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北平地下电台

方亭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先后在北平建立了三处地下电台，它们分别设在东城帽儿胡同2号，报务员赵振民；东城洋溢胡同36号，报务员艾山；宣武门外西草场12条，报务员王超向。

城工部长刘仁同志从抗日战争后期就准备在北平建立地下电台，经过几年运筹，赵振民台1947年5月与城工部电台开始通报。地下电台由地下学委秘书长崔月犁领导，李雪负责技术指导和日常管理。

1948年春，刘仁同志来电通知，敌人每天出动十辆载有仪器的吉普车在北平城内进行流动侦察，要我们特别提高警惕，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电台保护好。

保证电台的安全是地下电台第一要务，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对付敌人：

建立三处电台。万一一处电台出现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还有其他电台可以坚持工作；电台在一个地方不能时间过久；工作量不大时，三处电台轮流作业，开机时间互相错开。

电台的波长、呼号经常更换。

译出的收发报一律密写，用米汤或面汤写在纸上，用碘酒一擦，字迹就显示出来了；

所有电台工作人员，尤其是报务员、译电员不参加群众活动，不去公共场所，不上影剧院，不看进步书刊，断绝一切社会关系；三处电台不发生横向关系，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不知道彼此的住址和姓名；

来往电报内容、除了译电员外，其他人都不允许知道，李雪也不例外。

1948年9月，刘仁同志指示地下电台要做好一切准备，配合我军解放北平。

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打响，我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切断了平津交通线。敌人在城内搜捕、戒严、停电更加频繁，在此情况下，电报就成为我们向上级汇报敌情主要的联系手段。作为译电员，我每天两次在不同的胡同内与交通员交换电报。

由于形势日趋紧张，地下电台的工作量日增。为了加强译电力量，12月初，刘仁同志派译电员何钊进城。接着，为了减少电报中途往返，根据特殊形势需要，组织决定打破报务员与译电员不能见面的规定，命我搬到艾山台去住。王超向台已于10月撤销，并入艾山台。

12月中旬的一天，我告别了我的掩护人西城武定侯胡同27号的钱老伯一家，骑上自行车，直奔洋溢胡同。进入院中，艾山从屋里迎出，一看是我，惊喜地说：“原来是你呀！李雪不告诉我是谁，我还向他打听来的什么人，脾气秉性怎么样呢！”

到洋溢胡同来，我就是到了家。因为我和艾山从小一起在香山慈幼院长大，是多年的同窗好友，又一块从北平幼稚师范学校到根据地参加抗日；我的母亲也为革命做工作，组织上派她作为艾山的掩护人，这次与分别近5年的母亲团聚了，心里特别兴奋！

西单商场北墙外有个卖香烟糖果的小摊儿，曾是电台交换站，我到那里取送过电报。现在，摊主人吴老头（吴宽德）也到洋溢胡同来给我们做饭。报务员王超向在电信局工作，每天早晨到艾山台来上早班；交通员张彬天天来取送电报，原来彼此不知姓名的同志欢聚一堂，一个战斗的小集体组成了，大家甭提有多高兴了。

何钊进城后，住在东城腊库胡同49号李雪父母的家。我住到洋溢胡同后，每天到那里与何钊一块译报，早去晚归。

每到腊库49号门外，只要看到墙头露出的竹竿上挑着灯笼，就知这是平安无事的标志；如果纸灯笼不见了，就是报警信号，不过，这种信号没有出现过。

那时，每晚8点，北平就全城戒严，大街小巷一片漆黑。一天，我出门动身晚了，快到戒严时间，还没回到家，家里人急得团团转，以为我出事了，艾山把收发报机装进提箱准备转移。这时，我正好进门，大家心上的石头才落了地。

鉴于此事，组织上决定，让我在家里工作，以后不再外出上班，这样收发报、译报也可以就近连续作业，何钊也到离腊库不远的帽儿胡同赵振民台去上班。

译电员使用的密码，是刘仁同志与何钊等人共同苦心研究制定的，译电时，有一系列操作程序，电码本是公开的四角号码字典。

我搬到洋溢胡同后，电台与解放区电台的联络增加到每天三次：早8点、晚8点、夜里2点。我每天夜间都要工作，工作完毕，我就将四角号码字典和乱码表藏进沙发靠背下的缝隙里。

为了减轻收发报时的滴嗒声，艾山把机器放在床上，下面垫上棉被，在床边坐小板凳上收发报。工作完，她再把收发报机藏起来。

刘仁同志要求电台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因此，北平解放前的两三个月是地下电台工作最紧张的时期。

平津战役打响后，电台几乎每天都发出敌人军队调动、军用列车的数量、去向等有关情报。由于我译发此类电报特别多，所以敌人第16军、第35军、第92军、第94军等番号，张家口、新保安、南口、昌平、廊坊、丰台等地名的电码，我差不多都背下来了。

解放军准备攻城，地下党接受一项任务，即对北平的各城门及城墙的位置、高度、厚度进行详细调查，再把数据发往解放区。

在解放大军重重包围之下，北平守敌企图留一条逃路。1949年1月，在东单抢修了一处简易的机场。我军向该机场炮击，但命中率较低，于是，地下党派人直接观察每一发炮弹的具体落点，然后通过地下电台及时报告，我炮兵逐渐校正，终于用炮火封锁了机场。

1948年12月初，我军与傅作义的和谈开始启动。这一年的上半年，在刘仁同志的部署下，地下党对傅作义周围的关系开展工作，联系了傅作义的一些亲近人物，如傅的老师刘厚同、傅的老同事“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傅的联络处处长李腾九等，还有傅的女儿地下党员傅冬菊，他们在和谈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傅冬菊，对傅作义在和谈期间的动态、情绪变化，具体到徘徊观望、怎么睡不好觉，如何在屋内焦虑地踱步，甚至急得把火柴棍放在嘴里咬等等细节，都及时作了汇报，这些信息都由电报传递出去。

聂荣臻司令员每天都到城工部看电报，他说：“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它对我军作出正确判断，下定决心，进行正确部署是有重要作用的。”

北平城内听到的隆隆炮声逐渐稀疏，这时，城工部的电报都发自距离北平城不远的通县。我们知道北平解放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1949年1月29日晚9时，艾山与城工部通完电报后，对方报务员刘文昌用英文打出了“请注意，明天‘老头’（城工部同志对刘仁同志的亲切称呼）到你家看望”的信息。艾山不敢相信，又请对方重复了一遍，得到确认后，高兴得一下从小板凳上摔到了地上。这一令人惊喜的消息也使激动万分的我们一起朗声大笑起来。

胜利来得真快啊！第二天，刘仁同志果然乘坐吉普车特地到洋溢胡同来看望我们。一口老北京话的司机肖田笑问艾山：“小姑奶奶，你还活着呢？”

在北平解放的欢庆声中，地下电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三处电台没有发生任何问题，这在敌人严密监测下的大城市是不多见的。

现在有些影视剧中的地下电台充满了浪漫色彩，出现许多惊险镜头，违背了地下电台的真实。如果出现惊险，被敌人发现，这是地下电台的大忌。千方百计保护电台安全正常工作，电讯联络畅通无阻，这才是我们的职责。地下电台的工作确实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我们行动小心谨慎，恪尽职守。我们的工作是严肃的、平凡的，生活也是简朴的。

洋溢胡同的住处是组织上连带家具一起购置的，原为国民党一空军飞行员的新婚新居，新翻修的敞亮的房屋，一律西式家具，摆设得也很漂亮，俨然是个富裕家庭，起了掩人耳目的作用。

但是，我们过的是紧日子，家常菜是黄豆咸菜，穿的衣服有的是借来的，吴老头放在自己屋子里的香烟糖果不许我们动，说这是公家的。直到北平解放后，一些同志到洋溢胡同来，在哄闹中，吴老头的宝贝才被瓜分了。

1949年3月，地下电台的同志陆续走上新的岗位。我把外衣、自行车送还给钱老伯的女儿。我从解放区到北平后，因为工作需要，李雪曾配给我一块进口表，看着走动着红色秒针的漂亮手表，爱不释手，但是按照规矩，把它和金戒指一起上交了。

现在，洋溢胡同的旧址耸立着高楼大厦，报务员王超向、交通员张彬也已告别人世，但62年前那一段特殊岁月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