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1981）

1980年年底中国史学界不幸失去了两位重要的人物：顾颉刚先生和洪业（煨莲）先生。两位先生都是1893年出生的；逝世的时间也仅仅相差两天：洪先生卒于12月23日，顾先生卒于25日。

顾先生是苏州人，系出著名的吴中世家，早年所受的是中国传统的经史教育；洪先生原籍福建侯官，早年就受到西方基督教的影响，并且是在美国完成正式教育的。但是尽管他们的家世和文化背景都不相同，在史学上两位先生却很早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了。洪先生是1923年从美国回到燕京大学任教的，这正是顾先生以《古史辨》轰动中国学术界的一年。洪先生在美虽治西洋史和神学，但回国之后治学的兴趣很快地就转到中国史方面来了，这是和当时胡适之、顾颉刚诸先生所倡导的“整理国故”的运动分不开的，而顾先生对他的影响尤大。洪先生生前曾屡次和我提到这一点，绝不会错的。1929年顾先生到燕京大学历史系来担任古代史的教学，他和洪先生在学术上的合作便更为密切了。最值得纪念的是他们共同发现崔述夫妇的遗著和访问崔氏故里的一段经过。最近顾先生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上）一文中曾特别回忆到这一段。他说：

当五四运动之后，人们对于一切旧事物都持了怀疑态度，要求批判接受。我和胡适、钱玄同等经常讨论如何审理古史和古书中的真伪问题。那时我们就靠了书店主人的帮助，找到了这部《崔东壁遗书》。后来我同几位燕京大学的同事在图书馆里找到了崔述的《知非集》，又组织了一个旅行团到大名去采访，看到了他墓碑上的记载，又借抄了崔述的夫人成静兰的《二余集》，崔述的笔记《荍田随笔》。（英时按：原名《荍田剩笔》，顾先生误忆。）

这里所说燕京大学的同事其实主要是指洪先生，因为《知非集》是他在燕大图书馆中发现的，而《崔东壁先生故里访问记》一文也是由洪、顾两先生共同署名发表的。顾先生不提洪先生之名，大概是有所顾忌，而胡先生因为已获得公开的“解放”，所以反而不必避讳了。

洪、顾两位先生恰好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主流，即史料的整理工作。在这一方面，他们的业绩都是非常辉煌的。以世俗的名声而言，顾先生自然远大于洪先生；“古史辨”三个字早已成为中国知识文化界的口头禅了。但以实际成就而论，则洪先生绝不逊于顾先生。洪先生三十岁以后才专治中国史，起步比顾先生为晚，然而顾先生由于早年遽获大名之累，反而没有时间去做沉潜的工夫。所以得失之际，正未易言。最后三十多年间，他们两人的学术生命尤其相差得甚远；顾先生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太大，许多研究计划无法如期实现。例如《尚书》译注的工作，在《古史辨》时代即已开始，60年代在《历史研究》上续有新作，但全书似乎未及完篇。（最近两年发表的，有关《甘誓》、《盘庚》诸篇主要是由他的助手代为完成的。）所以就最后三十余年而言，他的成绩不但赶不上《古史辨》时代，而且也不能与抗日战争期间相比，因为即使在抗战的那种困难条件下，顾先生尚能有《浪口村随笔》之作（后来正式出版的《史林杂识》即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实在不能不令人为之扼腕。对照之下，洪先生在同一段时期里却仍能不断地在学问上精进不懈。洪先生是在1946年春间应聘到美国哈佛大学来讲学的。据他有一次谈话中透露，他当初只打算在美国住一两年，借以补足战争期间接触不到国外汉学研究的缺陷。但是后来中国的政治局势变化得太快，他终于年复一年地在美国住了下来。

从1946年到1980年，洪先生发表了许多分量极重的学术论著。举其荦荦大者，英文专著有《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上下两册，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英文论文有《黄遵宪〈罢美国留学生感赋〉译注》（《哈佛亚洲学报》，卷十八，第一、二号，1955年6月），《钱大昕咏元史诗三首译注》（同上，卷十九，第一、二号，1956年6月）、A Bibliographical Controversy at the T'ang Court（同上，卷二十，第一、二号，1957年6月）、A T'ang Historiographer's Letter of Resignation（同上，卷二九，1969年）。中文论文之较为重要者则有《破斧》（《清华学报》新一卷，第一期，1956年），《再论臣瓒》（同上，新三卷，第一期）、《〈韦弦〉、〈慎所好〉二赋非刘知几所作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下册，1957年5月）、《再说西京杂记》（同上，第三十四本下册，1963年12月）。

凡是读过洪先生论著的人都不能不惊服于他那种一丝不苟、言必有据的朴实学风。他的每一个论断都和杜甫的诗句一样，做到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的境地。但是洪先生晚年最精心的著作则是刘知几《史通》的英文译注。他对《史通》的兴趣发生得相当早，认为这部书是世界上第一部对史学体例进行了系统讨论之作。因此他发愤要把它译出来，让西方人知道中国史学造诣之深和发展之早。前面所列的单篇论文，其中不少便是《史通》译注的副产品；而1969年的A T'ang Historigrapher's Letter of Resignation事实上即是《史通·忤时篇》的译注。由于他的态度认真，不肯放过《史通》原文中每一句话的来历，译注工作所费的时间几乎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记得十五六年前洪先生曾告诉我，他已戒掉了烟斗，要等《史通》译注完成后才开戒。但他究竟最后有没有照预定的计划结束这一伟大的工程，我现在还不十分清楚。希望整理洪先生遗著的人要特别珍视这一方面的文稿。洪先生为了要整理出一个最接近本来面目的《史通》本子，曾进行了精密的校勘工作。除了他以前在燕京大学所校的多本外，近几十年来又广搜各种异本。其中最重要的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乌丝栏抄本（原为明抄本，是最接近宋刊本的一种），和郭孔延《史通评释》（这是最早的注释本，刊于1604年，原藏抗战前日本人所办的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现亦归史语所），以及台北“中央图书馆”所藏的明刊蜀本《史通》。我曾不止一次向洪先生提议，请他整理出一个最理想的校本，分别刊行，以取得与译注相得益彰之效。他表示十分同意我的看法。希望我们能在洪先生的遗稿里发现这样一部完美的校本。

洪先生平素与人论学，无论是同辈或晚辈，绝对“实事求是”，不稍假借。他博闻强记，最善于批评，真像清初人说阎若璩那样，“书不经阎先生过眼，谬误百出”。1958年周法高先生去哈佛大学访问时曾以《颜氏家训汇注》的稿本送请洪先生评正，后来周先生告诉我，洪先生曾指出其中可以商榷之处不下百余条。但是另一方面，洪先生却深受中国“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的熏陶，对古人不肯稍涉轻薄。1954年胡适之先生曾经多次与洪先生为全谢山问题发生争论，书札往复不休，关键便在于洪先生认为胡先生说全谢山吞没赵一清（东潜）《水经注》校本，是一种不应有的厚诬古人。在10月20日一封长信中，洪先生特别强调“罪疑惟轻”的古训；在12月8日一封更长的信中论及赵东潜《接谢山札云典衣得三缗聊助客乏寄谢》诗则说：

谢山之贫，东潜不容不知。三缗虽无济甚事，言谢之诗讵可顿违温柔敦厚之教。业稍读二家书道及彼此之处，止觉彼二人交谊，终始无嫌。彼此征引虽亦间加纠正，总见称是多于言非。盖从他山之攻，转显丽泽之益。此亦儒林佳话，可风来学。

其实洪先生这几封信宅心之忠厚，真足以风今世，学问的深湛尚是余事耳。1973年哈佛燕京社的同仁们发起一个祝贺洪先生八十岁生日的集会。我当时曾写了一首七律为寿。诗曰：

矫矫仙姿八十翁，名山业富德符充。

才兼文史天人际，教寓温柔敦厚中。

孙况传经开汉运，老聃浮海化胡风。

儒林别有衡才论，未必曹公胜马融。

“学际天人，才兼文史”是《旧唐书》刘知几及其他史官列传末的史臣评语；“温柔敦厚”则正是指洪先生的人格修养而言的。末语针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局势而发，所指更是极为明显。1974年我在香港，听说洪先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看报，读到那些毫无理性的“批孔”言论，气愤之至，出来时竟在图书馆大门前跌了一跤，把头都摔破了，几乎因此送命。可见洪先生从小受西方教育，又信仰基督教，但内心深处始终是一位彻底为中国文化所融化了的读书人。

我始终没有和顾先生接触过，但是通过师友们的平常谈话，对顾先生的性情之厚和识量之弘也是十分心仪的。1978年10月在“美国汉代研究考察团”的访问行程中，我们全体团员都希望能见到顾先生，我个人更是高兴有此机缘得偿多年的夙愿。不幸其时适值顾先生因病入医院治疗，不能见客。我曾特别请人转达个人对他老人家的仰慕之意，他也传话希望以后在学术上彼此保持联系。但是想不到我竟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

钱宾四师最近在他的《师友杂忆》中多次提到他和顾先生之间的交谊。宾四师和顾先生先后两度共事，第一次是民国十九年（1920）在北平燕京大学，第二次则是抗战期间在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事实上，宾四师从中学转入大学任教便是由顾先生极力促成的。宾四师说：

余在苏中，函告颉刚，已却中山大学之聘。颉刚复书，促余第二约，为《燕京学报》撰文。余自在后宅，即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而心疑，又因颉刚方主讲康有为，乃特草《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与之。然此文不啻特与颉刚诤议，乃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

文中所说“中山大学之聘”，也是由顾先生推介而来的，这种学术为公的胸襟实在少见。顾先生不但对同辈论学之友虚怀推重，并且对门人后学也汲引不遗余力，绝没有一点“好为人师”的矜持。宾四师又记与顾先生在成都的谈话云：

颉刚人极谦和，尝告余得名之快速，实因年代早，学术新风气初开，乃以枵腹骋享，不虞得名。乃历举其及门弟子数人，曰，如某如某，其所造已超于我，然终不能如我当年受人重视。我心内怍，何可言宣。其诚挚恳切有如此。

我深信顾先生这些话完全发自肺腑，因为这和他平素的作风是一致的。举例来说，顾先生在民国十九年（1920）所发表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是现代中国史学上一篇体大思精的文字。但刊布之后，顾先生丝毫不假自满，一再要友生们表示不同的见解。现在收入《古史辨》第五册中的不但有朋友辈的商榷文字（如钱宾四师、刘节先生和范文澜先生的），而且还有几篇学生的批评之作（如陈槃先生、童书业先生、徐文珊先生的）。可见他的确相信韩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之说。

在这一点上，洪先生也和顾先生有相似之处。胡适之先生为《司徒雷登自传》写序，曾特别推崇洪先生在燕大收集图书、出版《学报》及编纂《引得》各方面的贡献。洪先生写信给胡先生说：

拜读大序，则愧感弥甚。感公惠隆，愧我功薄。图书之收集，多由田洪都、薛瀛白、顾起潜诸君之力。《学报》之校订，几全由容希白、八媛兄妹之劳。《引得》之编纂则尤聂崇岐一人之功。业随诸君之后，虽亦薄贡其微，不过欲稍涤昔年教会学校忽视国学之羞尔。

洪先生晚年对他在燕京大学所培养出来的几位史学家常常称道不止，如齐思和先生的春秋战国史、聂崇岐先生的宋史、翁独健先生的元史、王钟翰先生的清史，都是洪先生所激赏的，其中尤以对聂先生的感情最为深厚。洪先生认为聂先生不但学问好，人品更是高洁。我个人曾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过一个学期，那时系主任正是齐先生；聂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和翁先生的“历史哲学”都是我曾修过的课程。以我的亲身体验而言，我觉得洪先生对他们几位的推许丝毫没有溢美之处，绝不像王渔洋说白香山推重元微之那样，乃出于“半是交情半是私”。

在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上，顾先生和洪先生可以说是代表了史学现代化的第一代。尽管他们都继承了清代考证学的遗产，在史学观念上他们则已突破了传统的格局。最重要的是他们把古代一切圣经贤传都当作历史的“文献”（document）来处理。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不但超过了一般的乾嘉考据家，而且也比崔述和康有为更向前跨进了一步。洪先生治学最严谨，其专门著作中，往往语不旁涉。所以我们不妨专就顾先生的议论来说明这个问题。

顾先生虽然接着康有为、崔适讲王莽、刘歆伪造群经的问题，但他却早已跳出了今文经学的旧门户。他曾一再声明，他只是接受今文学家的某些考证，而并不采取他们的经学立场。因此他坚决地宣布：

我决不想做今文家；不但不想做，而且凡是今文家自己所建立的学说我一样地要把它打破。

换句话说，他的目的与经学家不同，不是为了证明某种经学理论而辨伪。甚至对于崔适的疑古辨伪，他也觉得不够彻底。因此他认为崔氏尚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在顾先生看来，“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这样一来，史学的重心才完全转移到文献问题上面来了。兰克曾说：

在我们把一种作品加以历史的使用之前，我们有时必须研究这个作品本身，相对于文献中的真实而言，到底有几分可靠性。

这就是顾先生所谓“史家的辨古史”的态度了。顾先生“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之说之所以能在中国史学界发生革命性的震荡，主要就是因为它第一次有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所以此说一出，无论当时史观如何不同的人都无法不承认它在史学上所占据的中心位置。语言学派的史家认为顾先生已在中国“史学上称王”，有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甚至马克思派的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卓识”，并说“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在“史料学”或“历史文献学”的范围之内，顾先生的“累层构成说”的确建立了库恩（Thomas S.Kuhn）所谓的新“典范”（paradigm），也开启了无数“解决难题”（puzzle-solving）的新法门，因此才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除了《古史辨》结集为七厚册外，还有无数散在各报章杂志的文字都是在《古史辨》影响之下写成的。文献是史学的下层基础，基础不固则任何富丽堂皇的上层建构都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顾先生尽管在辨伪与考证各方面都前有所承，然而他的“累层构成说”却是文献学上一个综合性的新创造，其贡献是长远而不可磨灭的。把“传说的经历”看得比“史迹的整理”还重要——这是中国传统考证学者在历史意识方面所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度。顾先生并不是从事平面的辨伪，如一般人所误解者；他是立体地、一层一层地分析史料的形成时代。然后通过这种分析而确定每一层文献的历史含义。例如他和童书业先生合写的《夏史三论》，把夏代“少康中兴”的传说推定在东汉光武中兴之后。这个假设是否成立是另一问题，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敏锐观察充分地表现了现代史学的观点。陈寅恪先生考释唐代府兵制前期的史料和《桃花源记》的史源，虽然时代不同，其精神也同属现代的。洪先生的《春秋经传引得序》、《礼记引得序》等篇更是现代文献学研究的杰作。洪先生以《礼记引得序》一文而荣获法国1937年度的茹理安（Stanislas Julien）汉学奖，是完全受之无愧的。

最近几十年来西方的史学观念在剧烈的变动之中。史学与文献（document，广义的文献不限于文字记载，风俗、习惯、法律、制度等都包括在内）的关系究竟当如何，目前已有不同的看法。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哲学家福柯（M. Foucault）认为审订文献的真伪、性质、意义，然后再在这种基础上重建历史陈迹，这已是陈旧的史学了。新的史学则不取这种被动的方式，而是主动地组织文献，把文献分出层次、勒成秩序、排作系列、定出关系，并确定何者相干何者不相干等等。其实这一类的说法，听起来似乎新奇可喜，运用起来却非常不简单。它所针对的主要仍是史学中的主观与客观的问题。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强调史事的内在面和史学家必须重演（re-enact）古人的思想也就是要说明主客如何统一。近二三十年来解释学（Hermeneutics）大为活跃并影响到史学的观念。解释学家与文件（text）或作品（works）之间的关系正和史学家与文献之间的关系甚为相似。所以有些解释学家如包德曼（Rudolf Bultmann）也讨论到怎样了解历史文献的问题，包氏认为无论史学家如何力求客观，他终不能完全摆脱掉自己的观点。他并援柯林伍德的理论为助，以强调对历史文献不可能有所谓纯客观的解释。

就中国史学的传统而言，我们并没有严重的主客观对立的问题。中国史学一方面固然强调客观性的“无征不信”，另一方面也重视主观性的“心知其意”。强调史学必须主动地运用文献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因此而造成一种印象，使人觉得文献学的考订工作完全无足轻重，那将是史学上的一个足以致命的错误了。在解释学方面，近来也有人起而为客观性问题辩护。意大利法制史家贝谛（Emilio Betti）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最大。简单地说，贝谛承认文件的客观性离不开解释者的主观性。但是他特别强调，解释者的主观性必须能透进解释对象的外在性与客体性之中。否则解释者不过是把自己的主观片面地投射到解释对象之上而已。所以在贝谛看来，解释学最重要的第一条戒律便是肯定“解释对象的自主性”（autonomy of the object of interpretation）。

如果我们把贝谛在解释学方面所提出的原则应用到史学方面，我们便立刻可以看出顾先生的“累层构成论”不但肯定了“解释对象的自主性”，而且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解释者（史学家）的主观性已透进解释对象（文献）的外在性与客体性之中，许多古代文献一到了顾先生手上往往都变成了活的材料，这正是因为他一方面严格遵守“无征不信”的信条，而另一方面对于古人的作品则又要求做到“熟读深思，心知其意”的地步。因此主客之间不但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关系，而且往往融成一片。不仅此也，顾先生同时又是在“通古今之变”的史学传统下成长起来的人，他研究古史是和他研究吴歌和孟姜女故事的演变分不开的。前引福柯所谓主动组织“文献”、划清层次、建立系列、确定关系……之类的“新史学”，顾先生事实上已做到了不少。这尤其以他后期的历史作品为然。抗战期间他以边疆少数民族的风尚证中原之古史，在昆明写出了《浪口村随笔》，使许多本来僵死的古代记载获得了新的生命。李亚农氏在谈到五四以后的中国史学，特别是古史辨一派时，就曾说过：

由于弄清楚了许多历史事实，使它有了可能来更具体、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历史，从而把一部分史实或历史形象化了，使过去中国人民的生活得以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读者脑筋中来，从而帮助了读者更具体地去理解业已过去的中国人民的生活。今姑且举两个例来说，当著者读到张荫麟氏的《中国史纲》（上古篇）和顾颉刚氏的《浪口村随笔》原稿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李氏和顾先生的史学观点完全不同，因此他读顾先生历史作品的真实感受也就特别值得注意。

顾先生毕生以《古史辨》为世所知。这里有幸也有不幸。不幸的是很多人以耳代目，认定顾先生一生的工作纯是辨伪。有些人甚至只记得顾先生自己早已放弃的某些错误的假说，譬如说，大禹是条虫。其实顾先生除了辨伪之外还有求真的一面，而且辨伪正是为了求真。他辨伪尽管有辨之太过者，立说也尽管有不尽可信者，但今天回顾他一生的业绩，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

顾先生《古代史论文集》和洪先生的《论学集》不久都将问世。这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史学今后将何去何从，现在自未易言。但是无论史学怎样发展，它永远也离不开文献学的客观基础。因此我们可以断言，顾、洪两先生的著作决无所谓“过时”的问题：它们将继续为新一代的史学家提供学习的范例。

1981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