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的全球化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食物全球化”呈现加速的趋势。人们要从餐桌上的食物中寻找到它们的来源和轨迹已经不容易，饮食中已经渗透了太多的因素。我们在巴黎、在纽约的中餐馆吃的中国餐饮，也已经与来自它们故乡、祖地的“原汁原味”差异甚大了。中国人在外国吃正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通过饮食的“舌尖上的文化记忆”提醒、品味一种惯习性认同。今天的食物穿梭于国界、民族、区域、社区之间，成为交换和交流的产物；与移民、侨民、游客的世界性游动图景相得益彰，共同实践着一种全新的共享属性——移动性（mobility）。当我们遇见在外观上与我们一样，却操着流利英语、法语的“华人”，我们习惯上称他们“美藉华人”、“法藉华人”。这些华人、华侨，尤其是第二代、第三代发生了所谓的“在地化”。他们对食物的口感、口味已经发生变化，很自然地，食物的选择也会根据这种变化发生改变。特定人群在饮食上的忠诚度，甚至他们的胃口也在发生改变。

“全球化”意味着更大范围、更快速度的社会化移动和变化。新的移动属性带给人们的远比人们想象的多得多。一方面，我们分享移动性带来的方便和自由；比如在饮食上，中国人可以在世界各地尝到来自祖国的餐饮。特别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全球化的加速，也带动了地方性、区域性农业系统的全球化交流的进程。食物呈现出全球化“移动”的景观，致使食物加速成为一种特殊的全球性物化的消费品。另一方面，快餐食物的优势已经在人们争论声中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麦当劳化”食品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悄悄地潜入人们的身边。人们可以表示厌恶，却无法因为厌恶而有所作为。人的无助在于无法左右时代的价值体系，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语境，任何个人、民族、族群无不深陷其中。就像我们今天埋怨、却不得不食用完全陌生的“转基因食品”，人们担心食用了这些食品对身体和健康的伤害，但更多的却是听到食品科学家们的安抚声音，信誓旦旦。

在一些学者眼里，食品的“麦当劳化”已经成为食物全球化的一个缩影，与诸如“迪斯尼”、“好莱坞”等现象一并被视为“再殖民”（re-colonization）。在这方面，法国人是敏感的，或许出于对“法国大餐”的自我保护，或许是出于简单但却与生俱来的惯习性忠诚，他们集体性地抵制美国文化的全球化扩张。与对待“麦当劳”、“好莱坞”的态度一致，迪斯尼乐园在巴黎的出现，被一些法国人认为是一种“再殖民”。而东京的迪斯尼乐园的建设就拒绝完全按美国的迪斯尼模式建设的要求，在很多地方加入了日本的“地方特色”，甚至连厕所都具有“东方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化特色是对“文化全球化”话语的一种抗拒和自我保护。虽然从目前的情势看，食品的“麦当劳化”对我国的饮食还达不到根本性威胁，但对青少年的诱惑以及可能形成食物“口味”的代际性变化值得进行估量。因此，对于当代中国饮食的全球化过程，即“食品的中国化”（“食品的中国化”可以认为是一个民族国家背景下的“想象性”概念），尤其是“地方化”便成了一种保持中国饮食的世界性对话权力、保护中国饮食传统的对应策略。

“中国制造”已经成了当下我国步入全球化时代中国产品在全球盛行的全面性事实，也因此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政治问题。人们可以将这种“中国制造现象”理解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舞台全面回归的东方身影和东方形象，它是对自1949年以来我国“自我封锁”和“被封锁”历史延续的表述，也是中国经济，包括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行为在世界舞台上的实质性展示。毋庸讳言，其中也包括用工低廉、价格低廉、产品低廉，当然，也可能存在着品质低廉等中国式初级经济生产形态的特点，甚至夹杂着包括制假、贩假的不良现象。“中国制造”所制造的经济奇迹已然成为一个中国形象、中国名片和中国符号。在这一品牌中，饮食无疑属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方式，外国人不仅把享受中国饮食作为认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以此为模式进行应对，甚至模仿。2011年8月2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一篇具有些许喜剧色彩的报道，题为“‘美国制造’筷子大量对华出口”：

由于中国筷子严重短缺，一家美国公司已经开始向中国出口筷子。位于美国南部的佐治亚州筷子生产公司目前每日生产200万套该种中国传统食具。公司现在每天24小时运作，以满足市场需求。这家公司希望到年底可以实现每天出口1000万双筷子。每双筷子均带有“美国制造”的标签。每双筷子的生产成本还不到1美分，这些筷子目前正销往中国的超市。工厂的工人苏珊·怀特说：“我的想法和别人一样，在美国到处都有‘中国制造’的东西，你会想，不知道在中国能不能看到‘美国制造’的东西。”

这则短消息所反映的问题虽然非常简单，却很有趣。“筷子”不独成为中国的一种特殊的表征，也成了美国人看待中国的一种感性直觉和心理投射。“中国制造”的食物与“美国制造”的筷子形成了一种对视的景观——全球化悖论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