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地与经验地把握乡土中国

1953年11月20日《河南日报》发表了李准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被《人民日报》于1954年1月26日转载，25岁的李准因此一举成名。《不能走那条路》描写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农民转变观念和立场的故事。宋老定作为一个翻身农民，却时刻想着发家致富，他起早贪黑，目的是把家搞得像过去的富农那样。他甚至不惜乘张拴危难之时买他的地，最后他在地头看到自己的老朋友张拴他爹的坟而发现自己的错误，终于意识到“不能走那条路”，从而放弃了过去发家致富的梦想。这篇小说在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开始时发表，非常及时地反映了农村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农民依然眷恋土地，梦想在过去的传统社会模式中发家致富。这说明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多么重要。“不能走那条路”的理由在当时看来是不言自明的。正如小说中的张栓他爹的坟所象征的一样，中国农民如果想要回到旧社会，就会有苦难在等着他们。这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经典叙事模式：历史在其开始时，结论已经摆在那里，那就是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篇小说概念明晰，叙述简洁，人物的社会属性分明，以阶级和路线论善恶，“政治上正确”决定了人物的命运归属和情感状态。

1960年，李准发表《李双双小传》，很快被改编成电影《李双双》。作品描写一个农村妇女在大跃进中如何积极踊跃“办食堂”，通过妇女的崭新的精神面貌来歌颂大跃进。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并非是对当时的意识形态的简单演绎，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具有感染力。现在有不少学者试图在“重写文学史”的框架下，重新解读一些当年的经典作品。例如，有些学者认为《李双双小传》包含着很深刻的“妇女人权的历史内容”，小说的题旨在于表现大跃进中妇女人权、地位和精神的解放等方面：“李双双的形象融合了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凸显了其勤劳善良、豪爽泼辣的个性。她身上既有现实性的成分，又有理想化的色彩，是一个在社会变革过程争得了平等地位和独立人格的农村青年女性的典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解放历程。”另外有些学者试图从艺术上来论述这部作品的意义。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从“民间”与“潜在写作”的角度，来论证当时的文学作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溢出。这种看法没有把文学与政治简单等同起来，是值得肯定的。文学总是有一种超出时代政治决定性的力量，否则，就无法作为文学存在下去，而且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次的文学运动，因为文学始终不能完全被政治规驯。实际上，毛泽东本人也在努力寻找民族性的表达方式与风格，他设想有一种中国的民族风格与社会主义革命文艺完美结合的作品。如果放在现代性的框架中去理解的话，正是现代性巨大的断裂，和革命所造成的巨大社会伤痛，需要一种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来抚平与安慰。民间性的艺术，本质上也是对革命的一种美学补充，革命引发的剧烈的社会冲突和创伤需要这样的抚慰品。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1958年6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周立波早在解放区时期就以《暴风骤雨》而闻名。1954年底，他回到家乡湖南益阳农村安家落户，体验生活，参加了合作化运动，《山乡巨变》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这部小说分为正编与续编，前者描写县委办社干部邓秀梅带领基层干部办起了常青农业生产合作社，反映了初级农业合作社兴办的过程；续编描写常青合作社转入高级合作社后的生产生活情况，反映了高级合作社给农村带来的深刻变化和新的精神风貌。这部作品描写的时代背景是1955至1956年间，当时正值邓子恢要收缩农业合作社，被毛泽东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当时政治的需要，反映合作化运动给农村带来的新生机。作品也包含了一个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结构框架，如以邓秀梅为首的坚持走合作化道路的革命阵营与暗藏的阶级敌人龚子元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主线，但作者并没有刻意去写两条路线斗争，相反，他花费了相当多的笔墨去描写那些落后的“中间人物”，或者说右倾分子。周立波曾表述过自己的创作思想：“创作《山乡巨变》时，我着重地考虑了人物的创造，也想把农业合作化的整个过程编织在书里。我这样做了，不过是着眼有远有近，落笔有淡有浓，考虑到运动中的打通思想个别串连，最适合于刻画各式各样的人物，我就着重地反映了这段，至于会议、算账，以及处理耕牛、家具等等具体问题，都写得简明一些。……合作化运动是一个全国性的规模宏伟的运动，上自毛泽东同志，下至乡的党支部，各级党委，全国农民，都在领导和参加这个历史性的大变动。清溪乡的各个家庭，都被震动了，青年和壮年男女的喜和悲，恋爱和失恋，也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和运动有关。”他虽然相信土改和农村合作化运动等一切社会主义革命行为，但作品还是具有相当的文学性。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的首要意义在于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历史面目的话，那么，周立波还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当时的部分现实，依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来写农村正在发生的变革。也许是因为作者回到家乡的缘故，又带有客居的成分，这使他对家乡湖南的自然风光带有特殊的情感，过多的自然风景描写，优美的抒情笔调，使小说具有一种审美氛围。

柳青的《创业史》一度被认为代表了5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柳青为写作《创业史》，在长安县皇甫村住了十多年。现在的人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作家为写作，是如何呕心沥血。他们确实是在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要他们不关心现实，不面对现实写作都不可能。他们不是生活在现实之外，也不是生活在文本化的文学传统中，而是在大历史之中。如果因此认为中国这些投身于现实斗争的作家们只是土包子，那也错了。柳青自幼聪慧好学，十四五岁就读了《共产党宣言》、《少年漂泊者》、《反正前后》、《西线无战事》等不少书籍，参与学潮斗争。初中就学习英文，据说一年多后，就可以读英文原著图书。后又自学俄文，一边介绍苏联文学，一边开始自己写作。在学校经常写散文、诗歌，翻译外国短篇小说，不时有作品在报刊上发表。

柳青一度担任过基层干部，曾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主管农业互助合作工作。1953年3月，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职务，定居皇甫村，专门从事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写作。柳青的文学创作，可谓是社会主义农村革命与建设的有机部分：1960年4月，柳青将《创业史》第一部10万册的稿酬16065元，捐给王曲公社做工业基建费用；1961年开始写《创业史》第二部时，他向中国青年出版社预借5500元稿费，为皇甫村支付高压电线、电杆费用。柳青为写作长期生活于艰苦之中，身体遭受病痛折磨，62岁那年因病去世。

《创业史》目前有二部三卷，最有影响力的当数第一部，该小说最早在《延河》1959年第4—11期上连载，196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77年6月中青社出版《创业史·第二部上卷》,1979年6月出版《创业史·第二部下卷》。这里主要讨论第一部。

到现在为止，柳青的《创业史》依然是最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特色的作品。作者原打算全面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互助组写到高级社，但并没有完成这个宏伟的计划，现在看到的《创业史》，只是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上卷及下卷的前四章。我们今天可以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为现实建构时代想象的作用意义上，来理解其独特的艺术特色。

第一，文学回答现实的紧急问题。

这部小说描写了渭河平原下堡乡蛤蟆滩互助组的建立和发展历程。有文学史著作认为，这部小说反映了当时农村存在着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产生的矛盾冲突，由此来揭示农村开展互相合作运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表明了中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作者用在蛤蟆滩发生的故事来概括了中国农村的普遍问题。经历过土地改革，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远未完成，这里交织着新旧两种习惯，两种势力的矛盾冲突。小说尤为深入地描写了梁生宝父子在旧时代生存创业的艰辛与惨败，揭示只有共产党创建的新社会才会给贫苦农民指明一条生路。这一情节也喻示着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赵树理的小说特征之一是回答现实问题，但他的问题是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都是一些具体实际的问题；柳青要回答的问题则具有历史宏伟的指向性，即中国农村向何处去。柳青后来解释说这部小说正是要说明这样的真理：“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是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长期以来，这种思想主题被文学史编纂者理解为“主题的历史深度使小说获得了内容的史诗性”。

从小说叙事上，也可以看出作者以开阔的视野突出显示了现实主义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小说抓住主要矛盾，设计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以此为主线索，来展开具体事件所包含的矛盾冲突。小说展开了一个较大的生活画面，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中国社会引起的深刻变化，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表现，不只是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涉及对城市私营资本改造，深刻而剧烈的社会变革，对不同阶层的人造成的巨大冲击。每个人都被卷入了社会革命运动，在更多的时候，小说描写那些运动中的人们对命运与前途的迷惘与绝望，这是对那个时期颇为真切与深刻的呈现。如果不过分追究作者认同的立场观点，这部小说无疑展示了过渡时期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动及其内在矛盾。

柳青以他在农村的实际工作和对中国农村的深入了解，写下这样的作品，回答了当时中国农村走什么道路这样的紧急而重要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独特经验，它关注的不是个人的内心情感，而是一个民族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历史选择。只有从社会主义文学如何为现实创造政治想象这一角度来理解，才能把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意义。

第二，塑造观念化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这部作品在艺术上受到争议和赞扬的方面主要在于它的人物塑造。梁氏父子是主要人物，也是塑造得最成功的典型形象。梁生宝被作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来塑造，他是一个吃苦耐劳、有政治觉悟和理想的新一代农民的代表。作为一个朴实的农民，如果除去他身上被意识形态想象贴上的光彩，在大多数情形下，这个人物被写得很丰富生动。事实上，在当时的理论界，开展过讨论是否可以写“英雄人物的缺点”问题，占据压倒性的理论观点的，认为还是不能写。在这种理论规范下，英雄人物被拔得太高，它只以符合政治概念的标准而成为完美的人物。像梁生宝，他身上汇集了中国传统农民的所有美德，也概括了新时代农民成长的全部进步因素，实际上是典型的“史诗式”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梁生宝的英雄主义品格与当时农民的觉悟，与绝大多数农民在当时的表现无法相符。理解这种人物形象，无法从它是否“真实”、是否可信去理解，只有“历史地”理解才能体会到它的美学意义。

第三，关于中间人物与现实主义的多面性。

相比较而言，梁三老汉这一形象显得较为真实可信，因为没有那么多附加的意识形态意义。这个勤劳耿直而又被旧有习惯支配的老一代农民，更习惯生活于小农经济的氛围中，他并不理解儿子梁生宝走合作化的道路，也无法使自己相信合作化会带来好处。梁三老汉也尝到了新社会的甜头，这使他可能贴近党和政府。在当时，梁三老汉的形象被作为“中间人物”来理解，认为在他身上反映了农民依然保留的小农经济思想，他们对私有制的依恋。现在看起来，正是这些落后的“中间人物”身上反映了一定的生活真实性。

关于《创业史》展开过热烈争论，焦点集中在梁生宝和梁三老汉形象塑造问题上。关于梁生宝，当时的主要观点认为，他的身上体现了时代光辉的思想和品质的先进性，揭示了农村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用革命理想照亮了社会主义农村的前途。关于梁三老汉形象的争论，倒是微妙地反映出那个时期文学评论试图表达的对文学性的关注。在当时深入探讨“中间人物”问题的研究者有严家炎先生，他在《谈〈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的形象》等多篇文章中，强调梁三老汉形象的艺术价值。关于《创业史》中的“中间人物”的争论，在当时是一个影响较大的话题，由此可以看到，在政治规范之下，文艺理论与批评依然试图有所突破。

柳青描写的梁三老汉形象更多地注入了他对农村现实生活的体验，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他的实实在在的经验出发。梁三老汉的形象代表了那个时期农民对土地的深刻眷恋，他们朴素的生活态度。中国革命所携带的那么庞大的思想观念，中国农民从来就没有理解，也不可能理解。对于农民来说，能过上好日子，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子，这就是生活的全部。

第四，小说叙事的生活伦理及其丰富性。

这部小说作为农村题材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这一旗号下，在艺术上还是有它的突出之处。小说对人物行为描写的生动与心理刻画的细致结合得比较到位，精炼而准确，显得很有生活质感。同时，小说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不仅体现在梁生宝、梁三老汉身上，就是对次要人物，如对梁秀兰与杨明山恋爱中的心理刻画也很见特色，显得层次分明而细腻。通过改霞来体现当时的城乡矛盾，也非常真实地表现了中国农民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不同抉择。就是通常作为反面形象的姚士杰和素芳，也写得很有意味。姚士杰虽然也有一点反面人物通常有的脸谱化的痕迹，例如，他在道德上是被贬抑的，但他试图重新发家致富的勃勃野心，他作为一个庄稼好把式的那种自信，他对周围人的洞察，对共产党干部的复杂心理等等，都刻画得细致入微、淋漓尽致。读读素芳到姚士杰家帮工的心理微妙变化，就可以看出柳青的笔法确有不俗之处。素芳在磨房磨麦子，姚士杰翻墙入内把她强奸了，在素芳从害怕到期待的转变中，可以见出柳青把握人物心理层次的细腻笔法。虽然，社会主义革命文学总是贬抑并驱除这类女性形象，把她们作为唯一的欲望话语表达的符号，但同时又总是能把她们的肉身和魅惑写出来。在被道德贬抑的同时，她们也获得了在小说叙事中存在的位置。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学评论中，姚士杰和素芳的形象是被放逐和遗忘的，他们略微的脸谱化，却压抑不住他们身上的活生生的肉身气息。恰恰是这类人物显现出了那个时期少有的肉身欲望，今天看来，姚士杰和素芳甚至比梁三老汉还写得更有活力。

这部小说与当时其他作品相比，在叙事上显示出一种丰富的力量。作者把抒情性描写与对现实的反思性评价结合起来，使得叙事要素显得相当丰富，也可以见出作者想要理解历史与现实的愿望，使作品更显出一种思想的厚重。尽管今天看来，那些反思有概念化的倾向，但在当时，小说具有这样丰富的元素，和视点多元展开的立体感，无疑还是跃进到了一个高度。

总之，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来设计小说叙事结构，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要求，也是中国的现代性政治激进化在文学上的表现。现实主义的典范之作，也是“历史化”的理想之作。尽管我们会看到政治在这部作品中的概念化倾向和负面的影响，但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这样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典型化作品。如此概念化的文学观念可以如此有效地展开历史实践，这本身足以说明中国的现代性激进化强烈地要从文学那里找到自己的幻象，那是一种召唤，也是一种自我认同。文学为激进化的革命想象提供了充足的范本和必要的抚慰。在强大的历史愿望与真挚的生活书写之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创业史》这种作品中建立起了自身的独特经验。这是一种迥异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小说的经验，也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经验显著不同，如果不结合中国走过的激进现代性的历史道路去理解，我们就无法给予它同情式的理解和有深度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