中。

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面目，同时也直接影响到80年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对于严家炎来说，对“新感觉派”的发现和重评与80年代初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密切相关；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寻根文学”的兴起为所谓的“文化角度”提供了创作上的支持，而反过来，“文化角度”作为一个区别于“政治角度”的文学史评价标准也为“寻根文学”的勃兴提供了合法性的话语资源。在上海的“重写文学史”中，对“审美原则”和“文学形式”的强调进一步挣脱了“重大题材”、“重大主题”的限制，作家作品的主体地位得以凸显，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的“新潮批评”和“新潮文学”形成互动，以致于王晓明在21世纪初反思文学丧失社会性的时候认为“‘重写文学史’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

实际上，在80年代的语境中，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如何在一个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分裂”而政权又保持着连续性的环境中开辟尽可能广阔的言说空间。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更是系统的社会文化工程的一部分，它是80年代众多的应对“文革”后严重的文化危机的社会话语之一种，与同时期的政治话语、美学话语、哲学话语等人文社科话语一起，构成重建文化主体和意识形态正当性的力量之一。因此不可避免地，“重写文学史”思潮必然和80年代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话语）纠缠在一起。无论是80年代初的重评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密切关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热”、“现代化话语”之间的纠缠，还是上海的“重写文学史”与城市改革以及80年代末激进的解构思潮之间的隐秘关联，我们都可以看出，“重写文学史”思潮既是80年代社会历史语境的具体产物，受到各种力量的制约和形塑，另外一方面，它又作为这些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特殊的话语方式和实践方式参与并改写着80年代的文化面貌，并在此过程中凸显一类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主体意识。因此，综合上述各种情况，我将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界定如下：在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的历史语境中，一类知识分子借助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重建文学史的主体性，参与80年代现代化文学叙事和现代化意识形态建构的社会文化思潮。这一界定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整体性。它在纵向上由80年代初的重评、80年代中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整体观”、80年代末上海的“重写文学史”等事件组成，横向上与当时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如“拨乱反正”、“文化热”、“美学热”等发生紧密联系，是一种多面向、立体交叉的社会文化思潮。第二，“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主体性。“重写文学史”是一个拥有特殊主体的话语事件，它虽然借助了80年代“大写的人”的主体性话语，实际上却是一类知识分子参与历史的一种实践行为。第三，最重要的是，这一切界定都指向一点，那就是“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历史性，它只可能是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应对具体的历史问题而发生的文化实践行为，而不是一个普遍性、知识性的观念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