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中先生
与新亚书院（1975）
大中先生伉俪的逝世，我个人感到特别悲痛，虽然我认识他们两位为时尚不足十年。我的悲痛主要是起于大中先生最后受聘为香港新亚书院校长这一件事。1973年至1975年我从哈佛告假回香港母校服务，事先说明是为期两年。到了1974年的8月，新亚书院董事会还没有能够物色到校长继任人选，我当时非常焦急，曾各方面请朋友们设法荐贤。不料在我几乎已觉绝望之际，邢慕寰先生忽然给了我一个喜出望外的好消息：他已说动了大中先生前来继任新亚校长的职位。这个消息不但使我个人如释重负，而且也给整个新亚书院带来了狂欢和希望。其实，在真正了解大中先生的人看来，这件事并不算太意外；因为大中先生晚年一心一意想为中国社会、中国人、中国学术和教育尽一番心力。
大中先生于今年1月间签字接受了新亚校董事会的聘约，同时又趁寒假访台之便偕同刘夫人亚昭到香港小住了几天，借以了解新亚的情况。在这次访问期间，我天天和大中先生夫妇在一起，一方面叙旧，一方面交换关于新亚的意见。临行时大中先生说他将于本年8月1日到港就职，我们约好7月底在台北碰面，商量交接事宜。
大中先生回美后就开始闹肠胃病，后来他来信说是胆石问题，已经开了刀，但腹痛腹泻未止，还要继续检查。我当时就有一点敏感，曾和朋友们提起过，恐怕病情不甚简单。朋友们认为我太过虑了。不料到了5月间，我果然从台北得到间接的消息，说他患了癌症。我当时为之震动不已，只希望这是不可靠的传闻。但不久我就辗转获得一份大中先生亲笔给台北友人报告病况的函件复本，才知道他不但患了肠癌，而且已蔓延到了肝部。
5月29日我曾写了封信给大中先生，旁敲侧击地询问他的近况，因为他没有直接写信来告诉我关于癌症的事，我不便冒昧地提到这一点。大中先生于6月8日写了一封四页的长信复我，除了叙述病况外，主要是商讨关于新亚校长职位的事。那时他自己还相当乐观，认为一定可以治好恶疾。但关于新亚职位事他提出了两个方案，要我们决定其一。他说：
（甲）准弟辞去新亚校长之聘约，弟虽对控制癌疾之信心甚强，但究系已有病之人，工作效率恐将减低。……新亚任务重要，无用一病人之必要。新亚董事会如觉以解除聘约为较宜，弟绝不介意（只觉歉仄）。
（乙）7月底如此间医生认为弟之病状及精力可去港服务，弟仍按原约去港，惟须稍迟一个月左右到差。……新亚为国人以自己能力于艰苦环境中所创立发扬者，故愿效绵薄，辅助其继续发展，前决定去港即为此，现时亦然。
新亚方面当然希望大中先生能治好病来港就职，所以我立刻代表学校打了一封电报给他，请他安心医治，稍迟到任无妨。但最使我感动的是大中先生虽身罹不治之症而仍念念不忘新亚，不忘为中国人服务，更不肯临难畏缩，背弃承诺。他在同一信中曾两度引用“君子一诺，重于泰山”这句话。我现在重读这八个字，尚感到大中先生那股侠义之气从纸上跃然而出。
1967年7月，刘大中在梨山行馆为蒋介石做解说
我本来是准备经过台北返美，以便和大中先生聚谈一次的。到了6月中旬，大中先生已显然不能如期东返，我就接受了巴黎第七大学的邀请，在7月中旬到巴黎去访问法国的汉学界，顺便在欧洲各地游历了近一个月。8月7日我回到波士顿，第一件事便是和大中先生通电话，询问病况。最初他的电话总是无人接，一直到8月10日下午，我们才和刘夫人及大中先生通了话。刘夫人的语气显得十分平静，绝无悲痛或慌乱的表示。我们最初有些诧异，事后回想才恍然大悟，原来她的死志已决了。大中先生的语调十分微弱，已全无平时那种意气风发的味道。我记得他说，他已正式向新亚董事会提出辞职，因为他的癌病已无法阻遏，现在已发展到了肺部。他一面说着一面咳嗽。他又告诉我，西医对他的病已不能医治，而且他的体重也只剩下九十磅左右了。我听了这些话内心悲痛不胜，然而却找不出一个字来安慰他。在这种情形下，我又能够说什么呢？我们通话的三天之后，他们夫妇便一起开车住进了康乃尔大学附近的“假日旅馆”，双双服药自杀了。我最初听到大中先生一个人的死讯，已奇怪他何以走得这么快。当晚立即写了一封唁函给刘夫人，第二天信尚未寄出，又听到了刘夫人殉夫相偕而去的消息。我的感觉简直完全麻木了。以后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的精神始终不能从这一悲剧的震荡中恢复过来。我时时在想象着他们夫妇在“假日旅馆”自杀前的一番心情和景象。大中先生夫妇都雅好平剧，大中先生更是出色当行，但万万料不到他们竟是如此戏剧化地结束他们的生命，给人间留下了一幕用至情至性写出的悲剧！
回想从大中先生去年9月应允接任新亚校长，到今年1月访港，以至最后去世，总共不足一年的时间。“人世无常”的话我是听惯了的，但是这一次才真正体验到这句话的沉痛意味。
最近一个多月来，我自己才慢慢地克服了大中先生遽然逝世所给予我的消极影响。大中先生自己曾说，他一生对学术、对教育、对社会已尽了最大的心力，纵或万一，已无遗憾。中国古代哲人对生死问题说得最好的还是张横渠“存，吾顺事，没，吾宁也”那句名言。什么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还不免把个人生命看得太重要，也不免仍有些俗气。大中先生夫妇在生死之际的表现则正合乎横渠所悬的道德标准。大中先生虽未能履新亚书院之任，但在精神上新亚的师生已把他看做是他们的校长，我个人站在新亚校友的立场上也完全觉得他是母校的校长，而且是一位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校长。大中先生去年9月30日给我的信上说：
弟受国家培养卅余年，而为他人作嫁衣裳者数十年于兹矣，常自内惭。前常愿为台湾服务，惟事涉经济行政，难期其道之必行，亦无贡献。新亚之学子为我同胞，如有机会稍尽绵薄，自所夙愿。
这几句话最足以表现大中先生“存，吾顺事”的精神。我们在海外的后死者都应该时时体味这番话的含义，而新亚的同学们更应该从这番话里去认识这位未到职的校长的崇高人格！
1975年10月31日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