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对巴巴的影响

巴巴的理论无疑是在试图寻求一条意在反对殖民霸权和后殖民霸权状况的道路，那么它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巴巴曾经指出，“与殖民地状况更切合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式的主奴辩证关系的解读方式，而是对立的、有差异的拉康式的‘他者’方式”。但他也承认，20世纪甚至是21世纪的思想家，如果不受到马克思的影响简直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意识形态上解释了物质条件的中介。

巴巴认为他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区别主要有两点。首先，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主要关注阶级差异问题，而巴巴对殖民和少数族化的兴趣则促使他提出了一整套不同形式的问题，广泛涉及社会差别、歧视、种族、性别、世代、地缘政治、移民等多个方面，巴巴将其总称为“社会少数族化”过程。巴巴认为自己致力于民主化，而阶级是社会差别的因素之一，必须与各种其他的因素一起来解读。故此，巴巴热衷于葛兰西的伦理观念与政治观念，因为通过葛兰西的这些观念，人们就可以将阶级置放于与社会差异的其他形式的关系中，并重新估量政治力量的问题。或者重新阐述政治力量的问题。其次，巴巴还强调历史和社会事件中的偶然性问题。在巴巴看来，马克思主义更加关心因果关系和决定论的因果关系，而巴巴则更着迷于在建构历史局面和意义丛中“偶然事物”的位置及其运作。巴巴还关心无意识在建构政治理性和社会理性中的整体位置以及表述的地位等问题。马克思主要强调生产的客观条件，而巴巴同时也对它与文化再生产、社会再生产和主体化之间的关联颇感兴趣。

另外，巴巴对德里达和福柯也很感兴趣。德里达给了写作的整体行为本身（即他所说的“书写”）某种能动性。写作是构成一种主体感、文本感和社会感的东西。德里达能够将写作问题带入建构我们的理想、生活世界或社会文本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德里达认为，在社会对意义的表述中，没有透明性，没有必要的共时性，因此，只有通过中介协调、通过他所谓的“异延”、“时差”、“移位”等，意义才能够被建构。这些思考特别有助于解析殖民地后殖民地的文化，巴巴也发觉“异延”、“延缓”等概念对探索殖民地文本是非常有益的。福柯认为，所有的话语都是关于授权或认可的，无一不被包含或暗含在权力斗争中，所以，任何霸权位置也都固有地、潜在地带有抵抗性的叙述立场和叙述位置。福柯将处在一种矛盾的、论辩式关系中的权力与抵抗或主权与从属，看做是一场围绕权威和关于作者资格的斗争，而不仅仅是某种政治权威；表述的领域也是关于作者资格的斗争。对巴巴而言，福柯这种看法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

除此之外，巴巴在不同程度上还受到巴赫金、布斯（Wayne Booth）、德曼、詹姆逊、利奥塔等人的文学、文化思想的影响。除了上述思想家或理论家，巴巴还对很多著名作家如莫里森（Toni Morrison）、拉什迪、康拉德、戈迪默（Nadine Gordimer）、瑞池（Adrienne Rich）、沃尔克特（Derek Walcott）、库切（J.M.Coetzee）等都非常感兴趣，常常在批评分析中引用或者直接分析他们的小说或诗作。在巴巴看来，这些作家都对少数族和少数族化问题、差异问题、国家所作的空洞的民主许诺等问题十分感兴趣。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家都致力于发现一种能够反映这些问题的叙述结构与叙述方式。他们运用叙述来从事历史表述的工作，而且并不仅仅创造出或者仅为读者营造一种社会现实主义的感觉，他们放弃了那种透明的现实主义传统，采用了一种复杂的叙述结构，这就使读者能够参与到阅读经验中，思索他们生活中复杂的道德问题。

有一次谈到自己在学术成长中所受的影响时，巴巴声言自己不可能不通过思考各种思想如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社会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等去理清后殖民状况。譬如女性主义对巴巴找到自己的立足处就尤为重要，因为它在解译身体政治的歧视性结构时，认真对待身体的位置——心理、情感、皮肤、自我、幻想。而巴巴复杂的生活、求学及工作经历，广博的知识和学术兴趣，宽阔的批评视域等，都告诉我们他所受的影响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错综复杂、交叉互动的，并且这种影响随时会增减消长，新的影响也会不断地加入。我们更不能把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复杂的知识分子所受的影响看成是一堆作品或者一群人的印象叠加，巴巴说，“影响不是一条思想的河流”，却更像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更像是对你自己的或者别人思想的一种调解和干预，所以说，“影响更像是网络，而不是整体性的思想传统”。我们在分析巴巴学术成长过程中所受的影响时，一定不能断章取义，不能过于主观武断，而是要充分意识到这种影响的混合性、复杂性和多重性，同时也要意识到巴巴在汲取不同的理论营养时的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