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的安全问题
食品的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给人类的食品供给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另一方面也将食品置于前所未有的安全隐忧之中。近一二十年,由于间隙性的疾病,诸如“非典”(据专家研究也与食用动物有关)、“禽流感”、“疯牛病”,使人类在饮食上发生空前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大量化学物质、化工产品以及有害物质进入到了食品中,或随着食品进入到消费市场,人的生命和身体受到巨大的威胁,比如“瘦肉精”问题(台湾近期发生的“美牛抗议风潮”),以及名目各异的添加剂加入到食品中,使男性食用后出现女性化倾向,女性食用后产生难以受孕等现象等,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成为最令人民关切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在我国相继出现了“毒奶粉事件”、“工业酒精造酒酿成惨剧”,最近(2011年)世界各地更有“福岛核污染灾难”、“膨大素西瓜事件”、“毒黄瓜风波”、“塑化剂风暴”等等,都让人民真切地感受了食品安全的预警信号。
可以说,即使到了今天,人类仍然没能“战胜自然”;现实反而迫使人类思考这样的问题:“自然能否改造?”在此基础上,这也促使人类做反向思维:自然之道即人类之道,违背自然之道,便是人类之“绝路”。可能越是科学进步、技术发达的时候,越需要提出这样的警示,因为人类在自以为是、自以为大的“科学技术”伟大成就面前昏了头脑。比如在当今的所谓“食物革命”中,转基因食物已经充斥了市场,我们每天几乎都在食用这类食物。食物可以“转基因”吗?就像人类需要反躬自问:人类可以“转基因”吗?如果可以,那还是人吗?所以,即使在今天,我们可能都没有以足够的勇气来正视转基因食品的风险。《食物革命》的作者罗宾斯在“转基因食物”一章的开篇用了这样一段警示性文字:“用转基因土豆喂食的老鼠却显示出一系列不曾预料的和令人担忧的变化,包括肝脏、心脏和大脑变小,免疫系统在减弱。可悲的是,那些老鼠的生长受此影响,有些生了肿瘤,并在食用转基因土豆仅10天后显示出明显的大脑萎缩。”我们习惯性地在相关的科学实验中使用“白老鼠数据”,奇怪的是,其他科研实验的“白老鼠数据”被欣然采用,而转基因食品实验方面的“白老鼠数据”却不被接纳。作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转基因食品巨大的经济利润,导致越来越多的同类食品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
当全球化时代到来,人类的食物安全问题被提到了一个空前的历史高度。在以往相对“孤立”的人群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形态中,哪怕是食品出现了安全上的问题,也只是小范围的局部问题,对人类的伤害程度有限。现在的情形已完全不同,只要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那就可能是全世界的问题,全人类的问题。更大的隐忧还在于,在当代被认为是“阳光产业”之一的生物工程技术,将农业以及食品作为实验对象,加入大量复杂的、专业的、普通人不知道的生化制剂,而使用这些技术的食物被人类食用以后,其风险迄今无法进行全面评估。罗宾斯认为“转基因食物是一个谎言。”这或许有些危言耸听,但却无疑是一个迄今无解的纠结。至少,事实和证据表明,在最近很短的一个时间段里,在世界范围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已经足以令人对转基因食品的未来感到担忧。
如果当代的食物问题还只是局限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对食物多样性丧失的担忧的话,问题似乎还简单一些,而事实上,人类对食物的担忧远比此多得多、大得多。“食物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依据来源于“技术革命”,它比起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技术革命给人类带来的无论是福祉、福音,抑或是灾祸、灾难,都更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极端意义。“技术”原本只是一个中性词,表示一种新的方法和手段的引入和应用。然而,把它引入和应用于食物时,担忧便同时产生。新的食物,比如“反季节食物”破坏了人类与食物所建立起的“生物链”和自然节律,“春播秋收”的概念正在淡化。人们原来在秋天才能吃到的食物,现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它可能使人类身体的惯习性出现紊乱,而且可能大大破坏了食物体系的文化秩序。类似情形似乎还出现于“正—负”平分秋色的价值评估中,然而,现在人们对食物的安全感正在逐渐丧失,这带来人类尊严、自信的全面退化甚至消弭。因为今天的人们已经完全失去对食物的判断能力。更有甚者,在食品的辨别上出现了原本需由专家和专业机构从事的业务,转嫁给普通百姓的趋势——让民众学会掌握辨别食物是否“安全”的无理要求,于是人们只好在完全无助的情况下食用缺乏保障性的食品。而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人们对“良心饮食”的一厢情愿已经越来越显苍白,因为,当新技术与饕餮性的经济欲望结合在一起,食物也就可能成为人类最可怕的“毒药”!
食物的全球化首先面临一个新的“食品伦理”问题。今天,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人类共识,同时人类对“食物多样性”欲望与保护生物多样性间的冲突却在加剧,尽管不少国际环保组织正在致力于各种“合成肉制品”的实验工程,以减少对自然界动物的杀戮,但消费者是否能够接受从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肉制品却是一个大问题。“科学技术化”的食物带来空前的食品安全隐患,比如食品“化学化工化”就是一个例子。有资料显示,市场上的肉类中加入了许多激素,包括赤霉烯酮、酸去甲雄三烯醇酮、黄体酮、睾酮或雄二醇等等,这些类固醇激素可以促进动物生长,促进动物快速增重,与运动员食用的违禁药物一样,对身体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可怕的是,现在的大型养殖场中,这些激素的使用已经达到了100%。疯牛病的例子还在眼前,这是一种可传播的海绵状脑疾病,亦称TSE,在包括人在内的一些动物中都可以传染。得这种病的死亡率是100%。《时代周刊》2001年有过这样的报告:
感染疯牛病是一种可怕的死法。首先是人的情绪大起大落和表情麻木,之后出现幻觉和无法控制的身体动作,最后是进行性痴呆,跟阿尔兹海默氏症一样能彻底毁坏人的意识,而且这种病和老年痴呆不同,它能侵害任何年龄的人群。这种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攻击固定的牲畜,之后跨越了物种的屏障。后来又跨越爱尔兰海和英吉利海峡,使欧洲12个国家的母牛遭受侵害。
至于因为吃了患上疯牛病的牛肉而得病的人的准确数量,目前还无法计算。2000年,《新科学家》发表了牛津大学传染疾病流行病学威尔康姆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说最终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50万。专业科学家喜欢用“科学”吓人,但这一次在食品安全上,人类真的被吓着了。有意思的是,中国食品也被《科学》用作“反面例证”,邵京教授的《证与症:食品安全中的科学与文化——以美国“中国餐馆综合症”为例》一文中详细介绍和分析了以中国饮食为目标的所谓“中国餐馆综合症”。这一“症状”的表现特征是:头痛、浑身乏力、颈背双臂麻木、心悸等。最早披露这一病症的是《新英格兰医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而真正让这个“发现”医史留名的正是《科学》(Science)杂志。这种“科学”混迹“谣言”与“症状”的例子迄今为止仍令人难以作出判断,它究竟属于医学问题,食品伦理问题,政治问题抑或“综合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