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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游子拳拳意 并非浪子靡靡音读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吴奔星

作者介绍

吴奔星(1913—2004),诗人、学者、教授,湖南安化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参加过湖南农民运动、“一二·九”运动;他先后在桂林师范学院、国立社会教育学院(1947—1948)、武汉大学(1951—1952)、南京师范学院(1955—1958)等任研究员、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徐州师范学院任教,1982年获得平反,重返南京师范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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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诗,众所周知,曾被著名语言音韵学家赵元任配谱,广泛演唱,名噪海外。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刘半农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没有充分肯定,加以“左”倾思潮的影响,误以为其是黄色歌曲,属于靡靡之音,以致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提到它。

半农(1891—1934),名复,原名寿彭,字半侬,后改半农,江苏江阴人。1916年前后在上海工作,与“鸳鸯蝴蝶派”作家往还,著译都用文言,笔名半侬。1916年后,应聘北京大学。1917年胡适、陈独秀发起文学革命,他跳出“鸳蝶派”,很打了几次大仗。最著名的一次战役,是1918年3月,他与钱玄同串演了一出双簧:钱玄同化名复古派文人“王敬轩”,给《新青年》编者一封信,向提倡新文学的人大兴问罪之师。刘半农代表《新青年》编辑部,对“王敬轩”的来信,一一驳斥。这出“引蛇出洞”的双簧戏,传为新文学史上的佳活。但刘半农因为没有留过学,在北京大学和新文学阵营都受到欧美派文人的奚落。一气之下,于1920年1月赴英、法留学,1925年获得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等院校教授,卓有成就。1934年6月,他率领一批助手到内蒙古调查方言,返回北平途中,在张家口得了回归热,7月14日不幸在北平逝世,终年仅44岁。

刘半农短促的一生,走过了从才子到战士、从诗人到学者的历程。他在“五四”前后是边战斗边写作的。反对旧文学他是战士,提倡新文学他是诗人。“五四”前夕提倡新文学是从反对文言文、旧体诗(所谓“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提倡白话诗入手的。刘半农创作白话诗,既有理论,也有实践。他是以新的诗歌理论指导新的诗歌实践的。他与胡适都有一套诗歌理论。胡适侧重于形式方面的破坏,主张打破五、七言律绝的格式,废除平仄、对仗严格的诗韵,不用典故,等等。刘半农虽然也主张破坏旧韵,但主张建设新韵,讲究音节;他也反对旧体诗的体裁,但主张多作尝试,增多诗体(详见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至于诗的音节,因为他是音韵学家,就更为重视。他在《扬鞭集·自序》里说:“我在诗的体裁上是最会翻新花样的。当初的无韵诗、散文诗,后来的用方言拟民歌、拟‘拟曲’,都是我首先尝试。至于白话诗的音节问题,乃是我自从九年(1920年——引者)以来无日不在心头的事。”他在理论上同胡适相比,最值得称道的是主张诗的精神在于求真(参看刘半农《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这种求真精神,透露了初期白话诗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刘半农在1917年至1919年搜集了李大钊、鲁迅、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沈尹默等八位诗人的二十六首诗稿,编为《初期白话诗稿》,于1933年初由北平星云堂影印出版。这部诗稿体现并印证了刘半农早期的新诗理论:内容上求真,形式上多式多样,重视节奏。

刘半农自己的白话诗,收入1926年出版的《扬鞭集》:上卷收1917—1920年的诗歌;中卷收1921—1925年诗歌;下卷为译诗,并未出版。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用方言写的民歌体诗《瓦釜集》。

在中国现代诗史上,白话诗的问世是从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一期开始的。这一期发了胡适、沈尹默和刘半农的白话诗九首。刘半农有两首:《相隔一层纸》和《题女儿小蕙周岁日造像》。《相隔一层纸》写于1917年10月,是他的较早的一首白话诗:


屋子里拢着炉火,

老爷吩咐开窗买水果,

说“天气不冷火太热,

别任它烤坏了我”。


崖子外躺着一个叫花子,

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

可怜及外与及里,

相隔只有一层薄纸!


从内容上看,揭露了阶级悬殊,令人联想到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押韵上,前一半押的韵属于合口呼,后一半押的是齐齿呼,表明诗人是一个音韵学家。内容上虽没有新的东西,毕竟是有思想性的,在形式上也的确打破了旧体诗——五七言律绝的格律。但在押韵上由合口到齐齿未免做作,不够自然。他的另一首诗《一个小农家的暮》,曾被人称为名作,并选入旧社会的语文教材。在意境上表现了农民的辛勤与和睦,在节奏上以口语取胜,比《相隔一层纸》要自然得多。另一首《三弦》写得更为含蓄,也曾为人所称道。还有其他的一些诗,如《我们俩》、《巴黎的秋夜》、《卖乐谱》、《尽管是……》、《别再说……》等,也都写得生动活泼,较有诗意。还有一首较长的抒情诗《敲冰》,表现了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决心与信心,只是写得直露,缺少诗意。

至于《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诗,众所周知,曾被著名语言音韵学家赵元任配谱,广泛演唱,名噪海外。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刘半农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没有充分肯定,加以“左”倾思潮的影响,误以为其是黄色歌曲,属于靡靡之音,以致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提到它。其实,《教我如何不想她》即使作为一首抒发爱情的抒情诗看,也并非引人邪思的诲淫之作。诗是1920年8月6日在伦敦写的,是用比兴手法,写远离祖国的游子的情怀,像郭沫若的《炉中煤》一样,表现出眷念祖国的情绪。那时,正当“五四”运动一年之后,列强对于中国虎视眈眈。青年学生,尤其是海外的留学生,特别关注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诗人把自己和祖国的关系,比作恋爱关系;把自己怀念祖国的心情,比作怀念爱人的心情,以“想她”之心“想家”,以“想她”之心“想国”,并非矫揉造作,而是感情的自然流露。

刘半农在国内写的白话诗,特别是用江阴方言写的民歌体诗,还留有传统民歌的影响,在构思、技巧和语言上残余着旧体诗的痕迹。这是初期白话诗的通病。刘半农也未能例外。胡适在汪静之的《蕙的风·序》中说:“当我们在五、六年提倡做新诗时,我们的‘新诗’实在还不曾做到‘解放’两个字。……大部分只是一些古乐府式的白话诗,一些击壤式的白话诗,一些词曲式的白话诗——不能算是真正的新诗。”当时的新诗其所以存在“古乐府式”、“击壤式”和“词曲式”的毛病,乃是由于理论上呐喊“文体革命”,实践上却很难摆脱旧的文体的束缚,表明新诗的先驱者们的战斗历程是曲折、艰难的。但是,刘半农在英法留学时期写的新诗,在构思和技巧上却基本上摆脱了胡适所说的“三式”的毛病。比如这首《教我如何不想她》,尽管运用了传统歌谣的复迭手法,但与胡适说的“三式”还是不同的。他在构思技巧上虽继承了传统的反复与比兴手法,但在语言运用上却是生动活泼的,在意境上是新鲜别致的,使读者或听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且余意不尽、余韵悠然。加以赵元任先生为它作的曲谱,着重在抒写相思之情,委婉曲折,更使听众感到沁人心脾,经久难忘。从诗的联想力与暗示性看,诗人多少接受了一点西方象征派诗歌的影响。诗人去欧洲留学的20年代初期,正是象征主义思潮风行草偃的时期。法国的象征派诗人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 1842—1898)说过:“作诗只能说到七分,其余三分,应该由读者自己去补充,分享创作之乐,才能了解诗的真味。”这种“三七开”的诗论在我国古代文论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刘半农到了欧洲之后,由于进一步学习英法语言,觉得外国人讲得更透彻,于是就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来了。

《教我如何不想她》是以联想和暗示抒发情感的。第一节写白天。第一句的意思近似“浮云游子意”。天上微云飘着,地上微风吹着。海空辽阔,异乡与故乡,同在一个天体之下。既然“微风”吹动“微云”,就不免同时吹动自己的头发,不觉触景生情,联想到自己远离祖国,身在异乡,于是哼出了最后一句诗:“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里的她,既可以指祖国,也可指爱人。祖国不是抽象的。海外的游子对于祖国的怀念,都会有不同的内容。有的怀念父母,有的怀念妻子,有的怀念亲友,有的怀念山川风物,……因各人的情况与经历的不同,怀念的对象也有所不同。其他三节都可以作如是观,并没有深文奥义。第二节头两句写夜景,海洋月夜,色泽如银,从而引动了游子的情怀。第三节写暮春时节,落花流水,有如游子未归,抬头看见燕子飞行,鸣声在耳,但不知叫些什么,只知春季已过,燕子将要迁徙,见景生情,游子自不免怀念祖国的亲人。第四节写季节已是深秋,时候正是傍晚,一年将尽,一日将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面向残余的红霞,使游子联想到家乡与祖国。总观四节,头两行都是写景,但不是为写景而写景,而是为了引起游子思乡的动机,即所谓起兴。第四行都是承转的词句,承上启下,写出“想她”的原因,都是由于眼前的风景触发的。诗的内容虽然浅显易懂,但串成一气,却关系到诗的艺术构思。诗人以时间的推移相暗示,应该加以注意。第一二节写白天与月夜,暗示一天;第三四节写春天与秋天,暗示一年。这样整首诗就暗示着:海外游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论什么时候,看到什么景物,都要怀念着自己的祖国或者爱人。赵元任先生1981年从美返国探亲访友,曾谈到这首诗,他说:近年来,每有聚会,他总爱高歌一曲《教我如何不想她》。他解释说:“‘她’,可以是男的,女的,代表着一切心爱的他、她、它。歌词是刘半农当年在英国写的,有思念祖国和念旧之意。”(见《一代学人赵元任》,1982年第二期《人物》杂志)因此,诗中的这种感情不是诗人个人的狭隘感情,而是海外游子的共同的感情。在国外演奏时,之所以收到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艺术效果,就是因为它的每一个音符、节奏,多次重叠、反复,拨动了海外游子的心弦。这首诗,无论语言、意境、节奏,都是健康的,丝毫没有淫荡的因素。如果有人怀疑它“诲淫”,不是因为头脑有点“贵恙”,就是由于赵元任先生配的曲谱太委婉曲折,让人听起来感到缠绵悱恻,心旌摇荡。这正是诗歌的艺术魅力征服听众,使之神魂颠倒、忘乎所以。这是诗人给读者与听众的美感享受,表明诗在艺术上的成功,不是什么缺点,正是难能可贵的优点。现在诗人与作曲家都作了古人,我们应该为这首具有国际影响的诗平反!这不仅是为了它的作者刘半农先生,也是为了它的作曲者赵元任先生。

1934年7月半农先生逝世后,赵元任先生写了一首挽联:


十载凑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

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


内容真实,对仗工稳,既表现了他们之间合作共事的深厚友情,也暗示了刘半农在文学和学术上的杰出成就。所谓“十载凑双簧”,是说刘半农与钱玄同在新文学运动头十年凑成一出引蛇出洞的双簧戏。所谓“无词今后难成曲”,是说刘半农去世后,再也没有那样的绝妙好词,再也难于谱写那样著名的歌曲。所谓“数人弱一个”,是说1925年9月16日和10月17日,刘半农、钱玄同、黎锦熙、汪怡、林语堂在赵元任家发起成立研究语言音韵学的“数人会”。“弱一个”,是说刘半农一死,“数人会”的力量就减弱了(“弱”是“死”的婉曲的说法)。这是对刘半农早逝的惋惜与哀吊。最后一句把“她”改成“他”,等于呼唤“魂兮归来”,词情极其悲痛!走笔至此,也不禁写下俚语一联:“情同手足,作曲作词两搭档;声震遐迩,爱家爱国一条心。”


(选自《名作欣赏》1983年第5期:应是游子拳拳意 并非浪子靡靡音——读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